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日军在北平近郊的丰台车站缴械。图为一名日军士兵抱着同伴的骨灰坛,旁边电线杆上贴着抗战胜利标语“民族解放大业成功”。 一批中国军官来到丰台车站与缴械的日军军官进行交接工作。 北平日侨、日俘遣返前统一集中到朝阳门外的古庙中接受检查,然后再到东便门乘车到天津上船。图为日侨、日俘登上遣返船返回日本。 日军在丰台车站将其主要使用的三八式步枪搬到卡车上,以便交给中国军队。 投降的日军军官在丰台车站向接收的中国军官说明缴械武器中的九二式重机枪。该型机枪是侵华日军使用的主要武器之一。 日本军官代表在太和殿受降典礼上低头认罪。杨平提供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接受《波茨坦公告》,宣布向同盟国无条件投降。国民政府外交部收到日本政府致中、美、英、苏的投降电文后,中华大地万众沸腾,举国同庆。 从无线电里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当了8年亡国奴的北平人喜不自胜。胡同里的居民奔走相告,大街小巷张灯结彩。当时正在读中学的李振宗记得,那一天家里的电话铃响个不停,亲朋好友互相传递着胜利的消息。李振宗跳上自行车,从位于王府井的家往西长安街的学校骑去,一路上他看到沿途各单位人员举着横幅、排着队,很多职工手里拿着小旗,庆祝光复。 在这个胜利的秋天,全国各大战区都举行了自己的受降典礼。16个受降区、16个受降主官、100处缴械点。河北省籍的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被委任为平津地区受降主官,负责接收北平、天津、保定、石家庄地区的日军部队。接到命令后,孙连仲在北平设立前进指挥所,指派副参谋长吕文贞少将任前进指挥所主任,办理日军投降的具体事宜。 9月9日,孙连仲连同44名成员由西安飞抵北平。美国海军陆战队从秦皇岛登陆后抵达北平。国民政府各部人员,以及从湖北等地调来的部队,也陆陆续续到达北平。 按照规定,日俘应当向就近的各受降区指定大中城市集结,并向接收部队缴械投降。驻扎在北平近郊的日军向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缴械投降。驻扎在河北涿县的日军听到日本天皇投降的“玉音”后,并没有立即放下武器,仍继续在日伪政府城门站岗,盘查行人。直到九月下旬,才不得不撤至丰台缴械。 受降接收的枪炮、舰艇、飞机、车辆、军用器材物品等,经过双方交接小组人员查点清算后,注明堪用、不堪用者,并造三份清册,两份由中国存取,一份给日军取回。 妄图卷土重来的关东军司令官,“为了帝国复兴,让更多的日本人留在中国大陆”,采取了“弃民”政策。曾经趾高气扬的日侨,一时惶惶若丧家之犬,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天皇弃民”。据统计,当时滞留在中国的日本人高达394万人,其中日俘194万人(包括被押往苏联的47万人),日侨200万人。集中在北平的日俘及同属第十一战区的受降日军,就达10.8万人。 1945年10月下旬,中美双方在上海召开了第一次遣送日本俘侨联席会议,会议制定出《中国战区日本官兵与日侨遣送归国计划》。该计划规定,除了炸药、军刀、照相机、望远镜、光学仪器、金条、银条、宝石、股票、艺术品等严禁携带外,日官兵与侨民每人可以携带一件盥洗具、一件毛毯、三套冬季衣服、一件大衣、三双皮靴、三条短裤、三件衬衫、一件手提包、一件手提袋回国。关于携带的款项,《计划》规定军官可携带500元,士兵200元,一般侨民1000元。 日本与中国间的交通,船成为主要运输工具。最初拟定的遣返港口只有上海、青岛和天津。可由于人数实在太多,后来又扩大至广州、海口、厦门、基隆等港口。 滞留北平的日俘、日侨,被集中到西苑、丰台、通州等地设立的集中区。1945年12月,画着红十字标志的日本轮船兴安丸号作为第一艘遣返船驶入塘沽港。滞留北平的1000多名日侨,登上了兴安丸号。由于国民党北平行辕规定“先将日侨中的病患者、孕产妇,以及生活困难的人遣返回国”,因此这艘船上几乎都是病号。 随着日侨日俘陆续遣返,集中区里随处都是丢弃的衣服、包裹等杂物。留在集中区的日本人,如拾荒者般哄抢遗留的弃物,然后用其跟铁丝网外的小贩交换香烟、花生、瓜子等零食。 曾经在中国趾高气扬的日本人,随着日本的战败投降,灰溜溜地踏上了回国之路。经历14年浴血奋战的中国军民则赢得了最后的胜利。 图片部分由秦风老照片馆提供 本文原载于《北京日报》2015.9.15 20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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