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在东亚

最近看书，突然想到一个题目，好像还没有人去写过论文去讨论过其中的意义，即西方国家向东亚扩张，或者说东亚国家融入世界的过程里中国人所起的作用。

也许，这是一个小题大做，撑不起一篇论文的想法。我之所以想到这个，是因为看到英国外交官萨道义（Sir Ernest Mason Satow, 1843-1929）写的A Diplomat in Japan里有一张照片，是1867年2月，他在英国驻日本大使馆担任翻译期间，与友人米特福德（Algernon Bertram Freeman-Mitford, 1837-1916）等人前往大阪游览时的合影。合影中除了两个日本人、四个英国人外，还有两个中国人，而且这两个人都标注了名字，分别是阿昆（Akum）和林福（Lin Fu）。林福的名字在萨道义的这本书里出现了很多次，他是米特福德的仆人（servant，也许译作“随从”更合适，有时候林福还会给大家做饭，和他们的雇主有些“哲学”交流），阿昆的名字没有在书中出现第二次，想来可能是类似“boys”之类的角色。这些来到东亚国家的西方外交官雇佣中国人并不是孤例，比如萨道义在他的这本书里就提到在日本幕府的排外运动中，曾有一名法国副领事的中国仆人被武士杀死。我猜想，林福和阿昆这样的中国人，如果能从事这样的工作，他们首先应该能懂一些英语，能和他们的雇主交流，其次，他们身在异乡，作为雇主和外界沟通的窗口，比如采买，应该也懂一些日语什么的，或者可以这么说：林福和阿昆这类角色的出现让这些挺进东亚的西方人在生活和工作中少了些艰涩多了份从容，继而推导出本文开头的那个结论。

萨道义书中那张合影，从左至右，后排：Yasu、Noguchi、Akum、Mitford、Linfu；前排：Satow、Cardew、Thalbitzer

当然，我知道这个推导过程还很脆弱，不过在图像方面我联想到三个例子，其一是罗森。罗森是广东人，与美国传教士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熟识。卫三畏在1854年美国叩开日本国门的“黑船事件”中担任佩里将军的翻译，他带上了罗森。带上罗森是对的，当时接触的日美双方都不大懂对方的语言，罗森虽然也不懂日语，但是他可以和日本人用汉字笔谈，然后再转译给美方，毕竟日本文化和中华文化有很紧密的联系。罗森在他后来发表的《日本游记》里虽然没有什么日美双方谈判的细节，但日本和美国的档案里都不止一次提到过他的名字。

日本人笔下的罗森

另一个我没有考证过名字，但在1871年美国和朝鲜的军事冲突（朝鲜称之为“辛未洋扰”）中，美方聘请比托为随军摄影师，在他于美舰上拍的一张照片是两名中国“师爷”和两名美国人在讨论给朝鲜的公文书写。在甲午战争之前汉字在朝鲜的社会地位很高，是知识分子的标志，这就能理解为什么当时美国人写给朝鲜官方的文书还要配上中文，而这些中文要由中国人来书写。

1871年“辛未洋扰”事件中美方的中国师爷

最后一个是丁敦龄。1844年中法《黄埔条约》的签署颇费周折，对法国人来说能顺利签署有中文翻译加略利很大的功劳（详见广西师大出版社2013年出版，谢海涛翻译的《1844年法国使华团外交活动日记》），而在加略利的日记中没有提到在中文书写上他非常依赖的中国师爷丁敦龄。丁敦龄的故事诸位有心人可去搜索刘志侠写的《丁敦龄的法国岁月》，这个人的经历也很传奇。

1869年在巴黎的丁敦龄

可以说，在十九世纪末英法美等西方国家在挺进东亚的过程中都需要中国人在其中发挥作用，而这种作用的核心就是中文。当然，这得感谢老祖宗打下的基础，中华文明数千年，深刻影响了周边的一些国家，直到日不落帝国崛起。现如今掌握好英语，和世界上很多国家的人交流都不成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