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SPLAY

上次说到人像拍摄最基本的问题是“要像”，但随着摄影观念的传播，人们看待和理解摄影的态度变化，势必会从“要像”走到另一个极端——“不像”。说到不像，我发现不少人的婚纱照都是不像本人的，妆太重后期PS太过，我还是比较喜欢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那种两个人头歪在一起的半身照，比如我钱包里就放着一张。对了，逊帝溥仪和婉容就拍过一张类似的恩爱照片，只不过是全身的。

重新说回到“不像”的问题，我觉得人们看待摄影态度的进化，表现之一就是借照片有更高层次的表达。当观看者看照片时，介绍不仅仅是“这是我”，还有“我在干什么”、“这是我的理想”，抑或“这是另一个平行宇宙里的我”。为了实现这一目的，道具、布景和服装都被应用到人像拍摄的现场，这种用装置和照片来创造出的“新我”来替换现实生活中的“原我”，可能会对观看者造成一定认知上的困扰，但却令摄影更有趣，也提升了摄影这一行为的哲学价值，在当下的流行文化里差不多就是“COSPLAY”。这个词源自美国，是costume play的合成词，在中国最常被人提及的COSPLAY老照片是慈禧扮观音那一组，在颐和园的乐寿堂前，“老佛爷”头戴五佛冠，左手持净瓶，右手捻杨柳枝，身边还有庆亲王四格格扮的善财童子和李莲英扮的韦驮，前景插满了荷花，后面还挂了画有竹林的幕布，以模仿观音菩萨在普陀山的道场，最后生怕观众不认识，还在幕布上写着“普陀山观音大士”（此句玩笑，为照片题名应是中国传统绘画习惯的延续）。在中国，老佛爷的这种玩儿法并不是开创性的，只是她更土豪一些而已。实际上在十九世纪70-90年代，中国民间就已经有这么玩儿的了，比如上海的森泰和耀华照相馆关于衙门审案现场的再现，里面的县老爷、衙役甚至犯人，都是COSPLAY的。当然，照相馆当时拍这样的照片是为了满足猎奇的洋人，但这一拍摄行为实质上可以被看作是一次行为艺术，每个人扮演的都不是自己。还有的会做个装置，比如在地板上摆一个绘有漂在水面上木船的板子，被摄者坐在后面露出上半身作划船状，这都是COSPLAY。这种用装置的方法在我们国家上世纪五十到九十年代都非常流行，雷锋也拍过这样的照片：坐在一块绘有美式吉普的板子后面，照片上还写着“奔驰在前线”，有趣的是后面的背景布上画着颐和园的豳风桥。总之，这种用布景和装置的COSPLAY拍照方式，实际上百多年前老祖宗就已经驾轻就熟了。

上面说的这些是比较简单的玩儿法，观看者不会对被摄者的身份造成误读，比如大家都知道慈禧不是观音菩萨、县太爷和衙役不正经的样儿一看就不是真的、那些划船的开车的也并不是真的在划船或开车，真实抑或模仿是可以被分辨的，但还有一种角色变换的COSPLAY，这种玩儿法更能刺激观看者的联想，观看者会对被摄者在照片中呈现的形象产生身份认同的偏差。我看过一张大概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外国人家庭合影，其中爸爸一反传统穿着长裙抱着小朋友，而妈妈则穿着男装站在一旁，胳膊搭在爸爸的肩上。根据我们对世俗和人类生理结构的理解，这对夫妇应该是只对换了衣服，但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单纯为了好玩儿还是另外有其他的故事，比如女权崛起什么的，总之，很耐人寻味。还有一组共两张的照片，大概是十九世纪7、80年代的广州或香港，同一名中国女性，分别穿着中式长袍中式发型和西式长裙西式发型，以几乎同样的姿势拍的肖像。单取一张照片来看很正常，即使是那张西式打扮的也可以理解为是受西化教育的中国人，甚至可以认为照片就是在海外拍的，但是两张照片放在一起看就有趣多了，摄影师或者被摄者拍摄这两张照片的初衷就很值得探索和思考了。

慈禧扮观音

上海森泰照相馆拍摄的审问犯人场景，1870年代

上海耀华照相馆拍摄的审问犯人场景，1893年

划船像，1900年代

雷锋“奔驰在前线”，1960年

一对外国夫妇互换角色的合影

穿中式服装的中国女性

同一个人完全是西式打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