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古代官制》,里面有一段关于廷杖的介绍:廷杖始于元代,明代则使用的更为普遍,无论高官巨卿,将相王侯,只要触怒皇帝或者有过失,就可以拖下去痛打,打死人的事情经常发生。行刑者为锦衣卫校尉,他们都受过严格训练,技艺纯熟,臂戴袖套,手执木棍。监杖的司礼太监宣读完命令后,旗校就用麻布兜将犯人的肩脊以下部分束起来。用绳子捆住两脚,四面牵曳,犯人俯卧,让大腿受杖。这时,左右厉声高喝“搁棍”,就有一个执棍搁在犯人的大腿上;喝声“打”,就开始用刑。每打五棍,就换一个人打。如果要置犯人于死地,监杖人就喝令“着实打”或“用心打”,受杖人就无生还的希望了。正德以前,凡受杖的不必剥去衣裤。正德初年宦官刘瑾专权时,把犯人的衣裤剥去受刑。 像我这样年纪的孩子,小时候没挨过父母打是极少见的,其中打屁股又是最常见的“刑罚”。据我了解,在我周围的小朋友,打屁股的刑具都是常见的家庭用具,比如痒痒挠、苕帚疙瘩、竹尺等等,“受刑”的时候多趴在床上,褪去裤子露出屁股,一下一下还是挺让人难忘的(别问我怎么知道的!)。看书涨姿势,这打屁股在过去衙门里、朝堂上就叫廷杖了。廷杖的老照片并不鲜见,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猎奇的心态,令外国摄影师爱拍这个,当然基本上都是摆拍。除了廷杖的照片,外国摄影师们还热衷拍摄其他中国的酷刑,比如枷刑、站笼、蹲笼、斩首、凌迟等等。但毕竟这些外国摄影师接触的中国酷刑还是少,能见到拍到的都是公开的部分,还有很多逼供的恶刑是摄影师们看不见拍不着的,于是这部分市场真空就由外销绘画来填充了,《刑罚图》是中国外销画的一个重要品种。广州是知名的外销画产地,因为那里曾经是中国对外交流的唯一窗口;除此之外,上海的土山湾油画学校也是一个外销工艺品的基地,只是其内容皆是宗教相关,并无《刑罚图》这样的内容;再有就是北京了。说来北京并不像广州、上海那样靠海,对外贸易的需求几乎是零,但是北京是天子脚下一国之都,鸦片战争后外国使臣咸来驻扎(产生需求),加上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具备生产能力),北京也诞生了外销画家,有据可查的有周培春、周其亮两位,其中又以周培春的影响力大。周培春画的那套《刑罚图》共32页,每种刑罚还配有一段文字说明。外销画的制作谈不上艺术创作,大都是作坊里流水线式的加工,每个品种都有固定的模版,是一种线描稿,周培春的画师们会将宣纸或丝绢(广州的外销画还很流行用通草纸)蒙在线描稿模版上临出轮廓,再自行上色。周培春那套《刑罚图》里有三幅“打板子”的图,分别是“打问板之图”,刑具是短板,是刑部衙门刑讯逼供时所用;“打黑鞭子之图”,刑具是长鞭子,是“杖在旗之兵弁或误差使或因不法”;“打板子之图”就是较常见的那种打屁股,“其人犯杖责之罪,罚落时,令其伏于地,脱去其裤,露臀,一人坐于脊背,一皂按住两腿,一人持毛竹大板向其臀杖之,或六十、八十、一百不等,其犯臀肉飞烂,血流于地。”文字读着都疼!与明朝记述的不同,清代不再用麻布裹身,而是用两人按住,是人力成本低了吗? 明显地摆拍,裤子都没脱,回到明正德以前了吗?好在那根毛竹大板应该是真的 1901年德国人拍的,戴帽子的三位是八国联军占领区内的“警察”。虽然这次人犯裤子被脱,但是看行刑者和人犯之间的距离,很不适合挥杖,摆拍的可能性非常大! 周培春所绘的“打问板之图”,这么短小的板子能让人犯招供吗? 周培春所绘“打黑鞭子之图” 周培春所绘“打板子之图” 从这两张图可看出当时外销画的模版作业,人犯和压脚压脊背的皂吏出自一个模子 新加坡是现在还将“打屁股”入刑的文明国家之一,刑具是短鞭,人犯要脱光,绑在斜立着的A字形架上,用特殊的护具挡住腰及大腿,只露出屁股,真的是两下就皮开肉绽,绝对能让人犯铭记于心,网上有视频,想感受的可以去搜来看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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