顾亭林顾亭林祠和顾亭林

广内有好几处文保单位。著名的是报国寺和顾亭林祠。两处在一处，顾亭林在庙里住过，为纪念和祭祀这位先贤，他住过的房子改建成祠堂了。祠堂1843年建成，到现在也快200年了。

顾炎武，汉族，江苏昆山市人。生于明朝万历41年（1613），死在清朝康熙21年（1682）。顾家是昆山望族，世代为官。顾炎武和黄宗羲、王夫之并称三大儒，顾家宅院旁有“亭林湖”，被尊称为亭林先生。世受国恩，忠于明朝，至死没有归顺清朝，不忘初心，坚持始终。年轻时参加反抗清朝的武装斗争，失败后，变卖家产，辞别故乡，漫游南北，没有再回来。此后20多年，孑然一身，走遍山东、河北、山西、河南，“往来曲折二三万里，所览书又得万余卷”（《亭林佚文辑补·书杨彝万寿棋（为顾宁人征天下书籍启）后》），结交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晚年，居陕西华阴。

清朝当局多次拉拢，都被拒绝。康熙十年（1671年），被邀修《明史》，顾炎武不去，说“非去不可，就只能学屈原（自杀）了！”。康熙十七年（1678年）， 开博学鸿 辞科，招顾炎武，他连着写三封信给推荐他的人说“耿耿此心，终始不变”。康熙十八（1679年）开明史馆，请他，顾炎武以“愿以一死谢公，最下则逃之世外”回拒。康熙十九年（1680年），顾炎武夫人死于昆山，他作诗说“地下相逢告父老，遗民犹有一人存。”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正月初四（2月10日）在山西曲沃韩姓友人家，上马时不慎失足，呕吐不止，初九（2月15日）丑刻卒，享年七十。

顾炎武学问渊博，著作丰富，至少留下 50 多种书，如《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音学五书》、《韵补正》、《亭林诗文集》等,他对经史百家、国家典制、郡邑掌故、天文仪象、水利河漕、兵农田赋、经济贸易等都有研究。

他读书研究写作，有明确目的：学以致用。他说过“君子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就是说做学问第一认识真理（明道也），第二对社会国家有益（救世也）。不然的话堆砌华丽的词句，浮夸空泛，有什么用呢（亦何益哉？）。顾炎武主张作品应为“经术政理”服务，认为“文须有益于天下”（《日知录》），“故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指、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与人书》三）。反对一切阿谀、剿袭及无聊的应酬文字，提倡严肃认真的写作。

在《日知录》中，他明确地宣布写作目的：“意在拨乱涤污，法古用复，启多闻于来学，待一治于后王”（《文集》卷六），并强调“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文集》卷四）。顾炎武提倡“利民富民”。认为，“今天下之大患，莫大乎贫”（《文集》卷一），所以“有道之世”，“必以厚生为本”（《日知录》卷二），他希望改变百姓的穷困，能够“五年而小康，十年而大富”（《日知录》卷二）。他不讳言“财”“利”。他说：“古之人君，未尝讳言财也。……民得其利，则财源通而有益于官；官专其利，则财源塞而必损于民。”（《日知录》卷十二）

关键在利民还是损民，是“民得其利”还是“官专其利”。他认为自万历中期以来，由于“为人上者”只图“求利”，造成“民生愈贫，国计亦愈窘”。他主张实行“藏富于民”，“善为国者，藏之于民”。这样，是处理“本末”的正确方法（《日知录》十二）

他说：“自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而人之有私，固情之所以不能免矣。……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此所以为王政也。”（《日知录》卷四）这就把人之有私看作是完全合乎情理的现象，并且认为“用天下之私，以成一人之公而天下治。”（《文集》卷一）他的这种利民富民和“财源通畅”的主张，以及对“私”的肯定，和把私合成公的观点，之前没人提过。

顾炎武做学问，是要“明学术，正人心，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事”。他批评空谈心性论调，反对雕琢辞章的无用之学，倡导“博学于文”、“行己有耻”的学术理念。主张以“修己治人之实学”，代“明心见性之空言”，强调学问不仅要修诸身心，更要达于政事。是“坐而言，可起而行”的实用之学。 不能博古而不通今，论史而不议政，

顾炎武注重人格修养，“礼义廉耻，是谓四维”；“博学于文，行己有耻”。认为对社会历史的探讨和素质养成，同样重要；还提倡“利国富民”，认为“善为国者，藏之于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观点，更是深入人心。顾炎武一生读书不辍。漫游途中，骑在驴上，手拿书本，看书背书。两匹马驮着书籍相随。每到一处，搜寻能找到的书籍，随时和遇到的人交谈。调查了解当地历史变迁、风土人文。

后人对顾炎武有很高的评价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曾说：我生平最敬慕亭林先生为人……但我深信他不但是经师，而且是人师。

郭英德（《明清文学史讲演录》）：作为“人师”的顾炎武，在道德理想和文化实践两方面，都为后代读书人树立了不朽的人格典范。

现在的顾亭林祠是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由翰林院编修何绍基、张穆等人集资修建的。鸦片战争（1840）后，国家贫弱，人民困苦。有识之士，急于寻找富国强民的办法，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口号，激励人们的爱国情绪。何绍基、张穆发起修顾亭林祠，用以鼓舞舆论，聚集救国爱民的力量。祠堂建成后，每年春秋两季和顾炎武生日，都举行祭奠。大约到民国十年以后才停止。1921年重修，民国大总统徐世昌撰写祠记，刻在祠内东廊下。民国二十三年顾祠曾被报国寺知行中学占用，经与当局力争，将享堂、佛殿、碑亭各三楹及西房一间存顾氏遗物，由顾祠保管委员会保存。解放后先后由粮食部、高榕金属厂使用。九十年代初腾空，报国寺和顾亭林祠大修，2008年修了新的顾亭林祠门楼，和原有的差不多，好像稍矮一些。匾改成石头的了，字改成楷书，从左向右排列:顾亭林祠。门上加了两个"门簪"，门框下边多了一对石墩，比旧时的门气派得多。楷书比篆书容易认，顾亭林比顾先生明确（原来的匾是篆书，砖刻“顾先生祠”），姓顾的多了，指名道姓就不会含混。顾先生应该高兴:终于自立门户，而且提高了知名度。和顾亭林

广内有好几处文保单位。著名的是报国寺和顾亭林祠。两处在一处，顾亭林在庙里住过，为纪念和祭祀这位先贤，他住过的房子改建成祠堂了。祠堂1843年建成，到现在也快200年了。

顾炎武，汉族，江苏昆山市人。生于明朝万历41年（1613），死在清朝康熙21年（1682）。顾家是昆山望族，世代为官。顾炎武和黄宗羲、王夫之并称三大儒，顾家宅院旁有“亭林湖”，被尊称为亭林先生。世受国恩，忠于明朝，至死没有归顺清朝，不忘初心，坚持始终。年轻时参加反抗清朝的武装斗争，失败后，变卖家产，辞别故乡，漫游南北，没有再回来。此后20多年，孑然一身，走遍山东、河北、山西、河南，“往来曲折二三万里，所览书又得万余卷”（《亭林佚文辑补·书杨彝万寿棋（为顾宁人征天下书籍启）后》），结交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晚年，居陕西华阴。

清朝当局多次拉拢，都被拒绝。康熙十年（1671年），被邀修《明史》，顾炎武不去，说“非去不可，就只能学屈原（自杀）了！”。康熙十七年（1678年）， 开博学鸿 辞科，招顾炎武，他连着写三封信给推荐他的人说“耿耿此心，终始不变”。康熙十八（1679年）开明史馆，请他，顾炎武以“愿以一死谢公，最下则逃之世外”回拒。康熙十九年（1680年），顾炎武夫人死于昆山，他作诗说“地下相逢告父老，遗民犹有一人存。”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正月初四（2月10日）在山西曲沃韩姓友人家，上马时不慎失足，呕吐不止，初九（2月15日）丑刻卒，享年七十。

顾炎武学问渊博，著作丰富，至少留下 50 多种书，如《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音学五书》、《韵补正》、《亭林诗文集》等,他对经史百家、国家典制、郡邑掌故、天文仪象、水利河漕、兵农田赋、经济贸易等都有研究。

他读书研究写作，有明确目的：学以致用。他说过“君子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就是说做学问第一认识真理（明道也），第二对社会国家有益（救世也）。不然的话堆砌华丽的词句，浮夸空泛，有什么用呢（亦何益哉？）。顾炎武主张作品应为“经术政理”服务，认为“文须有益于天下”（《日知录》），“故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指、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与人书》三）。反对一切阿谀、剿袭及无聊的应酬文字，提倡严肃认真的写作。

在《日知录》中，他明确地宣布写作目的：“意在拨乱涤污，法古用复，启多闻于来学，待一治于后王”（《文集》卷六），并强调“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文集》卷四）。顾炎武提倡“利民富民”。认为，“今天下之大患，莫大乎贫”（《文集》卷一），所以“有道之世”，“必以厚生为本”（《日知录》卷二），他希望改变百姓的穷困，能够“五年而小康，十年而大富”（《日知录》卷二）。他不讳言“财”“利”。他说：“古之人君，未尝讳言财也。……民得其利，则财源通而有益于官；官专其利，则财源塞而必损于民。”（《日知录》卷十二）

关键在利民还是损民，是“民得其利”还是“官专其利”。他认为自万历中期以来，由于“为人上者”只图“求利”，造成“民生愈贫，国计亦愈窘”。他主张实行“藏富于民”，“善为国者，藏之于民”。这样，是处理“本末”的正确方法（《日知录》十二）

他说：“自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而人之有私，固情之所以不能免矣。……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此所以为王政也。”（《日知录》卷四）这就把人之有私看作是完全合乎情理的现象，并且认为“用天下之私，以成一人之公而天下治。”（《文集》卷一）他的这种利民富民和“财源通畅”的主张，以及对“私”的肯定，和把私合成公的观点，之前没人提过。

顾炎武做学问，是要“明学术，正人心，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事”。他批评空谈心性论调，反对雕琢辞章的无用之学，倡导“博学于文”、“行己有耻”的学术理念。主张以“修己治人之实学”，代“明心见性之空言”，强调学问不仅要修诸身心，更要达于政事。是“坐而言，可起而行”的实用之学。 不能博古而不通今，论史而不议政，

顾炎武注重人格修养，“礼义廉耻，是谓四维”；“博学于文，行己有耻”。认为对社会历史的探讨和素质养成，同样重要；还提倡“利国富民”，认为“善为国者，藏之于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观点，更是深入人心。顾炎武一生读书不辍。漫游途中，骑在驴上，手拿书本，看书背书。两匹马驮着书籍相随。每到一处，搜寻能找到的书籍，随时和遇到的人交谈。调查了解当地历史变迁、风土人文。

后人对顾炎武有很高的评价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曾说：我生平最敬慕亭林先生为人……但我深信他不但是经师，而且是人师。

郭英德（《明清文学史讲演录》）：作为“人师”的顾炎武，在道德理想和文化实践两方面，都为后代读书人树立了不朽的人格典范。

现在的顾亭林祠是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由翰林院编修何绍基、张穆等人集资修建的。鸦片战争（1840）后，国家贫弱，人民困苦。有识之士，急于寻找富国强民的办法，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口号，激励人们的爱国情绪。何绍基、张穆发起修顾亭林祠，用以鼓舞舆论，聚集救国爱民的力量。祠堂建成后，每年春秋两季和顾炎武生日，都举行祭奠。大约到民国十年以后才停止。1921年重修，民国大总统徐世昌撰写祠记，刻在祠内东廊下。民国二十三年顾祠曾被报国寺知行中学占用，经与当局力争，将享堂、佛殿、碑亭各三楹及西房一间存顾氏遗物，由顾祠保管委员会保存。解放后先后由粮食部、高榕金属厂使用。九十年代初腾空，报国寺和顾亭林祠大修，2008年修了新的顾亭林祠门楼，和原有的差不多，好像稍矮一些。匾改成石头的了，字改成楷书，从左向右排列:顾亭林祠。门上加了两个"门簪"，门框下边多了一对石墩，比旧时的门气派得多。楷书比篆书容易认，顾亭林比顾先生明确（原来的匾是篆书，砖刻“顾先生祠”），姓顾的多了，指名道姓就不会含混。顾先生应该高兴:终于自立门户，而且提高了知名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