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一二·九”

1935年12月9日，北平爱国学生走上街头要求国民政府抗日。

“一二·九”运动领导人之一黄敬登上电车发表演说。

爱国学生与军警争夺水龙。

邹韬奋主编的《大众生活》，第一卷封面上是手持话筒、正在激情演说的清华大学女生陆璀。照片记录了被阻拦在西直门外的清华、燕京等大学学生就地宣传抗日救亡运动的情景。当时年仅21岁的陆璀，在民族危亡时刻当众演讲，已成为“一二·九”运动的一种象征，被美国记者称为“中国的贞德”。

清华大学女学生陆璀（持话筒者）向被阻于西直门外的燕京、清华等校抗日救国示威游行学生进行抗日宣传。

1935年12月由汉奸殷汝耕等人成立的“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是日本扶持成立的傀儡政权之一。图为汉奸们在委员会衙门门前合影。

“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1935年12月8日，清华大学地下党支部书记蒋南翔草拟《告全国民众书》时，发出了这一振聋发聩的怒吼。

日本侵占东北之后，又企图继续吞并华北，把华北建成第二个伪“满洲国”。面对侵略者的步步紧逼，国民政府不仅坚持“不抵抗”的对外政策，还积极筹备“冀察政务委员会”来回应日本的“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在这一民族危亡的关头，北平学联（全称为北平市大、中学校学生联合会）的学生代表们深感华北五省岌岌可危。

12月8日，北平学联联合各大中学，召开代表大会。会议决定，12月9日10时各校学生在天安门广场集合，到当时国民党华北最高当局的办公地新华门前，向国民政府代表何应钦请愿，呼吁停止内战，共赴国难，团结全国各界民众共同抗日。

9日拂晓，寒风凛冽，城门紧闭。军警严防死守，包围了准备参加请愿的所有学校。见此情景，各校学生沸腾起来。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的学生，被关闭在西直门外，无法进城与其他学校的学生会合，只好在西直门一带进行抗日宣传。东北大学、中国大学、北平师范大学等学校的学生，冲出军警的重重围堵，举着大旗和标语，潮水般地涌向街头。

为了避开军警的封锁线，爱国学生从北沟沿转到西四北大街。据当时东北大学的学生代表宋黎回忆：“当我们走到西四牌楼前，二三百名武装军警横拦着，堵住了去路。同学们怒气冲天，紧挽手臂，迎着耀武扬威的军警，迈着坚定的步伐向前走去。张牙舞爪的军警，挥起棍棒，抡起大刀，向同学们袭击。”

军警虽然打伤了数名爱国青年，但无法阻止学生们前进的步伐。同学们终于来到新华门前，此时请愿队伍达到了两千多人。满腔热血的爱国青年在广场上高呼“反对华北自治！”“收复东北失地！”等口号，但新华门始终紧闭，何应钦避而不见。

请愿失败后，北平学联代表紧急决定游行示威。义愤填膺的爱国青年，从新华门出发，沿着西长安街经西单、西四牌楼、沙滩、王府井大街游行，最后来到天安门广场。一路上，不时有爱国学生冲出军警包围，加入到游行行列中。“沿途两侧的工人、教师、家庭主妇和商人不断鼓掌喝彩，表示支持。人们争相阅读游行队伍散发的传单。”11时，游行队伍已扩大到四五千人。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武装保卫华北！”的口号声此起彼伏，爱国学生们浩浩荡荡地涌向天安门广场。宋黎回忆，队伍走到王府井南口，救火车横列在街口做防御工事，两旁人行道上站满了手持水龙、大刀、木棍的军警。当游行队伍向前挺进时，“肆行无忌的军警，突然用水龙头对着人群扫射起来，水柱像一条条毒蛇窜到同学们脸上、身上”。同学们与军警展开搏斗，有数十人被当场逮捕。最终，在国民政府的镇压下，游行队伍被迫冲散。

“一二·九”运动抗日救亡的呼声，迅速传遍了国内外。北平学生的爱国行为推动了全国各地的学生运动，同时也得到了社会各界爱国人士的支持。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是“一二·九”运动的见证者之一。他在《我在旧中国十三年》一书中写道：“中国正在苏醒过来。在几天的时间里，青年团体在天津、上海、汉口、广州等所有大城市，像雨后春笋般产生，游行示威开始席卷全国。”“一二·九”运动，成为全国各阶层人民共同抗日的新起点。

部分图片由秦风老照片馆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