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德胜门外,有一条路,叫功德林。地因寺而得名。功德林原是一座古刹,旧称“石佛禅林”,始建于金代。元代功德林寺是在大都健德门内,一度香火极盛。明代收缩京城,北面的城墙向南移数里,于是功德林寺就位于德胜门外了。后来逐渐荒废,僧去寺空,石佛也无踪影了。 旧中国多灾荒,劳动人民不得温饱。于是官府在京师各处设置粥厂,施舍粥饭。功德林寺粥厂即是其中之一。据《光绪顺天府志》载:“功德林寺粥厂建于清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由山西僧人王之章募建。”“初名功德林寺粥厂。每年夏季施茶药,冬季施粥。后又名普济院。”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粥厂创办时,康熙皇帝亲自书写匾额“膏泽回春”,还专门建了一座御碑亭,那碑刻铭文也是康熙皇帝写的:“寒得衣而饥得食,羁旅如归,病有托疗有方,好义轻施乃良民之美行,灾拯患实盛世之休风。喜见我民还敦古道,咸能体朕忧民之念,推朕救民之心。此则朕之志也”。功德林的经费,到了康熙年间,已逐渐形成了律例。每年由国家拨一千两白银,买米备粥,施舍给孤贫。这是经过皇帝批准的开支。有的年头还另追补到五千两白银。 清雍正元年(1723年)功德林奉旨重修,赐地二顷。礼部尚书张廷玉重新书写了“功德林”的匾额。后来有人认为光靠施舍也不是个好办法,主张收容孤贫,教其一技之长。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山西巡抚赵尔巽奏请各省通设罪犯习艺所。光绪应允。京师开始筹办顺天府习艺所。光绪三十一年七月,中央工巡局大臣大学士那桐奏准,在功德林创设京师习艺所。其宗旨是:收容犯人,令习技艺,使之改过自新,藉收劳则思善之效。习艺所设监督,典狱官,看守长等官员,还有看守、医师、技师、教诲师等共百余人。分为文案、会计、考工、庶务、稽巡五处。另有织巾、织带、织布、铁工、搓绳等五科。分别进行生产。这时的功德林京师习艺所,不再是寺庙办的救济乞丐的粥厂,而是我国第一个劳改机关,而且还是由中央巡警部直辖的劳改机关。到了宣统年间,功德林已形成了一个规模很大的劳改机关,号称北京模范监狱。 民国二年(1913年)十月,民国政府拨款8万多元,在这个占地近百亩的地方建了监狱。至此,功德林成了真正的监狱,开始叫宛平第二监狱,次年十月改名为京师第二监狱。 一进功德林,有一个小院,院内立着一个绞架。监狱里除了管理人员办公用房以外,重点建筑是监房。据说这里的监房是采用日本监狱的模式建造的。整个监狱的中央,是一个八角型的大厅。大厅上面是几十米高的八角塔楼。哨兵战在塔楼上,可以看到整个监狱的全貌。 大厅周围,有呈放射形的八条信道,也叫胡同,每条信道的长度都是相等的。信道两边都是监房,共有359间,能容囚犯千余人。每条信道,各有名字,最初是按“天地玄黄、宇宙洪荒”的顺序编排的。后来又改为按甲乙丙丁、戊己庚辛,依次编号。信道之间,有一个三角形的小院,院内没有花草灌木,因为那是犯人放风的地方。 监狱的四周是高高的带电网的围墙,围墙四角各有一个角楼,昼夜有持枪的狱警站岗放哨,可以从不同角度监视囚犯的动静。关在监房内的犯人,不论是位于那一个编号的信道里,他们来往都必须由中央大厅通过。狱警站在大厅里,可以清楚地看到各条信道所有监房的情况。 功德林监狱是民国四年(1915年)竣工的。监狱门口的守卫线内,竖立着一块石碑,上面镌刻着13行碑记,记述了建造监狱的经过。 建国以后,功德林变成了战犯管理所,原国民党军队的一些高级将领,如杜聿明、邱行湘、宋希濂,黄维、陈长捷、文强、康泽、沈醉、郑庭笈等,曾在这里关押,接受改造。1982年出版的《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一书,以邱行湘的被俘、改造为线索,详细地叙述了这些将领在功德林的改造过程。作者黄济人是邱行湘的外甥。 1960年秦城监狱建成后,这里的犯人全部迁入秦城监狱。1986年,功德林监狱拆除。现在功德林监狱所在地已经成为一个居民小区。监狱唯一的遗迹是当年的一个灰砖角楼。 图/爱历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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