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摄影师的北京写真

庚子事变之前，前门大街车水马龙，热闹非凡。

1901年，义和团运动平息后，山本赞七郎在同一位置，以同样的角度拍摄了前门大街。此时，商铺已经开始重建，社会秩序也逐渐恢复，但对比之前的照片仍能看出战争造成的创伤。

1906年，崇文门瓮城内的铁路道口。庚子事变之后，铁路线延长到前门，为此崇文门瓮城打开两个缺口，铁路就从城门前经过，这里成为交通枢纽。

1901年，东黄寺大殿。安定门外曾有东、西两座黄寺，这座大殿如今已不复存在。

拍摄于1899年的西四大街，本片自南向北拍摄，远处可见西四牌楼。

1901年，骑驴的妇人。

1901年，身着法衣排成一列的雍和宫喇嘛。

摄影术初进中国时，摄影师多是西洋人。由于文化背景不同，他们镜头下的中国与中国人反映出西方人的审美情趣和猎奇心理，今天看来，与我们不免有些距离。相形之下，尽管百年来中日关系紧张，但不可否认两国文化同根同源，早期日本摄影家拍摄的中国，似乎更容易为我们所接受和理解。

清末来华的日本摄影师山本赞七郎是来华日本摄影师的代表。精湛的技术、亚洲人的面孔以及幸运的时间点，使山本赞七郎在北京开设的照相馆生意兴隆，声名远播。

山本赞七郎（1855年-1943年）出生在日本冈山县，1882年起在东京的新桥开设照相馆。彼时的日本照相业竞争已经十分激烈，他注意到中国蕴藏着巨大的商机，遂于1897年迁往北京，在霞公府（今贵宾楼饭店后）开设了照相馆——山本写真馆。

当时，北京照相业的竞争虽不如东京、香港、上海激烈，但北京人更愿意到国人开的照相馆照相。既然拍摄肖像竞争不过本土照相馆，山本索性把重心放在拍摄北京的风景上。1899年，山本出版了第一本北京的画册，名为《北京名胜》，画册收录照片36张，其中不仅有前门、西四等繁华的商业街，还有碧云寺、卧佛寺等西山风景。他对中国文化的理解通过光影表现出来。身穿法衣的雍和宫喇嘛、巍峨的天宁寺塔、雄伟的长城……这些北京的人文景观受到西方人青睐。他拍摄的照片不仅大卖，还被制成明信片飞往世界各地。

好景不长，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照相馆被义和团当成“二毛子”，“凡洋货店、照相馆尽付一炬”，北京的照相馆业受到巨大冲击。战乱平息后，避难于使馆幸存下来的山本赞七郎很快重张开业，并第一时间拍摄了劫后的北京城。透过他在同一地点拍摄的照片，能看出战争对北京古城的伤害。他曾经拍摄过的前门大街，战后他又在同一地点、同一角度拍了一张照片。通过这两张照片，人们不难发现，虽然很多店铺已经重建，但另一些却永远地消失了。

此时，战争消灭了山本的许多竞争对手。作为当时北京城仅有的外国照相馆，山本写真馆迎来了一个绝佳的商业机会。王宫贵族们争相请山本为他们拍摄肖像照。清人徐珂所撰的《清稗类钞》中曾有一段记载：“日人某精摄影，庆王为之介绍于孝钦后，令至颐和园为照一簪花小像，即在庆邸消莨园洗晒。已许以千金之赏矣,内廷传谕又支二万金。”这位“日人某”指的就是山本赞七郎，“孝钦”即慈禧太后。虽然目前还没有发现山本赞七郎为慈禧拍摄的肖像，但有趣的是常为慈禧照相的裕勋龄本人的肖像照也是山本拍摄的。

除此之外，驻京的外国人也找山本照相，曾任英国《泰晤士报》驻华首席记者的莫理循在把他的图书馆和收藏多年的图书资料卖给三菱财阀后，也是请山本赞七郎为图书馆拍摄了最后的一组照片。

而今，山本赞七郎拍摄的宫墙、城门、人家和生活场景多已不复存在，而他的老照片又重新为人们展现了那个年代的旧京风物。

 原载于2013.12.10《北京日报》20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