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理循在北京

1901年6月20日，莫理循在北京的家里跟他的仆人们的合影。前坐地者，左为二号勤杂工，右为三号马夫；中间站立者，左一为一号马夫，左二抱狗者为一号仆人孙天禄，右一为二号马夫，右二为二号仆人；后排，左一是厨师，左二是勤杂工，左三是二号厨师。

莫理循和他的三个儿子：伊恩（左）、阿拉斯戴厄（右）和科林（中）。莫理循去世后，三个孩子在英国长大，他们都与中国有一段不解之缘。

莫理循最大的成就是他的图书馆。他于1912年决定将它出售，因为他在财力和精力上已经难以维持这一昂贵的“嗜好”。他提出“如果中国购买，我将把我在北京的不动产，即建有防火设备的图书馆送给政府”。张謇曾问询价格，但无下文。莫理循说：“我本来希望它留在北京，可是这办不到。”1917年，他将藏书卖给了日本的岩崎久弥男爵。

50岁时，莫理循与他的助手结婚，结束了单身生活。图为他的妻子坐在中西合璧的家里。

莫理循拍摄的庚子之变后的前门箭楼，箭楼已于1900年6月16日被烧毁，正阳门城楼也不见了。

莫理循的仆人与来访的女士在莫府改建成西洋建筑的西厢房前合影。

　　也许您不知道，北京的王府井大街在民国初年曾被命名为“莫理循大街”。能用自己的名字命名北京的“金街”，足见莫理循在当时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

1862年莫理循生于澳大利亚。1894年大学毕业不久的他，第一次来到中国。此后，他作为英国《泰晤士报》记者，在中国生活了20多年。这20多年间，中国正经历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从戊戌变法到庚子之变，从辛丑条约到清末新政，从日俄战争到帝后之丧，从辛亥革命到袁世凯称帝，莫理循始终在场。他以记者的敏感和政治家的睿智，将所经历的一切都整理并记录下来。他过世后留下几千张照片和各式各样的收藏品，其中甚至包括常人视而不见的旅馆账单、流水账本、中外人士的名片等。莫理循为后人展现了一个立体的中国，他的镜头也记录下他在北京生活的点点滴滴，以及这座城市的变化。

1897年3月15日，莫理循从暹罗到达北京。和许多外国人印象中一样，北京在莫理循眼中是座“充满神奇而又破烂肮脏的城市”。街道没铺路面，走起路来尘土飞扬，下雨时烂泥都能没到踝部。1902年7月，他在距使馆区不远的王府井大街购买了一座宅子。莫理循把这个典型的北京四合院改造成欧式住房。他养了两匹马，并拥有一辆马车。他还以1至3英镑的低廉月薪，雇了一个男仆、一个主厨、一个车夫和两个马夫等。这样，莫理循在北京的生活正式安顿下来。

　　在担任《泰晤士报》驻京记者时，莫理循发现北京竟然没有图书馆。从此，他开始不遗余力地搜集、购买与中国有关的图书、杂志和地图。驻京期间，他所搜集的关于亚洲，特别是关于中国的西方书籍达2.4万册，语种有十几种。莫理循的图书馆供人免费查阅，在京城名声很大。据说，当时有很多外国人抱怨从北京火车站出来，车夫根本不问他们要去哪里，而直接把他们拉到莫理循家。因为，当时莫理循家的图书馆，几乎是外国人来京的必到之处。

　　在北京期间，莫理循拍摄了大量照片，也报道了许多大事。1908年，莫理循关于慈禧太后葬礼的报道就曾经在西方世界轰动一时。莫理循感叹于清朝统治者的挥霍无度，他写道：“笨重的金棺由84名杠夫抬着才能通过城门，但在城外，换了一个更大的、由120人抬着的棺材”。由于东陵离北京很远，“巨大的灵柩车在铺撒着黄沙的路上走了四天”。莫理循还了解到，修建东陵耗资巨大，“花费了800万两银子”。

　　在北京生活的20多年，莫理循也见证了这座城市缓慢的现代化进程。到处都在建筑碎石铺的马路，每一座重要的建筑都装上了电灯，街道被电灯照得通明。电话系统相当不错，邮政一天投递八次，自来水的供应也很好，西式建筑不断出现，甚至“所有的部办公楼，或已被安置在一些气势雄伟的西式建筑中，或很快将搬迁进去”。舶来品也逐渐被北京人所接纳，莫理循发现在北京“英国床架销售得极好，全城都能看到胶皮轮的东洋车，邮递员也骑着自行车送信”。

　　对于北京，莫理循有一种难以割舍的感情。1920年，莫理循死于伦敦。临死前几天，他还说：“我不想死，但如果不得不死，那就死在北京，死在多年来对我充满爱戴的那些中国人之间。”他去世后，人们把他称为“北京的莫理循”。姜文君/文

图片由福建教育出版社提供，选自《莫理循眼中的近代中国》

本文原载于《北京日报》2012.9.18 2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