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苑机场百年

《小报》（Le Petit Journal）是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在法国发行量很大的一家以图画的形式报道、评论时事的画报。在其1911年4月16日的副刊（Supplément Illustré）上以一个整版报道了发生在中国的一件事。画面上是典型的中国场景：宝塔、牌楼、轿子、独轮车，但轿夫和推车的苦力都突然停下来一起望着天空，右下角一个留着长指甲看穿着不差的人同样望着天空，但惊恐地缩起双手，小童们和两只猪则惊恐地跑向画面外，好像要逃离什么，与这一切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两个骑马的外国人却兴奋地对着天空挥手，而画面的左上角，画面中望着天空的人目光所及之处是一架双翼飞机。与之对应的新闻是法国飞行员热内·环龙（René Vallon）从法国运来两架“山麻”式（Sommer Monoplane/Biplane）飞机，并分别在2月25日、2月26日和5月6日在上海进行了飞行表演，遗憾的是，在第三次飞行中飞机熄火，机毁人亡。环龙表演飞行的起降场地是利用上海的江湾跑马场和英商跑马场，实际上在此前一年北京就建成了中国第一个机场，也就是现在南苑机场的前身。

1911年4月16日法国《小报》的副刊，关于中国人看到飞机的不同反应，那架飞机就是“山麻”式

清政府在甲午战争后开始大量向日本派出官费留学生，其中刘佐成和李宝焌二人在日本学习了飞行的相关知识，并在业余时间研究自制飞机。由于在日本找寻飞行场地不便，1910年时任大清国驻日公使的胡惟德出资将二人送回中国，清政府为此在南苑的毅军操场修建了机棚和跑道，并从法国购买了一架“山麻”式双翼飞机以支持自造飞机。南苑曾是清代的皇家猎场，但在庚子事变后逐渐衰败，成为新军的校场。1912年，曾留学法国、比利时学习陆军及机械7年，回国后任陆军部参事的秦国镛通过法国驻北京公使馆武官、总统府顾问白里索向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建议购置飞机，开办航空学校，训练飞行员，以期日后建立空军。袁世凯接受建议，向法国订购了12架高德隆G3（Caudron G3）型飞机，另聘4名法国教练，北京南苑设立航空学校，北洋政府拨款6万银元对南苑的机场和附属设施进行了扩建，从此中国开始有了自己的培养航空人才的基地，南苑机场也进入第一个使用高潮。

南苑曾经的大门，1900年

法国飞行教练（前排右边三位着浅色外套者）和机械师（前排左边两位穿蓝外套者）与一架高德隆G3型飞机在南苑机场合影，1913年。肯恩博物馆收藏

一架高德隆G3型双翼飞机正从故宫方向飞往南苑机场，1920年代。

飞行员在一架高德隆G3型飞机上航拍紫禁城，1920年代。

1928年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国民政府以南京为首都，空军的建设也南迁，1931年在杭州笕桥成立军政部航空学校，南苑机场的地位也随之进入低潮。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占领了南苑机场，并经过扩建，还修筑了地堡，成立南苑兵营，尽管南苑机场进入了第二个使用高潮，但也成为日军侵袭中国华北的空军基地。

日军的轰炸机正准备从南苑机场起飞，1938年。

1945年日本投降后，美国海军陆战队以协助国民政府接收日占领土为由进驻北京，其中一支装备有轻型侦察机的飞行中队即以南苑机场为基地。1948年12月17日，南苑机场被解放，次年成立新中国的第一支空军飞行中队即在南苑机场进行训练，在开国大典上这支机队就是从南苑机场起飞经过天安门上空接受检阅的。从此南苑机场完全归属空军管理。在1958年开始修建首都国际机场之前，因为南苑机场的跑道较1938年侵华日军修建的西郊机场要长，适合起降大型飞机，因此这座机场也见证了共和国早期的一些外交活动。值得一提的是，在1971年中美建交前，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秘密访华，他乘坐的飞机就降落在南苑机场。1986年，南苑机场转为军民两用，主要供中国联航使用。虽然联航的航班相对老旧，但其低廉的价格仍然吸引着众多乘客，甚至在春节前后也常常一票难求，南苑机场也随之进入一个新的使用高潮。

停满美国海军陆战队飞机的南苑机场，1945年。

蒋介石的专机降落在南苑机场，机门打开后他向迎接他的军政人员挥手，1945年12月6日。

中美建交前夕，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秘密访华，叶剑英、黄华等人在南苑机场迎接，1971年7月9日。

如今，规模远超首都国际机场，正在北京和河北廊坊之间修建的大兴机场已经接近工程尾声，届时南苑机场作为民用机场的使命也将终结，这座建成已经已经超过一百年，见证了中国航空发展史和众多历史事件的机场必将成为有关北京的记忆中无法忽略的一个亮点。

后记

这篇约稿是十一长假之前完成的。南苑机场要关闭的新闻刚出来，就有好几个媒体发了类似的回顾文章，严格来说，我这篇的新闻价值几乎已经归零了。但是网上的文章大多是你抄我我抄你，对别人引用过的文献几乎不会再去验证，对于我这样的读者遇到这种满是坎儿的文章真的痛苦。我自己在写这篇短文的时候也做了些文献的检索工作，发现即使印成铅字的很多材料也语焉不详甚至前后矛盾。比如关于飞机最早是哪一年来到北京（南苑），很流行的一个说法是1904年有位法国飞行员带着两架飞机（一架单翼一架双翼）来北京做飞行表演以推销这种当时最先进的交通工具。虽然对第一个真正发明飞机（具有机翼和一具或多具发动机，靠自身动力能在太空或者大气中飞行的密度大于空气的航空器）的人是谁这个问题法国（克雷芒·阿德尔，Clément Ader，1890年）、巴西（阿尔贝托·桑托斯–杜蒙特，Alberto Santos-Dumont，1906年）都有不同意见，但世界上普遍公认还是莱特兄弟在1903年12月17日成功试飞“飞行者一号”的说法，尽管当时飞行时间只有12秒，飞行距离只有36米。那在1904年法国人就能制造、运送到中国（当时要运到北京得先从海路到天津，再走铁路、陆路或水路到北京，困难重重），并在南苑进行飞行表演了？！此外，当时使用的飞机发动机效率都不足以支撑单翼飞机产生的升力，简单说就是1904年的飞机只能是双翼的。况且使用这一说法的文章无一例外都没有注明出处，至少我没在当时的报纸杂志上检索到这一说法。

关于第一架出现在南苑（机场）的飞机型号，说法则更混乱。1995年的《北京档案史料》里说“宣统元年……法国人沙麦乘双翼机飞行于北京南苑试飞工场上空。二年俄国飞行家，架勃里特式单翼飞机试航于北京东交民巷上空。美国飞行员汀孙也在北京表演。”首先，这个“宣统元年”（1909年）是不对的，因为这篇文章的开头还提到这一年法国人环龙（René Vallon）在上海进行了飞行表演，但环龙这次飞行表演既有报纸报道也有照片留下来，是在1911年2月25日、2月26日和5月6日分别进行了三次飞行，不幸的是在最后一次飞行中由于发动机故障导致飞机坠毁，环龙不幸身亡。所以即使沙麦带飞机来北京表演也应该是在1911年而不是1909年。这里面提到的“沙麦”是Roger Sommer（1877-1965），他驾驶自己设计的飞机在1909年打破了莱特兄弟的飞行记录，滞空2小时27分15秒，并在次年推出了Sommer 1910型双翼飞机，很多历史文献里译作“山麻”式或“苏姆”式。在互联网上我没有检索到沙麦1910年来北京的记录（当然也有可能是我没检索到）。虽然Sommer本人没有来北京，但是有一种很具体的说法是1910年8月清政府曾从法国购买了一架“法曼”双翼飞机，这个“法曼”即Sommer 1910式的另一个称呼Farman III，而且这架飞机即停放在南苑，清政府为此还在南苑五里甸修建了机棚和简易跑道，此为南苑机场始。比较可笑的是还有某官方资料称清政府买的这第一架飞机是从俄国买的俄制飞机，不知是什么出处，实在太意识形态了。此外，第75辑《近代史资料》里一篇《军阀与西方国家的军火贸易》一文中提到载涛曾在1910年从德国购买了一架飞机，并派学生去德国学习飞行，但没有给出这一说法的出处。这种说法我也持怀疑态度，载涛当时任军咨大臣，1910年去了德法美日等好几个国家考察陆军，从留下的照片看在1910年5月16日于法国的确观看过飞行表演，但在德国主要是考察火炮和枪支，没看到有观看飞行表演的记录。

关于第一个在南苑机场飞行的中国人，普遍认为（比如《中国空军百科全书》）是1911年4月6日由留法学习飞行归来的秦国镛驾驶从法国自购的高德隆G3型飞机在南苑机场上空飞行三圈。这个说法也有漏洞，首先，高德隆G3型（Caudron G3）飞机是1913年底试飞成功1914年才开始大量生产的一款双翼飞机，怎么可能1911年就在北京上空飞行？而且，1914年北洋政府首次批量购买的飞机就是这个型号，当时30万银元买了12架，平均2万5一架，怕是仅凭秦国镛自己买不起吧。当时在南苑机场的飞机最有可能的就是1910年买的那架“山麻”式，如果要表演飞行也应该是这架而不是几年后才被制造出来的高德隆G3。

尽管我对这几个传播很广的说法提出疑义并给出我的看法，但还是有那么些不够“铁证如山”，需要更确凿的证据。对于这类时事类的史实，查当年的报纸会比较容易找到线索，但有些报纸要去专门的数据库检索，这就难倒我了。顺便也抱怨几句：我理解将海量的报纸数据库化需要不小的成本，所以我支持付费使用，但有些数据库对用户有明确的界定，像我这种没有单位庇佑，码字只是为了解自己惑的人来说就太不友好了。想起前几天查一张1928年广州军政要人的合影，很容易地在新加坡、澳大利亚和美国的旧报纸数据库中找到线索，虽然商业应用也是要付费，但对于我这种只是看看内容的用户来说实在太便宜且便利了，报纸、杂志这类公共领域资源的开放在国内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目前，我只能凭自己查到的一点资料草草抛出几个臆测，勉强算砖，希望有条件查资料的同好或专业研究人员日后能真正厘清这段历史，也不枉百年南苑机场的谢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