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我家小朋友还只是上幼儿园小班,但是他们对于拍照记录这种事已经有强烈的意识:路上见到一只小甲虫要拍照;楼下的向日葵开花了要拍照;小蚂蚁在搬家要拍照;画了幅画要拍照;用乐高拼了个“飞船”要拍照……生活里美好的一切都要拍照,还没有深入了解摄影为何物的小朋友就知道要拍照,要记录(虽然他们从来没有回过头去翻看),可见,记录,这一摄影术最基本的功能多么容易被理解和接纳。 只要镜头前的人事物是真实的,不管谁来按快门,哪怕是机器人,留下的影像都可以说是精确的。这种精确记录的特性令摄影术应用在各个学科领域,最需要这种“精确”,应用最广泛的可能就是医学。现代临床医学,医生看X光片、B超、CT影像都是摄影术的拓展与应用。事实上,强调摄影术在临床医学应用的广泛性并不准确,其只是应用的一个微小层面,图像这个词似乎更准确。早在摄影术诞生之前,就有手绘的解剖学图样,为培训新医生,总结治疗经验大有帮助。与中国有关的,最知名的当属广州画师林呱为美国医生传教士伯驾(Peter Parker, 1804-1888)绘制的一组病患油画,很写实地描绘了这些中国病人在治疗前的状态。这组油画目前已知有129幅,共八十多名病患,其中三十多幅重复,耶鲁大学医学图书馆收藏有105幅,波士顿康威图书馆收藏有1幅,伦敦的戈登博物馆收藏有23幅。伯驾医生1834年抵达广州,第二年便在广州开设了“广州眼科医院”(中国人称之为“新豆栏医局”,后来改名为仁济医院,1865年又改名为博济医院,即今中山医科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的前身),院址在新豆栏街3号丰泰洋行中。林呱的侄子正好是伯驾的学徒,于是这份用油画记录伯驾病患的大订单顺理成章地交给了林呱。 伯驾医生在广州为一位中国女士治疗眼疾,布面油画,林呱绘,1840年代 林呱画的伯驾医生的两位病患 然而,绘画再写实也不如照片精准,在摄影术诞生后很快就被应用到人种学和临床医学,同样是记录病患并留下完整资料的还有一位美国医生很有名,他是瑞德·邦特寇(Reed Brockway Bontecou, 1824-1907)。邦特寇医生出生在纽约州的特洛伊,中学毕业后进入医学院,在卡斯尔顿医学院(Castleton Medical College)获得医学博士学位。美国内战爆发后他加入第二纽约志愿步兵团任外科医生,后来负责门罗堡(Fort Monroe)的健康女神陆军医院(Hygeia Army of Hospital),最后在华盛顿的哈伍德军医院(Harewood Milliary Hospital,看1861年的美京地图,原址大概在今霍华德大学与乔治亚大街中间,与我2013年去时住的那个旅馆仅隔两个街区,可惜那时候不知道)任主任外科医生。邦特寇医生在救治内战中的伤员时,充分认识到摄影术的重要性,为各种枪伤伤员拍照,经常是在治疗前拍一张,治疗的中间阶段拍几张,最后治好了再拍一张,形成完整的治疗过程图像档案。他主要采用CDV的照片格式,这样比较经济,器材的体积也小,方便搬运。除了图像记录,邦特寇医生还会在一些照片上用红笔标注子弹射入的方向。美国内战的时候枪炮并没有统一的制式标准,我查到的子弹口径最小有点38,最大有点69,即使是贯穿伤也会有较大的附加伤害,从邦特寇医生拍摄的这些照片也看得出战争的残酷。 邦特寇医生肖像,1860年代 华盛顿的哈伍德军医院,1864年,詹姆士·加德纳摄。如资料中记载的,哈伍德军医院旁是一大片玉米地。 哈伍德军医院的外科医生们,1860年代 Peter Sirien,肩部的贯穿伤 James H. Stokes,肘部贯穿伤 Ludwig Kohn,右胸贯穿伤 John H. Bowers,右胸贯穿伤 William A. Donan,左胸贯穿伤,几乎致命了 John White,才19岁,腿部贯穿,看说明应该没救过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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