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振生主教的罗生门

前阵子看到一张在售的外国人肖像照，注释为“Missionnaire en Chine”，我认出来那是曾经负责罗马天主教北京教区的孟振生主教。他的单人肖像除此之外我见过三张，都是在中国拍摄的，一张是维基百科上他的条目下配图，戴着祭巾，这种中西合璧的搭配只有在华传教士使用，是罗马教廷的“特赐恩典”；一张是数年前朋友收藏的两本相册中的一张，穿着礼服戴着主教礼帽；还有一张质量不好，再有就是这张，戴着小圆帽，长及肘的披肩下方是蕾丝装饰的上衣。我关注他的这几张照片主要是照片里中式的照相馆元素，但这不是我以下文字的初衷，因为我发现他在中法《北京条约》签署前后所扮演的角色在不同的文本里呈现不同的面貌，可以展开一些讨论。

维基百科孟振生词条下的照片

戴着主教礼帽的孟振生

戴着小圆帽的孟振生

我新发现的一张孟振生照片

孟振生（Joseph-Martial Mouly, 1807-1868）出生于法国南部-比利牛斯山大区洛特省的菲雅克（Figeac，按现在的行政区划），1827年加入法国遣使会，1831年晋铎，1834年启程前往中国：“由法国启程东来，在途九月，于道光十四年，降生后一千八百三十四年，洋历六月十四日，行抵澳门。”[1]也就是说他离开法国的时间是在1834年10月，一路上也很不容易：“经阿洲之喜望峰（好望角），乃波涛汹涌，覆舟沉船之险峡，余亦几乎性命不保。”[2] 到了澳门首先学习中文，然后奔赴北京，“复行七八月之久”。雍正二年（1724年）清政府再次禁教：“外国传教士除任职于北京钦天监的以外，都被要求离开中国；天主教财产被没收，充作非宗教用途……内地的牧师们必须秘密地进行工作，住在穷乡僻壤，旅途中必须乔装改扮，还经常有被官府捉拿的危险，进而被驱逐出境，更不幸时就要被关押，甚至被处死。”[3]孟振生进京之路非常艰险：“途中恐人知觉，令从者将余扮为病人，每晨以茶頮面，使颜色黧黄。每休息旅寓，则以裀褥蒙首，面壁而卧。店伙恐染疫癘，不敢逼视。如此周防，尚不免启人疑窦，几被查获者再。”[4]1835年孟振生神父悄悄进入北京后，直奔南堂去找毕学源（Gaetano Pires Pereira, 1763-1838）神父。自从禁教之后毕神父也过得艰难，虽然在钦天监任职而没有被驱逐，但“独居南堂，差官防之甚严，不准他往。”[5]我想最难过的可能还不是这受限的自由，而是一种没有交流的孤独。之前住在北堂，负责北京教区的华人神父薛玛窦（1780-1860）因为北堂被籍没，悄悄跑去南堂投靠毕神父，结果遭人举报只好逃去了塞外的西湾子村，在那里发展传教事业，潜理北京教区。西湾子村因为教堂、育婴堂和女校的兴建，人口日渐增长，从一个小村子变成了一个大镇子，也就是现在的张家口崇礼县，2022年冬奥会的举办地之一。

孟、毕二神父在南堂 “快谈彻夜”，毕神父数年来积累的“孤苦零丁、无人顾问，至是愁怀尽逝，喜不自胜。”[6]当时的环境还不利于孟神父留京，于是他前往西湾子与薛神父会和，交接工作。孟振生的到来扩大了法国对华北天主教各传教团的影响力。17世纪梵蒂冈设立了教廷传信部这样一个专门机构，以监督和协调全世界各修会和教派的活动。在中国，传信部通过称为教皇代牧区的行政区进行活动，每个行政区由教皇代牧领导，在教阶体制中属于主教一级。一般来说，教皇代牧区以省为单位，每区委托给一个修会负责。19世纪中叶以后不久，中华帝国的版图大致由如下五个主要修会负责：西班牙的多名我会（福建）、耶稣会（江苏、安徽及直隶南部）、遣使会（直隶大部分地区、蒙古、江西、河南和浙江）、方济各会（山东、湖南、湖北、山西和陕西）、巴黎外方传教会（四川、贵州、云南、广西、广东、满洲及西藏）。当其他修会参加进某个代牧区时，则对该区再进行细分而形成一些新的代牧区。孟振生的前任薛玛窦和毕学源都隶属葡萄牙的遣使会，薛神父与孟振生交接后就他往了，而毕学源则于1838年病逝于南堂。1840年教皇将蒙古和满洲单独划为一个代牧区，并让孟振生担任该区主教，1842年8月24日孟振生在山西阳曲的红沟子天主教堂举行了升主教之礼，1846年担任北京教区主教。

以上经历让孟振生有了在接下来中法签约前后扮演角色相应的地位。中法双方在礼部衙门签署《北京条约》（咸丰十年九月十二日，1860年10月25日，前一日中英双方已经在这里签署了条约）后，摆在奕訢面前最大的问题就是英法两国军队何时能撤出京城，为此他开启了多条情报通道，只要能从洋人那里获得情报都行，孟振生主教也成为这个情报网的一份子，只是整个过程颇有些罗生门的味道，各方当事人对这段历史的描述有差异。

在孟振生之后接管北堂的樊国樑神父曾经回忆道：“是时孟主教适在直隶各处传教，闻中西搆兵，不畏锋镝，近至北京，以便相机调处。恭亲王早知其已由上海潜归，置之不问，至此事急，特派大员张锡纶聘之进京，以充翻译。孟主教偕董主教，同于是月（十月）洋历二十三日，来至法国大营。”[7]为什么“潜归”？而且恭亲王早就知道？毕竟孟振生来中国的时候还处在清政府禁教期间，但他一直在悄悄传教。“咸丰四年，洋历八月十五日，有孟主教递信之人傅江者，为安肃县差人所获，收监候审。孟主教恐累及教众，即自首于官。赖有拉萼尼通商之约，[8]官府不得擅加刑戮，派差送之上海，不久潜归，照常治理教务。”[9]恭亲王特派的大员张锡纶和孟振生也有关系，当年孟振生因信差被抓而自首，直隶总督桂良判处将他发往上海，负责看押的主要就是张锡纶。[10]安肃即今河北省徐水县，那里的安家庄有利玛窦当年创建的教堂，是教众很集中的地方，郭嵩焘在日记里也提到过：（咸丰九年）二月廿五日……闻僧邸言，石[史]军门处有孔君一信，论夷情颇悉。因往问之。孔君广汉，安肃县人，于军门有戚谊云。安肃安家庄，皆西洋人居住。有孟振生者，为佛朗西人，每言夷言[事？]皆有证验。又有宝坻生员王振恒、山东沂州府经历张锡纶（亦安肃人）与交好，言可以谕贴给孟，使说英夷无滋扰。[11]有了安肃、张锡纶这层关系，孟振生自然能潜归了。

但作为另一方当事人的恭亲王奕訢可没有说过（至少在奏折里没有体现）请孟振生作翻译一事。10月28日恭亲王在给咸丰皇帝汇报的奏折中说：“其传教人有欲私见臣奕訢密诉情形者，似乎与英夷貌合心离，但未敢遽信，俟其来见，先由奴才文祥接晤，查其是否出于真诚，再行相机办理。惟现在奸细极多，该夷以重价购访，故为夷谋主者，不仅市井小民，即通知文义者，亦贪利为其所用……现在臣等密授该委员机宜，设法开导佛夷，令其先行撤退……”[12]又在九月二十二日（1860年11月4日）的奏折中说：“……前日佛夷孟酋及艾酋[13]等坚欲谒见臣等，臣奕訢令臣文祥接见。该二酋初以条约内载传教各节，反覆议论后，即言及该国与英国本不相洽，此次兴兵，实为英国牵制，并愿与中国攻剿发逆等语。臣文祥见其假言殷勤，未便一口拒绝。当即告以现在中外和好，尔国在此为客，未便有劳尔师。伊亦默然。总之，该酋等亦不过徒以口角见好，究则毫无实际，未敢轻信。”[14]奕訢用的词是“坚欲谒见”，对这件事其他文献里有不同的描述。《襄理军务纪略》卷四中有：“（九月）初五日，张绅奉恭邸来札，并胜帅复书，随后又奉到大学时瑞复书，侍郎文祥函，均令入都议事。”[15]处理议和事务的钦差大臣恭亲王、刚在八里桥吃了败仗逃回京城的胜保、大学士瑞麟以及恭亲王的同事，步军统领文祥等四名大员一同写信给这位“张绅”，要他去商量事情。这位“张绅”本名张锦文（1795-1875），字绣岩，道咸年间的津芦盐商巨贾，因其所创的招牌是“益照临”而被称为“益照临张家”，是清末天津的八大家之一。自咸丰三年太平军北伐趋津，到咸丰八年和十年英法联军两次进犯天津，张锦文一直为组织民团出钱出力，特别是咸丰九年英法两国军队进了天津城，他组织了“支应局”，专门处理采买，满足联军的物资需求。在此期间张锦文与英军过从密切，地方官员遇到和外国人的交涉事件都会向他请教，[16]所以恭亲王找他也在情理之中。恭亲王给他的信说：“二品顶戴张锦文，前于咸丰三年，击退发逆，忠义奋发，干练有为，本爵素所深悉。现有面谕事件，仰该员星速驰赴行辕，毋稍迟缓。”[17]胜保给他的信说：“展诵手书，具悉素能留心时事。仆现在督师，前月初七日之战，若非临阵受伤，几成大捷。现号召援师，严兵以待，如和议不成，定当督兵痛剿。恭邸现有面谕事件，仆亦望即来营，是所殷盼。”[18]大学士瑞麟复书：“顷接来翰（书里就是这个字），足见忧国保民之心。现在战守和三者，尚未定局，惟望迅速来京，俾得共商一切，以维大局。务以京中生灵为重，以救时艰，幸勿推诿。”[19]文祥说：“副戎阁下：自癸丑之冬，击退发逆，保卫梓乡。戊午夏，又首创义举，以效忠忱。只因当时掣肘，遂至功败垂成，惋惜之余，弥深钦佩。惟素聆芳名，而竟未觏面，兹恭邸行文，调即来都，想豪杰之心，得有知己，自当星驰，以答国士之知。此间现有面商事件，务希即日北上，幸勿迟滞，是所祷企！”[20]假设这些信都是真的，从行文看似乎是张锦文先给这几位大臣去了信，谈了当时的形势并提出了建议，所以才得到信任被邀请去北京面商。张锦文九月初六（10月19日）束装北上，初九日先在彰仪门外天宁寺见了胜保，胜保问他该战还是该和，他回答说：“时不宜战，议和可耳。”胜保表示赞同。然后胜保带着他去见恭亲王，恭亲王问：“现今海淀被扰，当何以处之？”张回答“宜维持大局”，恭王又问“外国有信议和，果否？”张回答“俟探听确实，再为禀复。”恭亲王问的两个问题，第一个明显是铺垫，“海淀被扰”是指10月18日圆明园被烧，这个相对来说不重要，他最关心的是能不能议和。了解到恭亲王的想法，张锦文也开始努力探听消息，友人通知他俄国人在使馆设宴招待英法两国使臣，他们就想办法去探听虚实。[21]

接下来孟振生主教就要上场了。“（九月）十二日，陈允泉、李兴海、李梅湖来寓，因语以：‘昨见孟振生、董若翰二教士，言：‘发逆现盘踞金陵及苏杭等处，如英、法两国兵费，即行措办，该教士即见该国使臣言明……须于筵宴时，恭邸亲自与言，事必协矣。’’”有朋友通知张锦文，说孟振生和董若翰两人提议让英法两军帮助剿灭在南京和苏杭一带的太平军，并且说如果是恭邸主动提出效果最好。另外在场的朋友建议应该先和胜保打招呼。（九月）十四日，张锦文带着两位传教士去见胜保，“该教士即将欲浼英、法两国，南平发逆事面陈。”胜保听后不能做主，回复说要向恭亲王汇报后再为筹议。关于这次见面，从胜保的奏折里也可看到，但行文完全是另一种表述：“本月十四日（1860年10月27日）据二品衔商人张锦文来营面禀，有法国传教之夷酋孟姓、董姓二人，单骑前来谒见。有面为禀商事件，乞张锦文为先容。奴才知夷情多疑，现在既已议和，若峻为拒绝，转非坦白之意。当即传见，并赐以坐。询其来意，据称伊国钦差及其将军，均愿议和通商，并无恶意，因英国借兵强战，不得不然。现在既归和好，伊国愿拨兵数千，由上海助剿长毛，以见诚意。并该夷颇知奴才身为宿将，具道倾慕……昨复据张锦文禀称，孟、董二姓回报该国使臣，甚为欣悦，业已将夷兵撤退殆尽。“[22]

孟振生的表述，至少在樊国樑的叙述里丝毫没有提到曾建议英法联军帮助清政府剿灭太平军的内容，但是综合奕訢、胜保等人的奏折，以及《襄理军务纪略》的记述，应该是曾经见过恭亲王和文祥，并提出了这一建议。

此间还有一件事各方记录不一。1860年10月25日，中法双方在礼部交换条约之后，法方于10月28日在南堂为阵亡的法军官兵举行弥撒，之后有马车拉着6具棺椁去阜成门外的滕公栅栏传教士墓地（今北京党校院内）安葬。在举行弥撒后葬礼队伍出发前，恭亲王突然派人把孟振生主教请去了，说有要事相商。“礼毕发引，忽恭亲王差官，来请孟主教面晤，故孟主教当时未得随輀。迨晤亲王后，始驰至茔地，祝圣棺椁，殡葬如礼。按恭亲王此日请孟主教面晤之故，缘恭亲王虽与英法订和，然见京中洋兵众多，不免悬悬之忧，特请孟主教询问底里。孟主教执其双手，温言宽慰，盛言西洋人信于然诺，绝无渝盟苛虐之理。快谈逾时，恭亲王始得释然，自是倚孟主教最深，所言俱从。及孟主教逝世，恭亲王派员送葬，一生感念不置。”[23]和约已经签了，恭亲王最关心的就是洋兵赶紧走，否则皇上回不来，所以他着急通过孟振生主教打探法方的消息。在樊国樑的描述里，两人的见面特别有画面感，孟主教甚至“执其双手”！按照中国人的会客习惯，大抵上是客人由仆人带进客厅后，主人请落座，主客双方至少会隔着个边几，两人都坐着的话似乎不容易握到对方的手，如果两人是站着聊，似乎不合礼制，太随意了，所以我偏向于认为这句肢体动作的描述是樊主教的想象与发挥。法军翻译官埃利松在他的回忆录中也对恭亲王突然召见孟振生一事做了记录。[24]不过恭亲王请孟振生来这件事在他给咸丰皇帝的奏折中并没有体现，可以说未着一字，但他在其中一封奏折中附了孟振生于九月十七日（10月30日）和九月十八日（10月31日）的两封关于法军撤兵的信，内有一句：“前因议及回兵事，本鉴牧即日赴本国钦差及将军公馆密议详商，陈说永好已既应允于今日，明日即兵分两队退回，本钦差留兵无几，俟与英国钦差同行。”[25]说明之前两人见面肯定是谈到过“回兵事”，只是按照孟振生的表述逻辑，法军“应允”退兵完全是出于他的“密议详商”。孟振生的记述，在法军统帅孟托班的日记中可略窥一二。他说：“10月21日，孟振生主教来访。他来向我汇报他与恭亲王的一次谈话内容。这位品格高尚的主教就此话题与我的儿子讨论过了。恭亲王一直对我们的同胞遭受不公正的待遇感到不安，于是就向孟主教打探我对这件事的看法。我曾说过，我和葛罗男爵同意签署和平协议并愿意遵守协议上的条款内容。对此，恭亲王也向孟振生主张打探那番话的可信程度。”[26]10月28日的葬礼结束后，孟振生又去拜访了蒙托邦，转达恭亲王的担心：“回到司令部以后，孟振生主教来拜访我，向我汇报了他与恭亲王以及清朝将军沈葆桢（这里翻译错误，应该是胜保，不是沈葆桢）的会面情况。他告诉我恭亲王对我们是否会遵守条约内容离开北京表示担忧。恭亲王得知英国人准备延长逗留时间以后更加害怕了。他的担心是有依据的。之前葛罗男爵告诉我额尔金勋爵给他递了张便条，表示要推迟离京的日期。我请主教转告恭亲王，让其尽管放心，我已经决定遵守我方特使签订的所有条款，除非有出乎意料的重大事件发生，否则我会按照计划于11月1日撤离北京。”[27]

中英《北京条约》签署现场的恭亲王奕訢

综合以上史料，在战争结束后和约的谈判前后恭亲王肯定通过孟振生获取过法军的情报，前期有张锦文的主动搭线，借着胜保这层关系与文祥和恭亲王见了面，恭亲王在接触后认可孟与法军的关系（同为法国人）但认为其提供的信息有限，在后期又借助孟去探听法军从北京撤离安排的情报；孟作为北京教区的主教，则希望于居间说和的机会获得中方上层的重视和支持，为日后的传教工作铺路，于是给中方的文件中似有夸大其作用的表述；法方的记录则相对平实，没有什么感情色彩。我粗略检索了一下，似乎还没有人对第二次鸦片战争（或其它的重大历史事件）期间文本行文的有研究，围绕同一事件，不同参与者的文本放在一起对比研究，颇有“罗生门”似的观感。此外，信息，或者说情报在传递过程中实在太容易走样，特别是中文博大精深，同一句话换一个词可能表达的感情倾向就不一样。在重大事件面前，大臣们如果不能做到实事求是，那决策者或决策机构就很难正确应对，导致无法挽回的深远影。

注释：

[1]樊国樑：《燕京开教略》下篇，北京救世堂，1905年，第19页

[2]樊国樑：《燕京开教略》下篇，北京救世堂，1905年，第19页

[3]【美】费正清、刘广京编：《剑桥中国晚清史 1800-1911年》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530页

[4]樊国樑：《燕京开教略》下篇，北京救世堂，1905年，第19页

[5]樊国樑：《燕京开教略》下篇，北京救世堂，1905年，第18页

[6]樊国樑：《燕京开教略》下篇，北京救世堂，1905年，第19页

[7]樊国樑：《燕京开教略》下篇，北京救世堂，1905年，第28页

[8]这里指1844年中法双发签订的《黄埔条约》，其中专设条款保护传教士在中国的人身安全。

[9]樊国樑：《燕京开教略》下篇，北京救世堂，1905年，第27页

[10]直隶总督桂良奏为先将法教士孟镇升解往江苏摺，咸丰四年九月二十日（1854年11月10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合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清末教案》第一册，中华书局，1996年，第159页

[11]郭嵩焘著：《郭嵩焘日记》第一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29页

[12]钦差大臣奕訢等奏与英法换约详细情形并设法令法兵先退折，咸丰十年九月十五日。中国史学会主编：《第二次鸦片战争》第五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223-224页

[13]即孟振生主教的副手董若翰（Jean Baptiste Anouilh, 1818-1869），“艾”的发音源自他的姓Anouilh。

[14]钦差大臣奕訢等奏英兵定期撤回津郡并接见英使等各情形折，咸丰十年九月二十二日。中国史学会主编：《第二次鸦片战争》第五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237-238页

[15]中国史学会主编：《第二次鸦片战争》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550页

[16]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116辑，中国文史出版社，“天津八大家”第199-200页

[17]中国史学会主编：《第二次鸦片战争》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550页

[18]中国史学会主编：《第二次鸦片战争》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550页

[19]中国史学会主编：《第二次鸦片战争》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550-551页

[20]中国史学会主编：《第二次鸦片战争》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551页

[21]中国史学会主编：《第二次鸦片战争》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552页

[22]中国史学会主编：《第二次鸦片战争》第五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231页

[23]樊国樑：《燕京开教略》下篇，北京救世堂，1905年，第30页

[24] “北京主教，当天去了皇宫，受到了恭亲王的热情接待。一从那里出来，他就直奔这个缓慢前行的队伍。他走在神甫们的前面，身穿大祭司服装，准备主持葬礼。”【法】埃利松著，应远马译：《翻译官手记》，上海：中西书局，2011年，第278-279页。这里埃利松所说并不准确，恭亲王不在皇宫，可能是在天宁寺，那里距离宣武门内的南堂不算远，所以孟振生主教完全来的及赶上送葬的队伍。

[25]中国史学会主编：《第二次鸦片战争》第五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240页

[26]【法】库赞·德·蒙托邦著，王大智、陈娟译：《蒙托邦征战中国回忆录》，上海中西书局，2011年，第361-362页

[27]【法】库赞·德·蒙托邦著，王大智、陈娟译：《蒙托邦征战中国回忆录》，上海中西书局，2011年，第376-3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