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爆发前，日军是怎么从东北逼近北平的

这些年常有人问我，为什么七七事变发生在卢沟桥，而不是挨着当年日寇控制的伪满洲国的边上？

我准备用两期的时间，和朋友们说说这段历史。为了让大家听的明白，我还是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说起。

九一八事变之后，日寇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就占领了我国的东三省。1932年3月1日，日寇扶植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在沈阳成立“满洲国”，领土包括除旅顺和大连以外的东北三省全境，面积达到了100万平方公里，接近三个日本本国的面积。

但是，日寇贪得无厌，那时候就有霸占全中国的企图。

当时的日寇在北京、天津等多个地方都有他们的军队，叫驻屯军。驻军的理由是，保护在这些地区生活的日本侨民。

实际上，他们的驻屯军并不只是保护侨民。根据记载：

1932年3月18日，100余日寇荷枪实弹携大炮经过北京城的东长安街，又往北，出地安门进行游行，这是向北京的老百姓示威。

1932年3月22日，在北京的日本驻屯军在东单演习巷战。4月18日、8月26日，又多次演习。

1933年1月8日，200多驻屯军在长安街军事演习。

日寇在北京城的霸道行为说明，日寇早就有吞并全中国的野心。

而当时中国的决策者蒋介石、张学良对此又采取了不抵抗政策，所以日寇在1931年9.18之后，就逐步采取了蚕食政策，步步为营、逐渐推进，不断扩大占领区的军事手段。

1933年3月4日，日本就已占领当时热河省的省会承德。同一天，日寇开始进犯长城。

当时，国民党的部队有4个军驻守在长城一线，傅作义的59军守独石口，商震的32军守冷口，徐廷瑶的17军守古北口，宋哲元的29军守喜峰口。

虽然当时国民政府对日寇采取了不抵抗政策，但广大官兵是爱国的，并要求抗日。尤其是29军，当日寇进攻喜峰口的时候，在宋哲元将军的率领下，29军的将士们打出了士气、打出了威风。

△宋哲元

29军几次在夜间安排敢死队，身背大砍刀，偷袭敌营，对着还在梦乡的鬼子，大刀片对着脖子，一下一个，砍的鬼子是魂飞魄散。

几次夜间的偷袭，可给小日本鬼子砍怕了。他们担心什么时候自己的脑袋也掉了，都不敢睡觉了。

日本官兵看到，大白天的，士兵们一个个无精打采。一问，是晚上不敢睡觉，轮流值班来着。只好安排铁匠用铁板给每个鬼子打了一个铁圈，让他们睡觉的时候套在脖子上，防止被29军的大刀砍死。

△29军

长城抗战打了两个多月，毙敌5000余，炸毁大炮18门，取得了自九一八事变以来的首次大胜，史称“喜峰口大捷”。

我小时候听父亲讲，消息传到北京后，全城的老百姓都非常振奋，都夸29军了不起！

但是就在这时候，国民政府下达了必须后撤的命令。

5月22日，驻三河、宝坻、密云的日寇占领了香河，又进攻通县、牛栏山，对北京形成三面包围之势。

5月23日，日寇进攻怀柔，傅作义的59军击退了日寇。可是，当时的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发出命令，必须停火后撤，结果怀柔失陷。

1933年5月31日，国民党和日寇签定了塘沽协定，规定中国军队撤至延庆、通州、宝坻、芦台所连之线以西、以南地区，以上这一线的以北、以东至长城沿线为非武装区。

这不但承认了日本对东北、热河的占领，同时划出绥东、察北、冀东地区为日军自由出入地区，从而为日军进一步侵占华北敞开了大门。

长城抗战，就此宣告失败。与此同时，5月20日，日寇的11架飞机在北京上空示威。

△照片的左侧是西直门箭楼，右上方是日寇的飞机在北京城区的上空。

1933年5月23日，日寇又从天津调500军人到北京。当时国民政府对驻守华北的部队的要求是，不要与日寇发生冲突，更不能与正面作战的，结果是一让再让，节节后退。

这个时期，蒋介石和他的嫡系部队在干什么呢？

从1933年9月25日至10月间，蒋介石调集约100万的精锐兵力，在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对共产党的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围剿"。

当时，蒋介石的作战方针是“先安内，后攘外”，就是先不要招惹日本人，等解决了共产党之后再打日本。

面对蒋介石的这个错误决定，日寇更是有恃无恐。

在占据了我国热河省之后，日本关东军继续蚕食河北省的同时，又把侵略的矛头指向了当时的察哈尔省。从1933年12月起，日军不断向察哈尔省的沽源、赤城一带侵扰，对整个察哈尔东部地区造成越来越大的威胁。

从1934年开始，日寇更鼓吹长城以北全是伪“满洲国”的辖地，包括察哈尔、河北两省在长城以外的若干县，应该都属于热河省”。

1934年9月，日本关东军在张家口的特务机关部长松井向国民党察哈尔当局提出，要在察东从新划界，要求“察东中国军队退长城一线以西以南，而长城一线的以东以北由日方设警”。

这绝对是无理要求，遭到中方严词拒绝！日方又要求在上述地区“行军”的权利，也被中方拒绝！

1934年11月，日本关东军唆使一部分伪满洲国伪军向长梁进攻，被察哈尔地方民团击退。但日军则继续伺机寻衅，以实现其阴谋。

1935年1月15日，在日寇的授意下，伪满“自卫团”进攻驻防在察哈尔省沽源县的国民党29军宋哲元部队。

因为有蒋介石的命令，宋哲元没敢让部队还击，马上请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黄郛（福）出面与日本交涉。日寇同意谈判解决。

可是就在谈判期间，又有伪满的40名伪军持枪在察东地区对老百姓进行抢劫，29军的士兵一看他们欺负老百姓，就收缴了这40人的武器。

此事本是29军维持地方治安的正常行动，但日本关东军说，这是反日事件，诬告“宋哲元的军队侵犯了满洲国国境”，随即兵分两路向察东大举进攻。这就是著名的察东事件。

察东事件发生后，宋哲元立即向北平军分会报告。正在北平主持军分会工作的何应钦担心战事扩大，做出了让步，并于1935年的1月21日，安排中日双方商谈解决察东事件。

1935年2月2日，谈判在热河省丰宁县大滩镇日军司令部举行。双方谈了半个小时，也没有形成书面的东西。会后，日寇单方拿出了一个叫“大滩口约”的东西，要求国民党方面履行。

“大滩口约”的内容是，确认了沽源到独石口的延伸停战线，削弱了中国方面对沽源长城以东地区的控制，在察东划出了一个约700平方公里的“非军事区”。

日军虽未完全达到占领察东目的，但国民党政府却实际上丧失了对沽源县长城以东地区的控制。至此，察东战火虽然暂时平息，但日寇侵略的野心有增无减，更是加紧对察哈尔省的全面渗透。

1935年5月初，又发生了一件事。在当时的河北省省会天津的日本租界里，亲日分子办的《国权报》报社社长胡某和《振报》社长白某被人暗杀了，日本华北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借此挑起事端，称这又是一个事件，叫河北事件。此案“系中国排外之举动，若中国政府不加以改善，则日方将采取自卫行动”。

在向国民政府提出很多无理要求的同时调兵遣将，驻津日军连日在河北省政府门前武装示威，并举行巷战演习。

1935年5月29日，日本关东军天津驻屯军借口中国当局破坏《塘沽协定》，向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提出对华北的统治权，并从东北调集大批日军入关，以武力相要挟。

“河北事件”一波未平，又发生了“张北事件”。

1935年5月30日，4名没有护照的日本特务，潜入察哈尔省境内绘制地图，行至张北县，被当地驻军扣留。扣留之后，部队把这个情况报给了当时察哈尔省主席宋哲元，宋哲元为了避免引起事端，即令释放。

可是，日寇抓住这件事情不放，说这是无理扣押日本良民，又是一个事件，叫张北事件。

对于解决这个事件，日本提出不少无理要求，南京国民党政府得到消息，在5月31 日电令何应钦与日方谈判。

1935年6月10日，日伪再次侵入东栅子，受到29军拦击，经过约两个星期的激战，在上级的逼迫下，29军被迫撤出。在日本侵略者对南京政府施加的压力下，何应钦与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谈判，达成了所谓的《何梅协定》。

6月27日，察哈尔省民政厅长秦德纯和日军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达成《秦土协定》。

6月28日，蒋介石决定，免除了宋哲元察哈尔省主席的职务，同时撤换河北省主席和平、津两市市长，“割让”察东6县送给了伪满洲国，并承诺担保日本人今后在察哈尔省可以自由行动，禁止河北省内的一切反日活动。

中国国民政府在冀、察二省主权基本丧失。日本帝国主义取得了对华北的控制权。

日本帝国主义在迫使国民党的势力退出华北后，随即积极策动华北五省(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的所谓的自治运动，企图使华北五省成为“第二个东北”。

1935年10月22日，日本侵略者煽动河北东部香河、三河、昌平、武清等县的“饥民”(汉奸)举行暴动，攻占香河县城，并由少数汉奸组织临时维持会，就是成立汉奸政权。

11月25日，日寇又收买一批汉奸，流氓向国民党天津当局“请愿”，要求自治。同日，日寇唆使国民党政府特派冀东行政督署专员汉奸殷汝耕(当时兼任滦榆、蓟密两区的行政督察专员)在通县组织所谓“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使冀东20余县脱离了中国政府的管辖。这就是"冀东事变"。

与此同时，日本帝国主义还策动阎锡山、韩复榘搞华北五省自治。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借助华北五省"自治"，来达到吞并华北的目的。

华北的中心是北平，北平是中国的历史古都。当时虽然已经不是中国的首都，但仍是全国的文化中心。眼看着日寇吞并华北的野心暴露无遗，华北包括北京的形势，岌岌可危。

这个时候，蒋介石和他的嫡系部队，又在干什么呢？

从1934年10月，红军开始长征。到1935年10月，红一方面军到达陕西的吴起镇。行程达二万五千里红军的长征，既是为了摆脱国民党的围追堵截，也是为了北上抗日。

在这一年里，蒋介石的全部精力就是，调集了几十万大军，对红军是围追堵截，并利用对红军的追击，把中央军的势力深入到地方。使自己的嫡系部队名正言顺的进入到中国的西南地区。

同时，国民党军对陕甘苏区进行了三次"围剿"。1935年9月20日，蒋介石还在西安设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并调东北军进入陕西、甘肃剿共。

蒋介石对共产党步步紧逼，对日寇的得寸进尺，却视而不见，置若罔闻。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共产党出手了。

共产党在北平的地下组织，领导北平学生进行请愿，迫使国民政府对日寇做出抵抗。1935年12月7日，北平学联召开各校代表会议，议定请愿游行的集合时间、行动路线和口号等。会后，各校学生自治会紧张地进行动员和准备工作。

可是，警察当局得知学生要请愿游行的消息后，9日清晨即下达戒严令，在一些街道要冲设了岗哨。

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学生在要进城的时候，遭到国民党军警阻拦，在西直门同军警发生冲突。

△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学生，在向西直门行进。

△请愿的队伍在西直门受阻，同学们在这里宣传抗日。

上午10时许，已经进城的和原本就在城内一两千名学生，冲破军警的阻拦，汇集到新华门前。他们高呼“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五省自治！”等口号，表达了全国人民抗日救国的呼声。

学生们向何应钦递交请愿书，提出6项要求。但何应钦避而不见。

请愿不成，群情激愤。各校代表当即决定把请愿改为示威游行。队伍由新华门出发，经西单、西四，然后往东拐，奔向沙滩、东单，再到天安门举行学生大会。

△清华大学学生

一路上，不时有国民党军警围堵，也有很多大中学校的学生加入游行行列，队伍逐渐扩大到五六千人。

△请愿游行的队伍

学生们向沿街的群众，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吞并华北的阴谋，宣讲抗日救国，得到群众的鼓掌和支持。

更多故事，且看下期分解。

主讲人 | 赵振华（一把驳克枪）

音频整理 | 亮亮

编辑 | 张小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