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的“息园”

1

“息园”，坐落在西单一条叫北安里的胡同里。

那条胡同正如它的名字，充满了安恬的意境，整条街道都没什么人走动。从西单大栅栏胡同（与前门大栅栏同名）拐进南安里胡同，再进北安里胡同，赫然能见到一对汉白玉华表，华表下面是巨大的汉白玉石座，上面雕龙刻凤。目光穿过这对华表，便可见三棵千年古槐树，在它们的枝条正下方，便是有着过街门楼的北安里6号。

多少年后我才知道，外公退隐之后买下的这个大宅院，是清朝恭亲王奕訢的岳丈瓜尔佳·桂良的宅院。查“百度”，有如下文字：“瓜尔佳氏，字燕山，满洲正红旗人。清朝大臣，历任兵部尚书、吏部尚书、直隶总督、东阁大学士、文华殿大学士、军机大臣。同治元年七月病死，谥号文端，入祀贤良祠。”

难怪它这么大！这是个数进的大宅院，共有三个院门。正门即是北安里6号红门，一进大门便见一大影壁，上书“鸿禧”二字。左首三五米处的大黑门为北安里5号。最西边的是个赭红色的小旁门，是为6号车门，门板上刻有“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两行字。三座门上都有门环亮晃晃地固定在那里，也各有两头镇门狮安静地戳在街门门框的两角。

靠6号车门旁三四米处还开了个门，是家人们很少乘坐的一辆黑色轿车的车库。那车显然很老旧了，总是坏。一开出去，就会在半路上抛锚，于是司机——我们称作“三爸爸”的中年男人就会拿出一个拐弯的金属摇杆，插进汽车前面的孔里面，拼命地转动它来给汽车打火。仍然打不着的话，就将大家都叫下来推车——他在车上趁着汽车移动将火打着。我没见过它顺顺当当地跑过路。没多久车就不见了，车库于是就成了堆放破烂的仓库。每当下雨，那车库就漏得稀里哗啦的。还塌过，将在那里玩耍的我哥哥和表妹扣在底下。

进6号车门左首是座小土山。上面野草丛生，酸枣刺很扎人，疯长的喇叭花有红的、蓝的、白的，死死地缠绕在一起，再有就是珍珠梅、鸡冠花和狗尾草什么的。山不大，由一行参差的太湖石分开土山与院子，只露些野草和爬山虎在太湖石上方，向进出门的人招摇，像迎接，像欢送，一派平和的景象。山上有枣树，有紫色和白色的丁香树，还有一棵野洋桃和野山桃树。山桃树不高，分叉处也就距地面一米来高。我常常坐在树杈中间，看着斑驳的阳光透过浓密的枝叶缝隙穿透过来。树一随风摇晃，树叶就摇晃那些光柱，于是光柱如温情的手一样在我脸上拂来拂去。野洋桃熟透时，会招来蜜蜂、大马蜂，还有大牛蜂（如今这样的牛蜂已经多少年没见了），它们牢牢地抱着血红的洋桃采蜜。大人说：“千万别招惹牛蜂，只要被它蜇了，必死无疑。”于是见了它，我就一动不动地坐在树杈上，直到它飞走。

紧挨着土山东北角处就是又一进院。两扇黑色的门，也有门环和镇门狮。门的顶天处，就是几方砖刻，上边有两个大字：“息园”。

小时候看到这两个字不明白。怎么叫“息园”？啥意思？休息的园子？可哪个花园不是用来休养生息的？强调它有必要吗？闹不懂。家里也没人讲过，只知“息园”二字是外公所书。我记得很清楚，有次我盯着那灰色的砖刻琢磨的时候，隐约感觉到在房檐跟椽子的某处空当之中，我外公亮晶晶的小眼睛，正盯着我。我吓了一跳，便颇为困惑地钻入黑乎乎的门洞。

过道有三五米长。黑咕隆咚的过道与在露天里的假山石通道相连，那些石头都是黑褐色的太湖石，它们像影壁一样不让人们一眼洞穿整个院落。但从太湖石的缝隙中，能看到院子里斑驳的花影。走出山石过道，院子的全貌便呈现了。除了满院的花花草草，还有个石丈人。方砖错落有致地铺在草丛中，直通外公的在院北头的书房。房间窗台以上完全是玻璃窗，采光极好。这就是外公藏有二十万册书籍的地方，也是他起居和做学问的地方。

2

北安里胡同犹如它的名字，是条很安静的胡同。和平解放时的北京连自行车都是罕见之物。胡同道路也都是土路，整天行人寥寥。各家的宅门鲜有四敞八开的，总是关闭的。街门后面有粗粗的包着铁箍的大門闩，门板上有门插棍。有时回家见大门紧闭，又叫不开门，就只好拣个玻璃碴子或枯树枝从门缝里拨门插棍，久而久之，那两扇门的那个部位就如同咧开一张粗糙的大嘴……想想，那会儿的生活细节也挺有意思的。因为胡同里太安静了，所以一有响动，就觉得新鲜。而那时，最平常的响动就是胡同里传来的叫卖声。如今胡同已是物非人亦非，而那些响动，特别是当年那些走街串巷的小贩的叫卖声，却咿咿呀呀、韵味悠长地穿越了时空，重新大珠小珠落玉盘地在耳畔回响起来。

从清晨到傍晚，总有走街串巷的小贩穿行而过。他们推着独轮车或是挑着担子，有卖小金鱼的，打鼓儿的，剃头的，卖心里美和针头线脑的……若依次说，春天，大清早出现的是手臂弯里挎竹篮的老妇人，篮儿里是用洁白的湿手巾盖着的茉莉花、白兰花，那精致的花瓣上还沾着细碎的水珠。闹不清她怎么有那么高亢而又柔和的嗓音，甚至将那茉莉花和白兰花的芬芳都给唱出来了：“茉——莉——花儿——白——兰儿花——咧——”有时，我姨会跑出街门买上几朵，不是别在胸襟上就是挂在耳朵上，也会招呼我姐姐过去给她插在头发里。那白兰花一般是两朵精致地连在一起，远远地就能嗅到一股股清雅的芳香。

夏天，推着独轮车的小贩进了胡同，车里摆满了带玻璃盖的玻璃缸儿，缸里盛着酸梅汤、红果酪、豌豆黄之类的冷饮——似乎要的就是这个劲儿！一车的玻璃缸儿，还盛满了汤汤水水，可就是要推独轮车！在胡同的阴凉处将那车儿一停，拿起一对雪亮的小铜碗，碗和碗轻碰着，银铃般的声响就洒满了街道和院落：“浓哟——唉——喝酪——喂——”随着“敲冰盏”的旋律，那冷饮更是进入不俗的境地！清代文人对“敲冰盏”和卖此类冷饮的描述很多，清代赵钧彤写到：“乱打残冰盏内盛，梅汤旋及渴时倾。束窗已敞南风竞，半夜犹来铜碗声。”清代郝懿行在《都门竹枝词》中有：“底须曲水引流觞，暑到燕山自解凉。铜碗声声街里唤，一瓯冰水和梅汤。”查揆在竹枝词集子《燕台口号一百首》中有词句：“磕磕晶晶响盏并，清明出卖担头冰。”还有叫方元■的文人咏道：“炎交三伏气如蒸，渴饮人消水数升。忽听门前铜琖响，家家唤买担头冰。”有心的读者也许会注意到《红楼梦》第三十四回中，贾宝玉挨打后，“只嚷干渴，要吃酸梅汤！”足见这“敲冰盏”、卖酸梅汤的冷饮史有多悠久。

再有就是卖小金鱼的，那是个满脸络腮胡子的壮年男子，黑黑的面庞。最奇怪的是他前面的筐里挑着盛有各色小金鱼的玻璃鱼缸，后面的筐里挑着一男一女两个总是怯生生的小孩。伴着他出现的还有悠长声调：“卖——小——金——鱼（儿）——嘞——”那两个孩子就这么一挑就是一天？他们就不下地玩耍？是没妈还是也像小金鱼一样悄悄出售？我当时小，也不敢问，只是凑近去看那小金鱼和小孩。小金鱼有红的、黑的、花色的，还有大眼泡的龙井鱼、鼓着肚子的珍珠鱼……还有蛤蟆骨朵儿和水草，专门放在一个玻璃缸里，弄得他那担子花里胡哨的。我最早接触金鱼儿就是从他的担子里。

一到秋天万木萧疏、落叶唰唰翻滚的日子，每当擦黑，便有“硬面——饽饽”的喊声，颤颤抖抖地有些凄凉地在胡同里飘荡。这小贩的叫卖声有点与众不同，别的吆喝都是尾音拖长，他这个“饽饽”二字，却短促之极，而且是戛然而止，不知怎么让我这小孩都会生出世态炎凉之感。天更冷了，“老豆腐开锅”的叫声就热乎乎地传来。

而一年四季都会呼唤不休的是担着木条凳、腰里拴条脏兮兮的厚帆布围裙的磨刀匠，用拖长的音调唱道：“磨剪子嘞——戗——菜刀！”再就是挑着担子卖豆腐的那四平八稳、不紧不慢的吆喝声：“臭豆腐——酱豆腐——王致和——滴（的）——臭豆腐——”最有意思的是那无冬历夏都走街串户的打鼓儿的，只见他左手夹着一个袖珍的精巧小皮鼓，右手拿一根比筷子略长的细藤条或竹棍，头上用皮条缠着个锤儿，敲打那小皮鼓，声音闷响闷响的，远近都听得到他那种凄惶而又稳重的叫“买”声：“旧衣服——木器——我买，报纸——洋瓶子——我买——”我一听见这种鼓儿响，便跑出街门，看着他或在槐树阴里擦着汗，或是挑着一根扁担、两只筐，慢悠悠地敲几下鼓，再捂着一只耳朵，悠长地吆喝几声。我还经常听到一种金属碰撞后发出的“刃——刃——”的颤颤悠悠的音响，那是剃头的来了——未见其人先闻其声。剃头的左手拿个约一尺长的金属叉叉，被右手拿的金属棒棒（行家说这套器具叫“唤头”）从里面往外一挑，那种金属碰撞后发出的颤颤悠悠的声音便悠远地传播开来。一次，外婆让我去把他喊进院来给哥哥和我剃头。那挑子一头是挺讲究的圆笼，记得上边还有红漆绿漆彩绘的条条，一个炭炉就藏在里面，上边是洗头铜盆。圆笼一侧竖根带刀的旗杆，上边还悬着一个黄色条幅，似乎都是满文，剃头的说那是顺治爷的圣旨，必须按照大清的律令剃头！说还有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所写的一副联子：“磨砺以须，问天下头颅几许；及锋而试，看老夫手段何如。”另一头是长方形的四角八岔的小柜，里面装着剃头用具和掏耳朵、刮胡子、磨剃须刀的挂件等用具，同时还能当坐凳使唤。还有推车卖水萝卜的，往往在车头用竹签插个削好的心里美展示给人们看，我总惊讶他那萝卜真是透心红！水灵！那小贩用只手捂着耳朵，用颤悠悠的声音婉转动听地唱道：“萝卜赛梨呢哪——辣了还钱呃——嘿嘿——”看着的确诱人，但家里人从来没给我们买过。

也有不用击打发声却必然出现在胡同里的营生：冬天，送水的木水车吱吱扭扭来了。那水夫穿着一身厚厚的黑色棉衣裤，身上和那个手推车上的木桶一样，挂满了冰凌。他在每家院落前停下来，将两个木桶放到大木桶的出水口处，拔掉木塞灌水，水满后他就或挑或手提进院将水倒进大水缸里。这人是山东口音，只知憨憨地卖苦力，很少说话。听外婆说，自古北京就有“苦海幽州”的说法，说的就是北京的水大多又苦又涩，家境好点的便买甜水用来沏茶、做饭。再就是一年四季短不了的——掏大粪的，他们肩背一米来高的大木桶，手拎一个长把粪勺。每到院内的茅坑快满时，掏大粪的就会上门了。记得最初，粪把式是拉辆马车大小的木车，大粪桶和粪勺就挂在后面。他围着条肮脏的围裙，鞋面上也拴着一块护鞋的粗布，肯定都是防止掏粪时溅到身上或鞋上用的。他也是不跟人搭什么腔，总是绷着脸儿，就像人家都欠他八百吊似的。那会儿各家各院的茅坑都是在院落一角，冬天寒冷还好说，就是一到夏天，茅坑里的蛆满处爬，别提多恶心了。但粪把式却熟视无睹，照例用那粪勺一勺勺将粪掏出，再往大粪桶里一磕，沉闷的“嘭嘭”声将大粪连同蛆虫磕进桶里，而被搅动的粪便的独特味道随之也扩散开来……

如今，所有这一切胡同里的声响，都随着时代的变迁而销声匿迹，但它们在我的记忆中却至今余音萦绕，让我一再回到童年的息园。

3

“息园”中还立着被称作“石丈人”的黄褐色巨石，呈立峰状，两肩似悬崖峭壁，表面突隆累累、褶皱繁密、高低起伏，深陷犹如沟壑逶迤，隆起处又若瀑布流经，极具消瘦孤清之美感。石体似饱经沧桑，更显出气韵苍劲孤高的韵味。看着它，我就想起外公的照片，瘦骨嶙峋的，胡須和寿眉飘零散淡，一双眼睛却炯炯有神。外公还为这个石丈人写过什么文字——但我至今不见记载，是听长辈们说的。

三个相连的大院子里，前前后后有五六棵大枣树。它们浓密的枝叶永远遮着盛夏的炎阳。在疏密浓淡的枝叶下面，我们从东院跑到西院，从前院跑到后院，要不就爬树上房摘那些尚是青格愣的青枣，要不就从这个房顶到那个房顶小心翼翼地乱窜。直到大人站在院子里一通叫骂，才赶紧顺着枣树爬下来。

早先，院子里有只白狗。没搬进息园之前，母亲带我们每十天半个月来这里一趟。我爱招猫逗狗。它似乎觉得我小，不太爱搭理我，我就坐在它旁边胡撸它。它眯着眼睛冲盹，忽然我见它张嘴打哈欠，便将手指捅进它的大嘴中，谁知它突然恶狠狠地咬下来，我手疾眼快地将手抽出来才免遭血光之灾，从此再也不敢搭理它。但全家人都对它非常疼爱。

听说，就是这只狗的爹爹救了外公的性命，这是听我外婆讲的。

外公共有五个孩子，长子叫甘世璜、二子叫甘世瑛。女儿有三：甘世瑜，嫁给了辛亥元老李书城；再就是外公二太太所生女儿甘世珊，我称为姨；我母亲为我外公的三太太所生，叫甘世玲。外公曾写诗道：“有儿有儿愚且鲁，不能学书但学贾。大儿远客湘之浒，筹谋生计十失五。次儿日与病魔伍，远道求医离乡土。”我这个大舅颇有富二代的派头，生意不成却热衷声色犬马、珍馐美食，糟糕的是还染上大烟，成了名副其实的大烟鬼，这可是无底洞的营生。外婆说：“你外公可节俭了，自己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有钱就买书。哪里有钱给他糟烬！回家可以，只管吃喝，要钱是没有的。”但这个大舅鬼迷心窍，一心想早早分得家产，竟丧尽天良地想出投毒的恶招。一天，他趁厨师不注意，将毒药撒进炖鸡的锅里。偏偏那天厨师取了些鸡肉来喂白狗儿，没片刻工夫，只见那狗儿嗷嗷怪叫并满地打滚，然后七窍流血而亡。厨师大惊，连忙跑去报告外公。外公自然详细追问，何许人进出过厨房？可想而知，外公是何等盛怒！如此一个忤逆的败家子，如此丧失天良——这对于我外公那样的信守仁义礼智信的士大夫来说，是绝对无法容忍的事儿。但家丑不可外扬，他选择将其驱出家门、断绝父子关系。我这大舅便被驱逐出家门，在回潜江的路上，遭遇土匪，被绑了票。索要重金，自然无果，于是便被撕票了。这也有我外公的父亲的文字为证：“长孙世璜，天性凉薄，素行不端，汝即无子，我乃无孙……”这是他写在《甘氏家训》中的文字，说的是我那个被撕票的大舅“天性凉薄”，他们都不认这个家门败类了！而我母亲却是老人的一个安慰。外公曾赋诗曰：“八岁娇小女，颇好弄纸笔。悬肘书八分，居然有笔力……我生多忧患，见汝辄消释……”

那只险些吞掉我手指的狗便是那白狗儿的后代。但待我们住进息园，也不知它上哪里去了。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

孩子间的交流是没心没肺的，很快我就跟那条胡同里的孩子混熟了，天天在胡同里的大槐树下追追打打。夏天的晚上，又跑又叫的，弹球、拍洋画，夏天晌午没人的时候我就在大槐树下捉“吊死鬼”玩，那是槐树上生的虫子，快要成熟变蛹时，便从树上吐着丝落到地上。我喜欢将它们放在握拳里，它们在手指缝中拼命往外钻，痒痒的，我觉得好玩。女孩们则歘拐，我姐姐就爱跟胡同里的女孩玩这个。她们每人都有几副羊拐，每个羊拐都涂上或红或蓝或黄或绿的浓重水彩，再自己缝个小沙包，带在书包里，一下学就凑到一起，或蹲或坐或站地在人家门口的青石板台阶上就歘上了！那时北京人口还没膨胀，大多都是独门独院的，一般也都是关着院门。若是有人开门，她们就麻利地收拾起羊拐，乖乖地站到一边去了。我姐姐歘得很棒，老是赢。输了就得根据盘数掏出备用的羊拐给赢家。姐姐再根据拐的模样可心与否来决定，是拿它当“老子儿”呢，还是用来当输赢的码儿。若当“老子儿”，就回家将它洗净、晾干，再涂上颜色，跟其他的羊拐配成一副。夜幕降临时，男孩们追啊打呀的抡枪弄棒，她们则在昏暗的路灯下歘拐。记得那时北安里那对华表已经不知啥时丢了一个，另一个则被撂倒在靠胡同南墙的墙根下。那个戳华表立柱的汉白玉底座从腰那里断成两截，立柱就横躺在它们中间。夏天很热，那六角立柱的平面便成为路人乘凉的石凳，也是孩子们蹿上蹦下的好去处。女孩们则将那个汉白玉底座的平面当上好的歘拐平台。我姐姐玩得兴起时，往往会给女孩们露两手：将那个自己缝制的六面小沙包儿高高地抛起，然后翻抓拐的手在必要动作之余，还玩几个出彩的花样儿，然后再接住包儿。每当如此，都会引起一阵阵喝彩。长大后我才知道，小时候跟着瞎叫“歘拐歘拐”的这个“歘”字，原来是象声词，形容快速、短促的意思，有古诗云：“歘如飞电来，隐若白虹起。”

一次见到姐姐，聊起她童年时的这个把戏，她笑着如数家珍：“我记得可清楚了，一副羊拐是五个，玩时先将羊拐撒开，每拣起其中一个时，不许碰到别的拐，碰着就输了！羊拐很是玲珑秀气，猪和牛的拐都太大，不适合歘拐玩。每抛起一次沙包，都要趁其落地前将摊在下面的羊拐改变个姿势，逐个立起来，再逐个揞躺倒……反正得一系列动作。高手能每次立起两个、三个、四个，或者要求以同样的姿势排列成队。一关关都过了，就看最后一锤子买卖了——将羊拐一把抓起，再抛起来用手背接住，然后再抛起，翻过手面，连包带拐一手接住。若是掉一只拐或是没接到沙包，你就输了，掏拐给赢家吧。”

说这些时，她的脸上露出灿灿的笑容，仿佛又回到无拘无束的童年。

一天，胡同里突然傳来接连不断的狗叫声，分明是狗儿恐惧、胆颤又夹杂着哀怜的呼救声。我连忙跑出院子，看见有清洁队的工人手执一根三米来长的像套马杆一般的家什，他们叫它套狗杆。他们把套来的狗拉到清洁队去集中。清洁队所在地跟我们相距五十米左右，是北安里4号。胡同里弥漫着浓重的腥臊气味——都是被活擒的狗的气味。一个清洁工人正套着一只大黑狗往清洁队大院走。那狗很壮实，虽然脖子被牢牢地套住，但仍很凶地叫着咬着撂蹦地反抗着。当它朝逮捕它的人咬去时，那很壮实的男人便铆足了劲儿火速将那套狗杆朝天空抡去，这狗儿便悬空着在胡同上空打旋儿，四腿儿徒劳地挣扎，由于绳子勒紧了，也叫不出声，待再放到地上时，已是奄奄一息，只能听任摆布了。我跟着那清洁队工人进了大院，只见到处都是狗，黄色的、黑色的、杂花色的……公的、母的、老的、少的……据说都是流浪狗，被拥挤地塞在木匣一样的垃圾车里，车厢上面是铁栅栏盖子。那些口吐白沫的狗儿高一声低一声地绝望地呼叫着，当然，都是普通的柴狗。刚刚解放那阵，流浪狗特别多，到处拉屎撒尿，很不卫生。似乎就是这个原因，各个街道的清洁队便接受上级指令担当起打狗的任务。这是早年全北京市的统一的行动。

清洁队的大院任何人都可随便进出。大院四周的房子大多是工人的宿舍，几间办公室也大多是敞着门窗。每到周六日，这里便放映露天电影，花三分钱买张油印的门票，带着自家的小马扎就能进来看电影。电影放映之前，我们这群孩子就在里面追追打打喊喊叫叫，真是好不痛快。那时我就想，一抓狗，这星期的电影就吹啦！院子里还有个沙坑，安装有单杠，是让职工健身用的。如今，它成了屠宰狗的架子。几个脸熟的工人正围着一只吊在上面的大黄狗开膛扒皮……他们那些日子伙食肯定顿顿有肉，这从他们通红、油亮的脸膛上就能看出来。

腥膻的气味和塞满狗的垃圾车里传出的悲惨凄切的吼叫声，让我实在无法在这里再看下去，便一溜烟地跑出去了。

那狗彻夜的叫声和浓烈的腥膻味儿经久不散。大约一星期后，似乎运动结束了。狗们的叫声没了，腥膻味儿也渐渐减小，再过十天半个月，就一点也嗅不到了。

儿时的这段记忆，如今鲜见“老北京”提及，但那血腥的一幕，我却记忆犹新。这事发生在俗称“除四害”运动之前，我还没上小学呢。

4

在历史的洪流面前，个人生命真是弱不堪言，只能被时代的大命运裹挟着苟延残喘。外公精心建造起来的息园，只是想象中的天福宝地，而实际上自息园建好之后，便进入了多事之秋。

外婆和母亲分别讲过息园被强盗抢劫的事情。我母亲讲得更详细些：一天晚上，她刚读完书准备入睡，突然响起敲门声。她问：“谁呀？”也不应声。她年轻、胆大，再说就在自己家院子里，就坦然地去开门，一下就被一个大汉捂住嘴巴。她虽然使劲挣扎，但也拗不过那大汉，最后给推进一间耳房。她发现女眷们都被关在这里，一个个被吓得噤若寒蝉、筛糠般颤抖。就这样被拘禁了一两个小时，期间只能听见院子里有忽急忽缓的脚步声。后来听到一声呼哨，那帮人便都撤走了，临走，威胁说：“不许报案！要不回来收拾你们！”这恶狠狠的声音让女眷们迟迟不敢出屋。还是我母亲年轻，首先跑出去看父亲，正好见到男人们进中院来找女眷，听到这样的解释：强盗把他们和外公也分开了。只是跟外公索要钱财，说是要十万现大洋。外公说没有，自己是个读书人，当官也是清官，没钱，多年当官的俸禄，都用来买书和建息园了……

我常常独自思忖：那天外公被强梁们围堵房中时，没被捆绑吗？是否有刀架在脖子上？面对这个手无缚鸡之力的耄耋老人，他们是怎样横眉怒目、出口不逊，甚至挥动铁拳？我不知道。家人即使提起此事，也是寥寥数语，这么糟心的事儿，谁愿意提起？我只能独自想象：面对这伙强梁们的枪口和刀锋，外公绝对不可能张皇失措。他肯定是稳稳地坐在八仙椅中，沉着地将羊毫笔放在笔架上，平静地用湖北话与他们对话。他会告诉他们，他虽然居于息园大院，但实际上囊空如洗。他會说，自己是个清官，两袖清风，甚至从没动过贪污的念头。所余俸禄，大都花在书上和这所息园宅子里……

反正在我想象中，外公绝对是临危不惧的，他甚至会摇头晃脑地说：“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他会转弯抹角地骂他们，但强梁们未必能听懂。

据说，这伙强贼，在房间翻箱倒柜，最后终搜出数百大洋，看再也榨不出油水，便呼啸而去了。传出来的数字，是八百余枚应急用的银元。

我姨甘世珊说：“父亲的一生总在和书笔打交道。不是看书，便是写书。晚年编纂了《湖北文征》一文……”从长辈们的只言片语中，知道外公晚年确实过得较为清苦。说他冬天在息园的书房里生了个高桩的花盆洋炉子，常常在炉台上烤着白薯、窝头等粗粮。每顿饭也都是简简单单的。在穿上也一点不讲究，就是老式长袍马褂，戴顶老瓜皮帽，西服革履跟他完全绝缘。他这老前清的装束，透着一种怪诞与陈腐。

夏天，外婆总是命令我们午睡。我睡不着，就看着窗户。那些糊着高粱纸的木窗都是带木制雕花的，很高，一直捅到房梁下的过木。旧得发黄的高粱纸上总是晃动出种种影像，外公的形象就在那里晃动，不知为何我总能发现他的影子。枣树茂密的树叶后面，是微红了面庞的枣儿——这里有外公；藤萝架上，蜜蜂嗡嗡地围着紫色或白色的藤萝花唱歌舞蹈——那里也有外公；瘦瘦的野山桃树和疯长的丁香树丛，它们散发着青涩的山桃味道和浓郁醉人的花香——也隐约晃动着外公的身影……清早睁开眼睛，我会在大白纸顶棚上搜寻，大白纸由于被老鼠咬噬，布满了大大小小的窟窿。透过这些黑乎乎的洞眼，我觉得隐约有眼睛在往下窥探——似乎就是外公的眼睛；久久地盯着灰膏墙壁，因为年久失修，那些白灰、青灰和的泥膏会和墙砖剥离，有的露出砖头，有的鼓出一个个露出麻刀的鼓包，我觉得它们构成了一幅幅光怪陆离的图画，我在那上面寻找老虎、豹子、狗熊或者男人和女人的脸——看着看着，就有外公的精瘦脸庞出现了；在冬天贼冷的日子里，我不愿将脑袋暴露在阴冷的平房里，照例蒙头盖脸地躲在黑漆漆的被窝里“过电影”，我总是能在漆黑的被窝里看见种种怪诞的形象，它们都是能动换的，有灵魂的，让我敬畏而且入迷的。看着看着，就会见到外公一身长袍马褂由远而近，在漆黑一团里向我走来，摇头晃脑地逗我玩。

我在虚幻中看到的外公形象，与我搜集到的文字很是吻合：“卸政后，悉斥节缩所余以买书，所局息园，庋藏至二十万卷，可谓富矣。晚年度门却扫，不与尘世，日惟以勘著书述为务，雪写星抄，殆无虚晷……弥留之际犹呫呫以为言者，则惟《湖北文征》。”

身教胜于言教，外公的这种书卷气自然会影响到后辈。我记得姨甘世珊就极好读书。她带着厚厚的近视境，毕业于燕京大学文学系，是很新潮的大家闺秀。息园里，除了外公的书多，就是她的书多。但她的书大多是现代书籍，外公的则都是木板刻印的古书。我母亲曾乐呵呵地讲过她这位姐姐的往事，说有位公子哥儿看上她了，拼命追求，但她就是看不上那家伙。于是那公子哥儿就嘬着牙花子说：“日思夜想抱得美人归呀，谁知乃竹篮打水，无福消受、无福消受呀！”她后来与小她二十岁的叫朱俊的小伙子结婚了，似乎比我母亲结婚还晚一两年。生了两个女儿，一个叫朱文锦，一个叫朱文秀。记得她经常给这两个女儿念书、讲故事，古今中外都有，先是《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后来是《西游记》《红楼梦》《水浒传》什么的。夏天，院子里很静，她朗读的声音抑扬顿挫的，我就总凑过去听。

每年，当我独自坐在院子的走廊长椅上琢磨着枣树上的红枣，想着该偷偷爬上屋顶去摘它解馋时，我就想外公是个了不起的人，能有这么好玩的院子让我们疯玩。

外公，应该满脸都是慈祥的微笑。

外公的淡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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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外公1941年故去后，息园几经变换，后来外公的书房便由外婆带着我们几个孩子住。书，已经被外公的长孙甘永惇搬到东院——北安里5号院去了。这套房子分里外间，很大，因为没有书架充塞，所以显得很是空空荡荡。南墙是一水的玻璃窗，采光没说的！

几个大院子还是通着的，我们这些孩子就东院西院地乱窜。有时，会趁大人不注意时钻进这几间藏书房里捉迷藏。那是与正北房相对的一排南房。因为怕潮，怕书籍被虫子噬咬，便经常开门通风，往往这时就是我们混进去捉迷藏的时候。红木书架一排一排的，再被那些线装书摆满，当然很沉重。藏在夹缝中间，特别是藏在那些放在角落里的像刺猬一般插着字画轴的卷缸后面，就像藏在文房字海之中，感到特别惬意和安稳。书房有很浓的熏香味，蓝色的烟雾飘飘渺渺，更让人感到这里的静谧与神秘。这些深褐色的线装书都写了些什么？那些沉默的、被蓝色布封了匣面的老旧书籍，像是无数个谜团一般齐整地排列在那里。书架很高，几乎要顶到顶棚上。外公有这么多的书，他都读完了吗？

我特想在藏书房里找到点什么小玩意儿，但是没有，只在一书架最下方的一个隔子里有个柳条筐，里面装满扎花时用的花蕊，每一小束有五六根或黄或红或白的像火柴头大小的蕊心，我们就拿着玩。一旦大人发现我们在书房，便会声色俱厉地往外撵。我们便扔下这些蕊心，叫笑着一哄而散。

那都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事儿了。头顶上飞机轰鸣、外婆慌不迭地催我们往桌子或床底下钻的日子早已过去。和平解放的北京没有被扔炸弹，我们继续在大院里撒欢。西单商业圈继续红火了一段时间。老百姓最初还是按照习惯过着每一天，照例在晚饭后去西单拿弯子。殷实点的家庭，则去戏园子听听戏、看看电影、听听京韵大鼓找点乐子就知足了。西单很早就有著名的哈尔飞大戏院，后因时局动荡，票房锐减，变成走下层路线，更名“哈尔飞瑞园茶社”，突出了曲艺杂耍等大众娱乐内容，骆玉笙及其他一些名角都在这里登台亮相，后来又更名“大光明电影院”，解放后改称“西单剧场”。而附近的长安大戏院和新新大戏院是后来居上。小小的西单一下就有那么多戏院，足见这个地区的繁华程度。

息园则是闹中取静了。每年初春或深秋时节，我们就在外婆的带领下，去小山捡拾干枯的树枝，然后围坐在一起，将树枝撅成一小段一小段的，码放在一个荆条筐里，这是用来引火的。那时冬夏，一年四季都要生火炉烧水做饭。一入冬，更要买煤球、买煤渣子，每天晚上睡觉，就让火炉的煤火烧尽，第二天再重新生火炉。大多是外婆早早就起床，将火炉生好。生炉子前，要将昨晚剩在炉膛里的废煤球或煤砟子掏出来，只剩一点底儿，再将废煤球、煤砟子挑一挑，看有没有没烧透还可以再燃燒的。挑好了，便要先点燃废纸或刨花之类东西引火，然后再放细些的树枝，然后再放粗些的劈柴（这可是必须去杂货店买的），待柴火旺盛地燃烧了，就将煤球倒入炉膛，紧接着将拔火罐往上一搁，只见浓浓的白烟就喷涌着从拔火罐里冲出来。再有那么半个小时左右，炉火就暖烘烘地生好了。外婆就让我和哥哥，一人提拉一个火炉的耳朵，端进屋去。然后我们就围着火炉将双手伸到火苗上方取暖。外婆就将白薯呀、贴饼子呀什么的摆在锅圈里。有时我起得早点，就站在玻璃窗内看着外婆生火，总能看见她在外面冷得直流清鼻涕，脸上黑一块白一块的——当然是生火时烟熏火燎造成的。

2

后来在经历了一系列运动之后，静悄悄的息园变换了容颜，搬来了几户邻居。记得其中有一个长安戏院的琴师，是专为梅兰芳在长安戏院演出时拉二胡的。这个老头在院子里一声不响，也不轻易出门，也没见他有什么客人，甚至在院子里听不到他拉京胡。

还搬来了一对在邮电部上班的年轻夫妇，姓章，是很有教养的上海人，生活上很讲究。还有蹬着自行车走街串巷卖针头线脑的、房管所的泥瓦匠……最扎眼的就是一进6号车门的孙大妈，听说她是天桥八大胡同里当妓女的，被脱离苦海从良了，没多少日子，便和一个姓付的学校厨师成了家。她很厉害，将付大爷管得唯唯诺诺。我们经常看见她板着脸数叨付大爷，付大爷则一声不吭地埋头做家务。

再就是那个三爸爸和他媳妇三奶奶。三爸爸是旗人，姓马。除了过去给我们开车，就再无职业。后来终于找到个活儿，是在西单商场南门边的红星电影院看自行车。夏天，总看见他的两条腿伤痕累累，一问，原来是车支架子给刮碰的。听外婆讲，他们十二三岁就成亲了，娃娃亲同房过早，怀了多次孕也没养成胎，最后三奶奶就再也不能生育了。两个人住在前院，以前佣人住的低矮的房子里，经常为什么事情打架，一打起来就轰动全院。一次，突然听见三奶奶杀猪般吼哭起来，我飞奔着跑去看热闹，只见三爸爸骑在三奶奶身上挥动老拳，三奶奶声嘶力竭地哭叫。其实若是不打媳妇，三爸爸还是挺好的一个人。无论对大人还是孩子，他和三奶奶都特别热心肠。尽管他们住的小房子只是一间房半间炕，可我还是愿意上他们家跟三爸爸下象棋。冬天，他们的小屋子特别暖和。我们俩在炕上盘腿下棋，火炉上永远响着那个洋白铁焊的水汆子，咕嘟咕嘟地冒着浓浓的水汽，他那个大茶缸里永远都是沏得很酽的花茶高粹，茶香四溢……

因某单位要盖宿舍楼，征地时，就将北安里8号9号院都给平了，我们这个院子也要从南到北削去一片。外公那间老书房也在被征之列，竟被划去三分之二，然后就打了个木板隔断。我淘气，时不时地翻过那个一米五高的木板隔断墙去工地里玩耍。一天，翻木板回家，我轻松地翻上来了，往下跳那一瞬间，在扫视息园的景致时，突然从假山石的缝隙中，似乎又看见外公的眼睛，带着很无奈的悒郁盯着我。就在我一愣怔的时候，从木板上翻身落下，右脚脚踝处磕在木板上了，一下子，鲜血就涌了出来。伤口起码小两寸长短，血流如注。我弟弟在一旁吓哭了。新近搬入我们院的一个叫小五子的，说：“来，我帮你止血。”到了他家，他拿出他的刷牙粉，倒出一些洒在伤口上，然后让我用手按住，还真是，一会儿血就止住了。那疤痕现在还在呢。

在院子最北头的小夹道背阴处，还有一排终年不见阳光的房子，里面也搬来了好几户。其中有个单亲母亲带着一个叫小明的男孩。他爱养鸽子，在靠后山墙处拉了个铁丝网圈起了鸽舍。我很喜欢鸽子，常常跟着学，不是帮他照看鸽子，就是帮他放鸽子、招鸽子，有时还到宣武门鬼市上去淘换鸽子或买鸽粮。他也很愿意带我玩。

老话说“富不过三代”，可我们连一代也没“富”。外公故去后，家境日渐捉襟见肘，三房太太都各自分家另过，开始变卖家里的东西。这才知道，外公根本没有什么古董或值钱的细软可换来大笔的钱财。于是开始了出租房屋，俗称“吃瓦片”的行当。大院就更热闹起来了。

最值得一提的是我外婆的莫逆姐妹，我们称为“孔婆”的中年女人。据说，解放前我外婆喜欢到戏楼去听戏，结识了这位票友，遂成至交。这是个很能干的女人，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没有缠足，一双大脚很带劲地在院子里走来走去，说话也是底气十足，像是唱老旦的。这个闲不住的女人，也是个老姑娘，终身未嫁。她姓马，是三爸爸的亲姐姐。我外婆曾悄悄告诉过我姐姐：“为什么叫‘孔婆呢？是因为她是孔祥熙在外面养的戏子。两人无法成婚，暗地往来。现在，四大家族的老孔家都跑到台湾去了，把她留下了，所以她也就成了终身不嫁的老姑娘了。”“孔婆”的称呼就这么来的。她也全然不忌讳人们这么称呼她。

她似乎在西城护国寺那边有自己的房子，也出租了。还记得她曾带着我步行到那里去收房租。从西单到护国寺，累得我够呛。记得是在1955年左右，她看北安里6号大院的前院还空着，便出主意成立了街道托儿所，居然还真经有关部门批准了！她开始起早贪黑地大干起来。从那个院子里常常传来儿童的欢笑和她吹口哨喊操的声音。有时在胡同里，还能看到她和阿姨们领着小朋友沿着胡同拿弯子。但是没多久，似乎赶上公私合营，她的幼儿园需要归属到什么单位，并且需要党员出任领导，可她只是一个有“污点”的老百姓，于是便很是气恼地退出了自己辛苦创建的幼儿园。

但是她是闲不住的。三年困难时期，人们饥饿难耐，但黑市却暗地里盛行。她跟我外婆商量，说通县什么地方有个黑市，生意兴隆之极，客商和逛黑市的人贼多。何不去黑市高价卖点什么，换点钱花？我外婆对这好姐妹的话向来是言听计从，于是她俩买了铁桶一类的适合农村人用的家什，摸黑从家里带着大包小包出发了。到晚上，我外婆满脸疲惫且带着未定的惊魂归来了，说：“刚找地方摆好摊，还没见有人来问货的价钱，就听见有人喊起来：‘查抄的来啦，快跑！”可怜我外婆是个小脚，跑也跑不动，只好看着孔婆迈着大脚撒丫子而去。她只好将那些散货往桶里囫囵地塞进去，将地摊布往桶上一蒙，往上一坐。“唉，吓得我是心惊肉跳，坐在桶上，浑身筛糠……”幸好，她们两个没出啥事儿，我们也就是听听，再也不敢提这个事儿。

息园已日渐破败。每当大雨来临，我母亲跟姨都提心吊胆。因为那个院子其实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随着岁月的剥蚀，那些漂亮的灰膏墙的墙皮剥落，露出后面的碎砖头——哪里有什么整砖！砌砖的泥也很少有白灰。当墙皮剥落，雨水一冲刷，那些泥土便失去了对碎砖的抓力，于是墙便轰然倒塌。雇泥瓦匠重新砌墙要钱呀，而且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每年，她们都为雨季的到来而焦急。所以在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进行到公私合营运动时，我母亲和姨便将地契和盘托出，一间不留全给交了出去。偏偏人家还很讲政策：“你们自己住的，我们就不收了。”这样，我姨保留了南房四间，我母亲留下了北房四间。

应该说，息园从此就易主了。

3

那时，院子假山还在，二进院和街门之间还有那座小土山，花草还竞相峥嵘。那些南北正房前面的抄手游廊，照旧连接着垂花门、厢房和正房。枣树连年结出脆甜的大枣，只是，每当枣儿还是青格愣的时候，新搬进来的住户们便迫不及待地开始千方百计地或是打枣或是上房上树去摘枣。年轻的爬上树，疯狂地摇晃那些细小的树干，于是未熟透的青枣儿就雨点般纷纷甩砸下来。邻居们常常为抢枣儿打架，打枣儿已经演变成战争。再也不像早先那样，每年中秋时节，打枣的日子各家就像过节一样，欢快而礼让。

我母亲和姨也没辙。房子已经充公了，自己已无权再过问这个院落的任何事情了。

孙子有云：“强而避之。”准是外公冥冥之中看出情况不妙，淡出了息园，也淡出了我的视野。

其實那时已是啥也顾不上了。在“三面红旗”“十五年超英赶美”的口号铺天盖地地在电台和报刊上热闹了没一年，人们还沉浸在美梦中呓语之际，三年大饥荒却不期而至。突然间，人们感受到饥饿的滋味。男女老少面黄肌瘦，经年饿得眼花缭乱。票证时代成为常态。中学生每月是二十八斤粮食的定量。每个月发粮票的时候，都是一家人喜庆的日子。拿着粮食本和户主的图章去户口所在地的零售商店排队领粮票、油票、肉票，还有布票、棉花票什么的。我们一家人“分家”了——各自开伙了！为了避免你多吃我少吃引出的不快，每人每月的定量由个人掌管。自己吃自己那份口粮，谁也别沾谁，并开始轮流做饭。为方便，在东墙根那边又盘起了个小炉灶，可以两个人同时做饭。每顿饭量自己掌握，若是月底不够吃，自己想辙。我自己做了个小秤，每顿饭都称出四两左右的玉米面或者大米，大多是熬粥。那时副食也匮乏，一次排队抢购胡萝卜，不甘心排半天队啥也没买到，便将人家不要的胡萝卜秧子拣回家，清洗干净切碎，再掺上棒子面烙菜饼。谁知吃完便反胃，呕吐得我翻江倒海。我姐姐更逗，节衣缩食了半个多月，就惦记能吃一顿白面做的拨鱼汤！她精心地和了面，然后用筷子将碗里的面糊糊一筷子一筷子地拨到滚开的锅里。不一会儿，香气就四溢了，馋得我直流口水。我在另一个炉子上烙玉米大饼。虽然我才上初中，但已经会做简单的饭了。为了让棒子面“出数”，我用开水和面，这样烙出的饼子才显得够大，能将偌大的铁饼铛满满当当地布满。那时，做饭是很享受的事情。正做得高兴，突然姐姐在东墙根那边大叫起来：“哎呀，糟了！完了完了！”我赶忙过去问怎么了？她满脸沮丧，看着那锅精心熬制的色香味俱全的拨鱼汤，愁苦得难以形容。原来，该放盐的时候，她竟将肥皂粉当成咸盐了！最初放了一小把，品尝觉得不够咸，又放，直放了三回，肥皂粉水开始泛泡泡，她才觉得不对，这才发现放的是肥皂粉！好端端的一锅拨鱼汤就这么倒掉了！

我们管外公的二房太太也叫婆（这是遵从潜江的习俗）。她和女儿、女婿以及两个外孙女住在我们对面的南房。这个婆喜欢“妙喜世界”，即佛国。收藏很多看上去极其考究的佛事用品，光观音大士就有好几尊。还有其他如释迦牟尼佛、无上尊药师琉璃光王如来等等，以及我叫不上名字的上好佛事用品。她每天必然是要焚香诵经的。堂屋一进门处，便是一个编织考究的圆形麻质坐垫，是她用来禅修诵经的。在诵经时，必然要焚香，于是她那房间里便总是弥漫着淡淡的熏香味道。但自从女婿被打成右派并劳改后，她似乎感到再天天诵经已经不合时宜。解放初期铲除“一贯道”的运动肯定也对她充满威慑，她只能关起门来偷偷诵经了。随着社会主义各项运动一波一波地展开，女婿又沦为右派，她只能噤若寒蝉了。而且她女婿心情不好，总会因为琐事与她女儿打架，他的声音调子很高、底气十足，怒吼起来连房梁上都掉土渣。一天，怒火冲天的他一边高声叫骂着，一边在院子的东南角挖了个大坑，然后将房间里所有的佛事用品一一砸入坑内，伴着瓷器粉碎的声音，他骂着：“都他妈什么时代了，还迷信！我让你迷信！我看你再迷信！”咣咣地，所有的瓷佛都被狠命地扔进土坑中……院里的邻居都躲在玻璃窗后面悄悄看着发生的一切。我那个婆只是倒在床上，用被子蒙住头，一边哭泣一边低声地念经……从此就一病不起了。

我们家还算安静。毕竟父亲1946年便归去台湾，在两岸隔绝后，我母亲一直在填写的表格“婚姻状态”一栏，聪明地写上“离婚”二字。其实两岸根本就无邮可通，怎么能办离婚手续？我们几个孩子也都从母姓，姓甘。“家庭出身”一栏，也只稀里糊涂地填“职员”。居然在“文革”中，也没遇到啥危机，但家庭气氛却跟大多数家庭一样，很是阴郁、窒息、压抑……

在这样的环境中，谁还能欣赏墙壁上的水痕和顶棚上老鼠咬噬的大大小小的黑洞？还能琢磨那是啥形象、是不是外公在窥探？没心情，没心情。饥饿感让人总是轻飘飘的。严重缺粮时，母亲患了浮肿，腿上一按一个坑，她听信偏方——那时在民间流传着“打鸡血”的传言。我母亲好歹也是大学文化，居然也从众去打鸡血。那时我在家里养了几只小鸡，是从三分钱一只的小鸡雏养大的，每天喂烂菜叶和淘米水，居然一直养到下蛋。她就每天下班后，抱着一只鸡去找会抽鸡血再给人打入鸡血的人。后来又听说喝海宝水能抗饥饿和浮肿，便不知从哪里淘换来了海宝，放在大玻璃罐里养，又买了个泡菜缸养。养海宝需要白糖，我们便都将自己那份白糖份额全给了母亲。我好奇，曾认真端详过海宝。记得那东西呈白色、球状，在水里是活的，很肥润的样子。那水呈暗红色，泡到一定程度是黏稠的。母亲每天都喝，说是挺酸甜。隔几天我就观察观察它，发现它还能生长，很快那玻璃罐就被海宝充塞满了。记得那时的人们，由于饥饿，说话都是细声细语的，于是在黑糊糊的采光很不好的低矮房间里交谈，有如商讨什么不法的勾当。其实那些所谓偏方只是人们在无奈中进行自我安慰而已。

在饥饿中，我考上了清华附中，这是1963年。我从此住校了，息园便更远地淡出我的视线。

4

仅仅一年，我便又开始将目光返回息园。我开始“认识家庭”“自觉革命”了。

那是必然的，因为历史的趋势已经如山上的滚石一般无可阻挡。经过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合作化运动、“反右”“四清”等等一系列强化教育，“封资修”的东西一概成为新社会侧目的对象。凡是站在“五四”以来的新文化运动之外的人，都归“旧文人”之属——自然都是最没有觉悟的家伙。

在这样的环境之中，我考上了清华附中。功课之余，还要“认识家庭”，周末回家有时会很晚。那时，我们街门一到夜里十点多钟，便必然有住在外院的街坊将院门紧闭，将门插棍插牢。有时我很晚回家，街门关了，叫门也没人应，便在大槐树下面找根树枝或玻璃碴子，从门缝里捅进去，一点一点地拨动那个门插棍，就这样将街门打开。那时的胡同地面还不是柏油路面，而是土铺垫的路面，一下雨便满是泥泞。街上的路灯也是极其普通的灯泡，一刮大风，电线杆上的路灯便明灭地摇晃。好在那时的夜晚，月光往往极其皎洁凄清，在很少有夜行人的空旷胡同里，营造着别有韵调的老北京味道。关在门外的滋味很不好受，特别是北风呼啸的日子。每当此时，我就一边拨门闩，一边想到在学校的“认识家庭”。我那时真想挤进革命队伍的大门，我不是在用行动拨开那道大门的门闩吗？

清华附中果然跟一般的中学不一样。初中时，我所在的中学是男校。我印象中，这所学校压根就没强调过什么“階级路线”，但是清华附中不同了，刚一入校，校长便给我们大讲特讲阶级斗争。我还记得那个络腮胡子很重的校长讲一个学习特别好的同学，因为家庭成分是国民党军官，没被录取。虽然他分数高过录取线很多，仍名落孙山。他就到高教部去闹，结果被打成反动学生，被发配到新疆石河子劳改去了。

踏着枯黄的野草，听着小树林里乌鸦的聒噪，看着荷田中枯萎的荷叶，我独自在圆明园的荒野中漫无目的地行走。远处生产队的高音喇叭播放着招呼公社社员去生产队队部开会的通知。我心里却弥漫着一股苦涩的味道。

我为落后而苦恼。在清华附中，校长们、教师们、各班级团支部们，都强调“贯彻阶级路线”。家庭出身成为判定小青年们阶级立场的根据。在形式多样而且日日强调的政治启蒙中，我认为自己有必要“自觉革命”“认识家庭”，与家庭“划清界限”，进而达到“脱胎换骨”，在经受组织百般考验后，最好能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我开始写《思想汇报》。那些真诚写下的字句，上交后就再没有下文。充其量有入团介绍人来跟你谈谈那份《思想汇报》，千篇一律的都是“认识还不深刻”，还需要“进一步挖掘家庭影响”。一般这个入团介绍人都是出身“红五类”的。我能感觉到在与我交谈时，他们那种居高临下带着些许鄙视的神情和口吻，但我只当这是对我的考验。我几乎每周一篇地汇报自己的“活思想”。当然，如今这些文字已无迹可寻。但在我忏悔那段岁月自己所干的混账事时，曾在篇名叫《背叛的亲情》的文章中，多少罗列了一些。特别是对我的外公、母亲、父亲等的所谓“批判”，至今让我无地自容。甚至在独自一人反省时，悔恨的泪水会夺眶而出……

如今回过头来看中学生时期的我，实在是被湍急的洗脑水洗得脑子里进了水，以至被所谓的“阶级斗争”和“阶级感情”“阶级觉悟”闹得晕头转向，表现出了“鲜明”的阶级立场！而这立场，从我的《思想汇报》看来，浅薄、狂妄、无知、独断、狭隘、卑劣、可耻……用尽这些词儿也道不尽我对当年自己的鄙视，也道不尽自己的忏悔！

5

其实所谓“认识家庭”，对晚辈来说，有很大的困难。那时从旧社会过来的成年人，谁不明了世事变迁？谁还往枪口上撞呀！谁都回避家庭的历史。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的旧家庭，哪里有往自己脸上贴金的地方？其实，还是马克思说得更科学：“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社会关系是个满栽花草的花园，很多毒草有药用价值，很多美丽的花朵却充满毒素。外公家也是不例外。

我还记得，每年春节期间，我们家门口总会停一辆黑的伏尔加汽车。从那里面会下来一个老者和他年轻漂亮的太太，这就是我们称作大姨父的李书城和薛姨，是来给长辈拜年的。每当他们一走，我外婆和我母亲就会说说李书城和他弟弟李汉俊的事儿。比如说共产党一大在上海他家中召开时，怎么来了特务，于是转移他地召开等等。我外婆还寥寥数语地聊到，李书城跟我大姨甘世瑜结婚后，因为生活一度拮据，我外公还接济过他们字画等物什和钱财。外婆还讲过大姨去世的原因，说是因为大姨父一直和黄兴领军与保皇派厮杀，所以总是随身带着枪支，晚上睡觉，也会将手枪放在枕头下面。一天，大姨父早早外出，忘记将手枪带走。大姨给儿子穿衣服，那孩子正从枕头下掏出手枪摆弄，不想竟然扳动了扳机，更不想子弹是上了膛的，我大姨就这样年轻轻驾鹤西去。同样是听我外婆讲，这个薛姨最早是寄宿在家里读书的，聪明也漂亮。那时李汉俊也住在李书城家里，并且总在那里接待一些有共产主义意识的年轻人。我这大姨父对她说：“他们在干一些大事，你不要对外去说。”果然，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就在大姨父家首先召开了。

大姨父在解放后帮了我们很多大忙。比如，按照老规矩，一切遗产都是由长房长孙继承的，而二、三房太太，都属偏房，生育的又都是女儿，故什么也没分到。听我母亲讲，两个偏房其实在老甘家，都是那忍气吞声的主儿。这我在懂事后才感觉到。我这两个婆显然都是老实巴交的人，是干听吆喝的，而且我姨和我母亲结婚后都各自居住在外公另给买的院子里。所以，这两个偏房都眼睁睁地看着长房一家将家产全部收入囊中，并各自寻思着两手空空地搬到各自女儿家去住了。正是这时，大姨父李书城出面了，批评长房长孙，说这种封建意识要不得！新社会人人平等……一番工作后，长房——其实就是我已经故去的大舅遗孀及长孙甘永惇，便同意了！这样，两位偏房才获得了北安里6号大院，也就是息园这个院的产权。而长孙这边，便掌管了北安里5号大院的产权。再如，三家生活都拮据得拉不开栓了，家里又没读书懂书的人，便考虑卖了外公的二十万册藏书——这书占据长孙所在的大院里的一溜南房，而且管理起来肯定也很辛苦，于是考虑将其卖掉。找来大姨父，跟他一商量，他同意了，并联系了中国书店。据外婆说，那些书连同书架子，被解放大卡车拉了一两天。究竟卖多少钱，人家也不说，还是大姨父又来做了一番工作，才分给了偏房一些。

大家族的事情真是繁复难理。我姨父朱俊，他虽然被打成右派，但他有三个弟弟，二弟在解放军中是将军级别的人物，另外三弟、四弟分别在海军、空军中服役。三人都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记得我小时候，他三个弟弟穿着海军白、陆军绿、空军蓝来看他，各个英武彪悍。他们吃着喝着便忽而汉语忽而朝鲜语地合唱起慷慨激昂的朝鲜歌曲：“长白山绵绵山岭沾满鲜血，鸭绿江曲曲弯弯飘着血痕……”我就和表妹围过去热血沸腾地听。姨父嗓子很棒，记得他被打成右派后，在南口农场劳改，每周能回家一次，到家就已经是深夜了。在夏夜里，静静的院子里会响起他洗涮的声音，往往这时，他就会用浑厚的男中音唱起《红梅花儿开》或者什么小夜曲，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记得姨父跟我说过，他们家也挺有来头，说那个在1913年8月曾出任代理国务总理，稍后又出任熊希龄内阁内务部总长的朱启钤就是他的爷爷。姨父生性耿直，在当小学美术和体育教员时，因敦促校领导为师生安全加强校园防护而得罪了校领导，被打成右派下放南口农场劳改。那年他不到三十岁。

看看，这是个何等复杂的大家族！既有符合时代潮流的，也有不被当时政治所容的。但我不能在“认识家庭”的文字中给自己家庭脸上贴金。若一边为自己家庭评优摆好一边再批判家庭，岂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吗？！我们班就有个同学，父亲是右派，但爷爷早年参加了革命。于是他就老拿他爷爷说事儿，岂料遭到同学们结结实实地嘲弄。所以我只是批判，批判我外公娶了三房太太，批判他这个封建遗老，再就是批判我那个给齐燮元当翻译的老爹。为了不再凭胡猜臆想揭露和批判家庭的“丑恶”，我决定严肃地了解家庭历史。

那是在暑假中的一天，我找到姨父。我们住北房，他们住南房，门对门。但让他讲家史，对我来说还是很费踌躇的。多少次我都走到院子中间了，又转回屋。我母亲如果知道了一切怎么办？姨父会讲吗？他若告诉姨，姨再告诉我母亲……我后来警告自己：“你是不是要自觉革命？你是不是要真诚地认识家庭、划清界限？那你就要知道家庭的历史！其他一切都必须坚决让步！”我于是迈着坚定的步子走进他房间。刚好他只是一个人在。我特别傻也特别真诚地对他说，我要“认识家庭”，希望他给讲一讲。他瞪大眼睛看了我半晌，沉吟着说：“认识家庭？好呀，应该了解。可这事你可不能告诉你妈。”然后他说：“你这问题太突然了，我得想想。”我很迫切，恨不能当天就谈，但还是最后约定第二天上外边聊去。第二天九点来钟，我们两个便分别出了北安里，沿长安街朝天安门走去。我至今记得我们坐在靠近午门的那个空空荡荡的大院子里，坐在一棵大柳树下。条形的方砖缝隙中生满了杂草，我手里摆弄着野草，听着他讲述。靠近午门前的场地上，有解放军在那里练操。我在过去的文章中这样写道：

那是1964年的夏末……我们家……唉，在当时的那种社会价值标准下，他口中吐出的每个字对我来说都如同凌迟刑罚的一切。我在心惊肉跳和难熬的痛楚中经受了一个上午的酷刑。那滋味实在是我从来没体验过的……他所说的这些完全是被我们当时的社会所唾弃的……完全是革命对象——共产党不就是因为他们的存在才起来闹革命的吗？我怎么会出生在这样的家庭呢？……我爹呢，台湾人！（真够呛，哪儿的人不行，非是台湾人，唉。）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系毕业。想想吧。解放前，谁才上得起学？还留洋？！当然只有剥削阶级子弟才能上大学、留洋！念了书你倒是顺应历史潮流呀，不，他非要卖身投靠日本侵略者！在东北军阀齐燮元的部队里当上了日文翻译官！这不是汉奸吗？看看那些反映抗日战争的电影、话剧、小说，那些日文翻译官有几个是人样儿？

那时划清与家庭界限的标志就是往你家里“泼粪”。把你家弄得越臭，你就越能表现出很高的无产阶级觉悟，这还不算，还要“落实行动”，就是说要拿出反动家庭的确确凿凿的证据，比如何时何地说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话，再就是家里搜出“变天账”、国民党的党徽或枪械什么的，才能叫“背叛家庭、靠拢组织”。“认识家庭”，不能光作口头革命派，更不能给家庭评优摆好！这可是原则问题。这样的“划清界限”“背叛家庭”“自觉革命”的《思想汇报》我一直写到“文革”前夜，即我校诞生了红卫兵起来“造反”的时候。他们说学校执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全蒙了！怎么？校长和老师及团支部抓阶级教育抓得这样紧，还执行了一条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我目瞪口呆地看着学校里的“造反”和“保皇”两派杀得难解难分，全然不懂这一切的意义何在？尽管如此，我由于早已接受了“阶级路线”教育的洗礼，已经有思维定式：凡是非无产阶级的，都是有害的。什么叫无产阶级阶级感情呀？！我岂能没一点阶级觉悟？！于是一边在学校里和同学们翻找老师们的讲课笔记，希望通过无产阶级的火眼金睛来发现教师讲课中散布的反党毒素，一边还翻看每个同学的球鞋底儿，以期望找到底部花纹里埋藏着的国民党党徽或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子。我还惦记着周六回家翻箱倒柜，以查找到房契、地契或是什么金银财宝……反正随着文化大革命战略部署的推进，我和同学们都已经成了奋起千钧棒的金猴，发誓要澄清万里尘埃！

终于在一个星期六我回到家里。刚好我外婆没在家，母亲和哥哥都在上班，姐姐住校尚未到家。我便开始翻箱倒柜，希冀翻找到金银珠宝或者地契、委任状什么的。但是连箱子底儿都翻找了，却啥也没找出来。失望啊。我坐在沙发里百思不得其解：外公很有钱呀，能买这么多房产，能买这么多书……我母亲和姨结婚时，在旧刑部街和报子街各买了一个独门小院当陪嫁，还有那么多红木家具……可为啥就是翻找不到啥值钱的东西呢？蕴了半天气，最后只能将家里的老照片搜罗了一批，去学校交给红卫兵领导，以示我一如既往地“自觉革命”“认识家庭”，要和家庭“彻底决裂”。我还记得那些大都是黑白两色的老照片，照片上的人都呆頭呆脑的，瞪着大眼珠子瞅着镜头，神情呆板木讷，衣服也是五花八门的，不像我们当年清一色的蓝制服、蓝裤子、白汗衫、绿色的解放球鞋……也有几个活泼的青春姑娘，穿着很是暴露，快活成一团地在镜头前伸胳膊蹬腿的，我觉得那大概都是我母亲上大学时的同学。看上去她们保养得很好，个个洋溢着青春无忧无虑的喜悦。我很奇怪：生在旧社会，她们怎么能吃得这么珠圆玉润的！居然不见面有菜色！旧社会呀！连我们新社会都吃不饱！可见这些资产阶级小姐是何等养尊处优！还有就是我们族人在颐和园清亮的水中戏水的照片、在与朋友们游山玩水的合影，再就是外公出殡的照片，很长的送葬队伍、打着幡以及作法事等等的照片，我都给上缴红卫兵了。

我记得很清楚，上缴时，我心里那个惭愧呀：值钱的东西没有，光这些遗老遗少的照片，能说明你“划清界限”了吗？我不敢看接收照片的红卫兵的眼神。上缴了，我就赶快抽身离去。

那时学校已由写了《三论无产阶级造反精神万岁》的老红卫兵掌权。学校的医务室原先在宿舍楼二楼楼梯拐角处，“文革”中医务室撤销了，房间便成了堆放同学们自觉从家里抄来的东西的堆放处。那门老是大敞开着，任何人经过时都能看见堆积的照片等等东西，反正都是不值钱的。我心想，我上缴的照片可能也在里面。果然，有一天下午我从圆明园回来，一上二楼，便发现散落在楼梯上的照片，其中就有我上缴的。我脑袋立马涨大了许多：我思想斗争那么激烈，才将这些照片从家里偷出来，却遭到如此待遇！这些满嘴漂亮口号的家伙们到底是什么东西？让他们充任领导不是瞎扯八道吗？

从此，我开始我行我素。我知道无法对抗他们，但是我可以消极，用东北话叫“臊着你”——你为所欲为呗，我是“但将冷眼看螃蟹，看你横行到几时”。

如今，每当我想起这件事，我就忏悔，忏悔我可悲的无知和野蛮，是的，野蛮。因为那时我不懂，老照片实际是家族文化遗产。如果将所有家庭的照片集中起来，它们本质上就是时代的写真，也是某种映象文化的传承。而当年，我、老红卫兵对待照片的态度，正表明我们的浮躁、肤浅与无知。

6

不知不觉中，北京市人口突然膨胀起来。院子里的空房竟然全住满了的租户，小孩也多起来。有六部口文化用品商店的采购，有西单商场的售货员，还有“华清池”的搓澡工，我们叫他白大叔，他媳妇也在“华清池”女部里上班，两口子见人就像跑堂的一样点头哈腰的，极其谦卑随和……他们给大院增添了庞杂的色彩。

那时孔婆没职业，还请了个我们称为“老姑”的保姆照顾她，生活拮据可想而知。外婆便将我们自住的四间房中的东耳房和西厢房让她住。东耳房是孔婆住，西厢房是老姑住。不知啥时候，又有一对叫可平的姐弟俩跟她一起住。外婆说，这是孔婆的养女在东北的两个孩子，这养女和丈夫被双双打成右派，两个孩子便送到这里来寄养。两个孩子没上学，一天到晚无声无息的，见人也是怯生生的。

“文革”前，孔婆去世了。她的遗嘱中说，遗产统统由一直照顾她的老姑继承。为此，三爸爸三天两头地来跟那个老姑打架。但因为有遗嘱在，他连姐姐的一个小摆件也没争到手。

从批判《三家村》《海瑞罢官》开始，人们都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感了。姨似乎感到对息园的最后一击即将来临。当“抄家风”随着“红八月”的到来炽烈地刮起，“破四旧、立四新”的鼓噪越发甚嚣尘上，我姨便开始“与传统彻底决裂”了。她将“封资修”的书籍整理出来，一摞摞捆好，齐整地摆放在台阶上。红小将前来抄家了，她赔着笑脸告诉他们：“我已经将这些毒草都清理了，是没收还是烧毁？全听你们的。”那天是周末，我刚从学校归来，就看到这一幕。我知道，就老甘家而言，读书最多且学文科的，就是我这个姨。原先外公的著述，她收藏也是最齐的，此刻却全不在这些书中。我记得那里有雨果的《悲惨世界》，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等等。后来知道，她是不敢让红卫兵们发现有些古旧书是外公的著述，如《甘氏家训》《潜庐类稿》《潜庐续稿》等等，偷偷一页一页地撕毁火烧了。于是，息园的支点——书籍，也就彻底地荡然无存了。

院子里的住户们也沸腾了。变化最大也最让人吃惊的是“华清池”的白大叔一家。这两个人自恃“红五类”，戴着臂章在院里挨家挨户地巡视“四旧”。外公留下红木、紫檀茶几，八仙椅，八仙桌等，就是这时五块钱一件给卖了出去。我外婆还庆幸地说：“人家都不收呀！谁敢呀！让红小将劈了、砸了，不是一分钱还捞不着呢吗！”

院门外的镇门狮被砸了。二道门上的外公手书的“息园”二字，也被斧头、冲子硬给凿得坑坑洼洼、模糊不清。

白大叔的媳妇带着红臂章冲进了老姑家，大骂两个右派狗崽子：“不滚回东北去好好接受改造，在这里躲清静！赶快命令这两个狗崽子的狗爹狗妈，把他们统统弄走！我们要纯洁革命群众队伍！”老姑赶忙去电报大楼打了电报，没两天，可平的妈妈就来了，悄没声地接走了这双儿女。

其实，比较起来，我们家还算走运的。

紧挨北安里北边的胡同叫崇善里。那里住着一对姓林的孤儿寡母。独生子是高高大大、体体面面的中学生，母亲白白胖胖的，总是干干净净、利利索索的，穿戴在那个时代可谓是很不劳动人民化的，而且她好打麻将。我外婆大约每星期被约去一次，一打就要打到半夜。“文革”中，不幸被邻居举报，说林老太太是地主婆，至今还养尊处优，说不定家里藏有地契等等。于是红卫兵登门，勒令她交出“变天账”。老太太哪里有？正被严刑拷打，儿子归来了，为了表示“划清界限”，竟然夺过红小将手中的板带，凶残地抽打自己的母亲。被打得血肉模糊的母亲几度昏死过去。打累了，红卫兵撤了。半夜里，母亲从昏迷中清醒过来，说自己渴得很，要喝水。儿子便递上一碗凉水。母亲喝了，就故去了。听人说，是这碗凉水要了母亲的命——失血过多，猛喝凉水会导致肺炸……那个儿子没法在那房间里住了，换房去了哪里，没人知道。

再就是和老林家斜对门的一个小院子里，住着我的同校校友——一位漂亮且多才多艺的女同学。她家姓杨，一家人无论男女，都出落得一表人才。我这个校友是高二的，是班干部。“文革”中，她被当成校党委的“红人”被批斗。她受不了侮辱，竟然在夜里跑到五道口火车站去卧轨自杀！虽未丧失性命，却终身落下了脸部和手部的残疾……

再有就是和清洁队一墙之隔的北安里3号的袁大爷。我一直特别敬重这个长辈，他从来没拿我当小孩，一见到我就拿出个小板凳，让我坐，然后就跟我聊这聊那。其实我老惦记跟他们家那几个孩子玩。他大儿子是清华大学武术队的，“文革”前总是在他们家院门前的小槐树下面练套武功，看得我眼花缭乱。他们家其他几个孩子，家方、家圆、家平、家福，都跟我玩得来。袁大爷在解放前是在老西单商场里开旧书店的，由于为人正直、童叟无欺，而且懂书，常常收来珍版书给北大教授留着，所以也结识了不少名人。他常常给我聊这些，说自己从小就干旧书这行，学徒时就积累了不少经验，后来就自己开了书店，由于恪守诚信又懂得书的价值，建立起很好的购销群体，生意做得顺风顺水，终于积攒起家底，并用金条买下如今的北安里3号院。正值事业如日中天时，解放了。他作为书店老板，当然就成资本家了！一次，他发现一个店员偷书款，理所当然地便勒令他退赔，但那店员自恃出身好，铁嘴钢牙说没偷。这样的店员怎能用？！他便开除了他。谁想，工会出面维护工人利益了！他输了。但他不服！工会就能不讲道理吗？偷钱的事儿是他亲眼所见，堂堂工会怎么能颠倒黑白？！僵持中，工商业改造运动来了，他的书店被公私合营。然后，又到了“收房子”的公私合营运动，他当然不交。“我用血汗钱买的房子，凭什么你一声令下我就拱手相让呀！不交，就不交！”这一对抗不要紧，再加上“迫害和仇恨工人阶级”的历史舊账，“反动资本家”的帽子就结结实实地戴上了，接着就给抓到监狱里去了。“文革”到来时，袁大妈接到通知，说监狱中的犯人都要转移！转移到哪里，也不告诉。袁大妈急得呀，天天背着一包袱皮的过冬衣裤到处打听哪里有监狱！打听到一个，就辗转而去。那个辛苦就别提了。可是到了监狱，人家哪里让进呀，急得她坐在地上就哭。后来还是个心软的监狱管理干部，详细地问了囚犯的姓名、年龄等情况，一查，不在这家监狱。她又求爷爷告奶奶地哀求人家帮助查找，总之是费尽了周章，才知道，丈夫已经被押解到山西劳改去了！也许这一走，让家里少了不少麻烦！袁大妈跟我说：“幸亏他给弄到山西去了，要是还在北京，不给活活打死！”袁大妈跟我说这些时，眼泪哗哗地流。他们家的小院倒是没被公私合营，但是“文革”中除了自家居住的一排北房以外，就统统搬进了住户。原是清静的小院，也跟息园一样，成了纷繁的杂院。

袁大爷最终被平反落实政策回到北京。跟我聊天时，说自己就跟大作家从维熙在一个劳改队。从维熙继续写作事业，而袁大爷就开始为落实房产政策殚精竭虑。他认真地读《人民日报》——那里每天都有各类落实政策的消息。他在报纸上划出红道道、蓝道道，以示重要程度。我一到他们小院，他就跟我讲要求落实房产政策的消息。他将居住在他们小院的邻居们的单位都找遍了。他笑着对我说：“那些单位的领导见到我就烦，我就笑着说：‘您烦，我更烦，您按中央精神给我落实政策，咱们不就皆大欢喜了吗？”跟院里的邻居他也都一一打过招呼：“对不起啊，我这不是轰撵你们啊，这是当前的政策轰撵你们。既然早晚要落实政策，咱们就早行动。中国的事儿你们也不是不知道，必须得咱们跑断腿、磨破嘴，坐等其成，猴年马月吧。咱们得‘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邻居也理解，说：“袁大爷，我们支持您，这样，我们巴不得改善居住环境呢。”还别说，历经几年的奔波操劳，袁大爷终于得到了回报。只是让人扼腕唏嘘的是，当最后一间房子落实政策，整个小院归还到他名下时，他竟骤然撒手人寰！

唉，这个袁大爷！

息园也仅剩了一些外表的残骸。“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的门楣对联也被花脸般涂抹上油漆。幸好街门的铁铆钉和两个大门环，早在“大炼钢铁”时就已经被卸下来投进了炼钢炉，否则它们定会被砸得变异成惨不忍睹的怪物。一进院子的土山也成了垃圾堆放的场所。尽管那些假山还在，但各个南北房前的走廊和雕花窗棂，大多已经被住户拆下来——他们嫌这些装饰性的物件太封建地主气，不方便堆放杂物破烂，自行拆毁，烧火或派上其他用场。1972年，发出了“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号召，全中国都开始热烈响应，到处都挖防空洞。这个洞洞就挖在我们住的那个院子。那时我已经去山西插队四年了。回家时赶上过年的时节，整个院子里热火朝天地干着，全院的居民都出动了。白天干了一溜够，晚上还要挑灯夜战。年轻力壮的推两轮车，将挖出的土给运到街道上。房管所则派来一两个指挥。原先都是墁了砖的院子，将砖全部扒掉扔了，再深深地挖个大坑。然后在四周砌砖墙，最后是将弧形的水泥板架上去，此后再用土将其铺平。得，防空洞就建成了。说是一打起仗来，院里人都能钻进去，能防原子辐射，能保平安呢！

就是这次一折腾，院子里的假山都连根摧毁了，因为出入院子的建筑材料往里运的时候被挡了道儿。“息园”两字下面的那个二道门，因为恰恰挡住了两轮车进出，门板被卸下来扔在一边，门槛也给锯断扔了。防空洞建成，两块门板去向不明。八成是谁家盖厨房或是当床板用去了。防空洞从建成就没派上用场，因为北京除“文革”时有派仗并无真正意义上的战事，它便成为近邻西屋老李家冬天储存白菜的菜窖。

此后，到了七十年代，已经沦为大杂院的息园，土山也被平了，邻居在那里盖房子。为了争夺空间，邻居们常常为你占了我的地盘、他盖房挡了我的采光打罗圈架。公用的空间被挤占殆尽。你想呀，六十年代搬进这个院子的，大都是带着儿女的年轻夫妇。到了八十年代，子女都成了二三十岁、该成家立业的大小子和大姑娘了，只好向外扩张扩建。息园便成了名副其实的大杂院了。每到艳阳高照的日子，院子里的晾衣绳上便万国旗一般迎风飘扬各种衣衫。

最让人不可思议的是，那年月又兴起了街道工厂。街道上的那些家庭妇女或轉回京城的插队青年，都被安置在这类工厂里工作。息园显然是这片胡同里较大的院子，我们院子居然被腾出两大间房当生产车间。与我们这个大杂院只一墙之隔的院子属崇善里的，也有两间空房成为这个街道工厂的车间，于是将这堵墙给扒了，跟我们院相连。嘿，这下可好了，我们还有后门了！若去太仆寺街，走后门更近了！老大妈们主要为某国营工厂加工电器件，都是手工操作，所以没听见机器的轰鸣。只是每天运出运进那些零配件的手推车偶尔发出吱扭吱扭的响声。再就是老大妈们工作时聊天发出的叽叽喳喳的声音，间或会传来一阵阵并不高昂的笑声。

你看看，息园在“文革”中还成了街道政治和经济的中心呐！

但这个“政治经济中心”却很是不平静。街道大门有着前后两道永不关闭的街门，陌生人也随便出入。院子里便开始丢东西，自行车、衣物甚至蔬菜。似乎是某一年的春节年假时节，姨父朱俊和姨甘世珊外出走亲归来，途经家门口的公共厕所，姨父便去解手，姨在路灯下等候。突然姨大叫起来：“抢劫啦！”姨父赶忙出厕追赶，哪里还有人影！姨这样讲述：“正等你，一个小伙子径直走过来，我以为他要问道呢，谁想二话不说，一把就抢走了我的手包，撒丫子就跑，小胡同七扭八拐的，转眼就不见了踪影……你说我一个老太太，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唉，世风不古呀，世风不古……”

的确，尽管被敲得斑斑驳驳的“息园”二字，还高高地在二道门的门框上方，但其魂魄已经彻底败散。每当我回北安里看到这个残破的“息园”，都像听一曲昔日的挽歌，缠绵悠长而且让人伤感。

寻找外公墓地

1

毫无疑问，一个人的长眠之地也是他的“息园”。

我一直相信，灵魂是不灭的。关键是人故去后，他的灵魂在哪里？是禁锢在墓穴与日消解的体魄里，还是在宇宙或地球上随心所欲地飘荡？我相信它们是在我们常人见不到的空间里飘荡的，它们最有可能的居住地，就是坟茔所在地。墓穴就是灵魂的栖息地。

但是如果坟茔被拆毁了呢？阴魂该如何在飘荡归来后有个栖息之所？

我一度为这个事情苦恼。

记忆中，是在六十年代的某一天，一纸“公告”似的信函在我姨和我母亲手里无声地传递了几次。那是一纸因为修路而需要迁坟的通告。限期将坟地骸骨迁走，逾期该地段将会夷为平地。而这坟地，就是外公的墓地。看得出来，她们很是焦虑。最后两人决定去东院找外公的长孙甘永惇商量。

六十年代，城市的扩大和改造始终在进行着。舆论上，祖坟已经属于“封资修”，是应遭受批判的东西。越是体面的墓地越是说明这个家族在解放前属封建地主、官僚或资本家，当时统称“黑五类”。坟地的所属者因之视其为“晦气”之所。况且迁坟要再找地方——这是要花很多钱的，我姨和我母亲都没钱。甘永惇那里大概有钱，长孙嘛。她俩找去合计了没一会儿，就决定了：如今这时代，不能不顺应潮流，闹不好惹上一身腥，别管了，听任有关方面平坟吧。

就这样，外公以及祖上的尸骨四散分离，不知所终。

按照传统的说法，外公已是没有归宿的孤魂野鬼。

外公的坟地就此从地球上消失了，而我们这些不肖晚辈，竟然连坟茔曾经的地点也不知道，也从没有人提议去找寻一番。

有时我会想入非非：外公肯定已经隐匿起来了，我再也见不到他的影像了。他的阴魂，也一定因为坟地的被平整而满世界地飘荡。或许他会回到息园，看到他曾经那样钟爱的息园败落得惨不忍睹，他除了摇头叹息，还会用阴文写些古体诗歌，但我们在阳间的人是看不到了。

他的魂会经常在哪里出没呢？

2

关于“翠微绝顶”和“没屯村”，我是从外公的墓志铭上知道的。外公有个老友叫傅岳棼，墓志铭就是他撰写的，其中有言：甘鹏云“粤岁辛巳将卜葬于翠微山侧之没屯村”。便上网查翠微山，得文字如下：“北京翠微山位于北京市石景山区与海淀区交界处，八大处公园之上，由七处上至山顶，有‘翠微绝顶题字，最高处海拔464米……”

我喜欢爬山，特别是西山八大处至香山一带，经年攀爬。深知这一带乃坟茔错落之幽冥宝地。古今名贤、文人墨客、达官显贵，尤其喜爱在这里枕山而眠。京西多古墓，是历史也是现实。“老北京”有言：“一溜边山府，七十二座坟。”正是如此。我在爬山过程中常常看见颓塌的刻有盘螭纹的碑额或是刻着忍冬、盘枝纹的碑沿，散落在厚厚的草丛中。我希望也能看到外公墓地的一些残砖片瓦，但是我没看到。

很快就到山顶了，山风大了起来。放眼一看，此处还真是很辽阔！外公选的长眠之处不错。下面就是八大处，北面是香山，东面和西面的景致也尽收眼底。一块巨石平躺在山巅上，“翠微绝顶”醒目地刻在其上。山顶的开阔地有百十来平方米，被灌木丛和各种杂树、松树、酸枣树以及野草峥嵘地包围着，也被茂密的经幡装点着。我闹不清这些红红绿绿的经幡，是被山风胡乱吹刮到上面来的，还是人为故意抛洒的。在凌乱无序的悬挂中，它们高高低低、色彩各异、一刻不停地在忽强忽弱的山风吹拂中顽强地舒展着，营造着怪异而悲凉之气。我一个人在山巅上立着，经幡在各个角落里躁动着，是外公的灵魂在跟我说话吧？

一阵秋风骤起，将几片落叶和经幡吹到我的脚下。我独自念叨着。我认定这里距外公的墓地已经很近了。翠微山侧的没屯村呀，你在哪里？是东边还是西边？我茫然四顾，北面山腰中似有一村落，但已远离翠微山侧。东北方向被茂密的丛林所遮挡，除了能看到更远处的发射站耸立的铁塔和蜿蜒的山路，也不见有墓穴的风水。我判定，外公墓地应该在能看到京城的开阔地势上……

但我没看到一处坟茔的影子。攀爬过程中也问过山路旁的农民，但没人知道没屯村在哪里。这让我泄气，便在山巅的一块巨石上坐下来。随着山草树木和经幡的招摇，我觉得外公的灵魂已经来到我身边。

下山就是八大处公园的七处宝珠洞，只见一巨石赫然而立，上存石刻朱漆行草诗文，说是“乾隆御笔”。乃清乾隆十三年（公元1748年），乾隆皇帝闲游宝珠洞时留下的三首七言绝句。其一为：“极顶何来洞穴深，仙风吹送八琅音。个中疑有天龙护，时做人间六月霖。”其二为：“是处真称迥出凡，天花馡馥落云岩。恰如观象谈周易，六位成章索得咸。”其三为：“天半轩斋一倚楹，初冬风物值晴明。即今一晌拈吟处，何似去年望里情。”看到这些诗句，心中又多了一丝安慰：此处，不正适合外公吗？你看，这里“仙风吹送八琅音”，更奇特的是“个中疑有天龙护”呢！在这么个“是处真称迥出凡”的境界里，外公“天半轩斋一倚楹”“恰如观象谈周易，六位成章索得咸”——真是何其美哉！

我心想，或许外公的游魂就栖息在七处的宝珠洞近旁？

3

我曾企图多角度地理解外公，但显然并非易事，因为我不能确定自己是否已彻底清醒过来。几十年的时代烙印，不可避免地潜藏于思维的深处。毫无疑问，外公是很有阅历和学问的人。可是我闹不明白，依我对近现代历史的了解，外公在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战火之后出生，在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后一年降生，可谓生逢乱世、长于国耻，先后经历过1883年的中法战争、1894年的甲午战争、1911年辛亥革命、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然后是1917年张勋复辟、1919年的五四运动、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这是何等风雷激荡的岁月，可是外公竟能稳坐钓鱼台，埋头学问，甚至当国内各大学府纷纷往大西南辗转迁徙之际，他仍在息园里埋头著书立说。这超人的定力，是来自旧学学养还是因年迈体衰不事操劳与奔波？抑或是舍不得他那二十万册藏书？

闹不懂。

我真的很想知道那些年月他的所思所想，我拼命地寻求答案。当年，那么多的大知识分子都积极投身到风云际会的时代洪流中，当孙中山、胡适、陈独秀、李大钊叱咤风云，当被列为清华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的陈寅恪，都随着文化学者一起流亡到西南联大……外公怎么就能如此遗世而独立？可读他诗词中流露的情怀，还是很关心时政的呀。他有一叫王葆心的挚友曾这样描述他：“药樵，学者也，亦经世才也……穷则仰屋有所造述，达则出以闓泽吾民，近二十年来，海宇鼎沸，身在浊乱之中，神游治平之表，耳目所接，作为被之诗以明其志，写其无穷之悲，时世之舒惨……”称他生逢乱世，“溷迹不可，缄默不能，裴禀逍遥、江湖袖手、舟车南北，有所感触一发于诗……而其声则出以苍凉激越，緜邈无穷……”

也许王葆心说得对。我想，外公并未遠离时局。他太过正直清廉，见不得官场结党营私、尔虞我诈，他希望政治清明，百姓安居乐业。他曾经受一个愤世嫉俗的朋友委托，挥毫手书道：“……宦游乱世，理合归田，冠狗不惯，烂羊不娴，退而牧猪，其乐陶然，不虞巨蠧，不畏神奸，食肉寝皮，从吾好焉。”从中可看出外公不愿与“冠狗”为伍，而且对他们极其鄙视和痛恨，乃至欲食其肉，寝其皮！再如，外公将长女甘世瑜嫁给辛亥元老李书城时，说过这样的话：女婿李书城“艰苦有志识”“奔走国事，所处至险艰”。他不但支持女儿与其成婚，还曾通过给女婿、女儿书画等，让其变卖以支持国之变革。据此可断定，外公是认可国之剧变的，且是站在新思潮一边的，否则完全可以将女儿嫁给其他生活稳定的乡绅名流。但是由于他的学养，不屑身体力行新潮逐浪而已。再就是他有他的历史观。周作人不是这样说过：“积多年的思索经验，从学理说来人的前途显有光明，而从史事看来中国的前途还是黑暗未了。”这话可谓是箴言。青少年时被灌输历史，往往热血激愤，成年阅历丰富了，再读史便清醒冷静，到晚年再重温故纸，结合耳闻目睹，便能琢磨出周作人话里的滋味了。只好听任《周易》之言：“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万物睹。”让弄潮儿去兴风作浪罢，咱就是冷眼旁观作“万物睹”啦。不是也有汉朝王充的话：“良辅超拔于际会。”任龙虎志士去风云际会，我自“超拔”息园啦。这样理解一下外公，是不是贴切呢？

我家客厅里挂着一副外公故去前写给一位叫“旭谷”的朋友的对联——

高怀尚友漆园叟

逸书闲问滈南生

落款“七十九翁甘鹏云”，这也许是外公最后一幅字了，从中能感受到外公晚年生活境界。有意思的是这个“漆园叟”——庄周曾出任漆园小吏，尽享“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清静无为生活。而“漆园”与“息园”虽字不同而音近。是不是外公晚年在息园以庄子为榜样呢？我也拿不准。

权且如此解读外公吧。

4

终于有一天，在翻阅外公三十年代旧作《潜江旧闻录》时，读到他这么一段的文字：

……满目悲凉，不堪追溯也。生逢百罹，蹙蹙靡骋，……且以历史眼光观之，千秋万世，只有是非之公，更无新故之别。今所谓旧，非往日之所谓新耶？今所谓新，非异日之所谓旧耶？汉之有莽也，宋之有安石也，何尝不自命为新耶？自后世论之，则旧矣，旧矣！而窃笑当时颂莽功德而附和安石新法者之愚而可悯也。我岂守旧者哉！目睹浩劫之不可逃……悲从中来，不觉流涕之被面也。

抄录至此，我看到已是七十有二的我的外公，在癸酉春三月的夜晚老泪纵横的形象，也不觉鼻子一酸，两行热泪夺眶而出。他并未真正遗世而独立呀！

“目睹浩劫之不可逃！”是否他已洞见到：国家积弱不振、外敌侵我中华、神州风云激荡、派系纷争不已，而手握生杀大权之人，均心怀叵测窃党弄权，视百姓为草芥。“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岂有他哉！站在历史高度上看，难道不是这样吗？！

我曾反复琢磨外公这番话落在纸上时的那个深夜或凌晨，他独守孤灯挥毫中的所思所想。最终，我得出了和英国哲学家、思想家埃德蒙·伯克一样的结论：“……理性、秩序、和平、德行和成效显著的忏悔的世界被驱逐、被放逐到那个疯狂、无序、邪恶、动乱、徒劳无益的忧伤的敌对世界里去。”而外公洞见到了如伯克所说的：“你们那些文人、政客”“与我们根本不同的”“对于他们，一种事物的规格只要是旧的，就有足够的理由被毁掉。至于匆促建立起来的新规格，他们也丝毫不关心它的持续。因为那很少或者根本就不考虑以前时代所做过的一切的人，对那些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新发现上的人们，持续性并不是他们的目标。他们颇有体系地相信，一切具有永久性的东西都是祸害，因此他们与一切既有的成就都处于不可调和的战争状态……”

我理解外公了吗？他走了，和他的息园、他的墓穴……但是，他的魂还在——在他的著述中。

外公，您真的走远了吗？息园已经破败，坟茔也已不知所终，您在哪里呢？

我似乎看到您的背影，正往幽冥的书海走去，然后又见您那耄耋之躯伏在案上，徜徉恣肆地挥毫诗书……

尾 声

息园的灵魂远去了，它的影子却经久不散地屹立在北京的上空。

一些苍老的声音时常在我耳边嗫嚅着响起：

“凉飚动高树，触我空堂响。虫吟四壁静，萧然绝尘想。岁月复几时，转瞬成畴异。天运有乘除，寒暑互来往……”

“江海多风波，一苇不可航。荆榛布周道，崎岖不可将。含沙有鬼蜮，当路有豺狼。侧身天地间，四顾何茫茫……”

这是从外公甲午迄辛亥遗存的诗章中摘录的两首。

而到了我有记忆的年代，就总也忘不了这句话：“我给你们揽了那么多东西，你们也不给我口肉吃呀！”这是我舅舅的遗孀在三年困难时期躺在病床上的呻吟。我曾去北安里5号院他们住的房子里去看她。她已神志不清，在黑漆漆的房间里独自念叨着什么。我只听清了这句话。他们家也在困顿中苟延残喘。到改革开放时期，隔着院墙，我也曾听到他们家因为财产的事儿打得不可开交！大儿子认为家里的地板下藏有我外公遗留下来的古董，非要撬开地板找出卖钱。为此一家人分道扬镳，而这位长子则至今不见老娘一面。姨甘世珊和姨父朱俊、表妹朱文逡惨压嗜ァＮ夷盖滓苍诰攀�岁高龄时故去。一个大家族，分崩离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