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北京共青团勇毅足迹之三 青年宣言 革命先驱

　　《赤光》杂志

　　一页页泛黄档案见证初心使命，一张张黑白照片定格光荣瞬间。斯人已逝，但记忆永存。在北京，我们努力找寻百年前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建团之初的珍贵文物。

　　指路《先驱》北京创办

　　铅字中还原百年豪情

　　“先驱出版了，在先驱与读者相见的第一天，先驱要告诉读者他出世以后的使命。”1922年1月，一份新的半月刊亮相，其发行通信处就设在当时的北大红楼，今天的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纪念馆所在地。如今，这份刊物重回故里。

　　泛黄的纸页上是竖版印刷，百年前的豪情壮志在一个个铅字中还原。该馆副馆长黄春锋介绍，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开始恢复和整顿青年团工作。北京的青年团组织为了加强团的思想建设，创办了《先驱》半月刊。据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早期团员罗章龙回忆，《先驱》的刊名意为青年一代的积极分子，与青年团的宗旨暗合。在首期的发刊词里，编者鲜明地提出了刊物所担负的三大任务：“一是努力唤醒国民的自觉，打破因袭、奴性、偷惰和依赖的习惯，而代之以反抗的创造精神；二是努力研究中国的客观实际情形，而求得最合宜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三是介绍各国社会主义运动的成绩和失败之点，以供我们运动的参考。”

　　根据史料记载，《先驱》在北京出版了三期后，即被北洋军阀政府禁止。1922年3月15日，《先驱》第四期在上海出版。其后，随着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成立，《先驱》成为团中央第一份机关刊物。1923年8月15日，《先驱》在出版第25期后停刊，出版发行时间只有1年零8个月。

　　“《先驱》创刊后，特别是成为团中央的机关刊物后，运用了较大篇幅探讨和研究有关中国革命和青年团建设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如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社会各阶级状况的分析、青年运动的方向、青年团的工作方针、共产党和青年团的关系等。”黄春锋说，《先驱》尽管存在时间很短，但是由于它能够旗帜鲜明地宣传马列主义、宣传十月革命、宣传共产党和青年团的主张，宣传反帝反封建，所以在扩大共产党和青年团在社会和青年中的影响、加强团员的思想教育、统一全团的思想等方面，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1923年10月20日，以“为革命的青年作革命的指导”的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创刊号正式出刊。创刊词写道：“政治太黑暗了，教育太腐败了，衰老沉寂的中国像是不可救药了，但是我们常听见青年界的呼喊，常看见青年界的活动。许多人都相信中国的唯一希望，便要靠这些还勃勃有生气的青年……”21本《中国青年》静静地展示，讲述着青年人奋斗的故事。

　　开幕式签到簿

　　团一大会聚先进青年

　　1922年5月5日至10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大会在广州召开。从此，一个全国性的先进青年组织正式登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

　　出席大会的代表共25人。见证这一历史瞬间的团一大开幕式签名簿也在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纪念馆展厅里亮相。开幕式签名簿第一页写着：“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大会 来宾签到部代表签到簿 一九二二，五月五”，钤印“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红印章；第二页有代表郑雪塘、黄台、张光、陈宏、杨纪、陈独秀、陈广海的签名。该文物从历史实物的角度再次印证，团一大是当时中国先进青年的一次全国性盛会。

　　据介绍，早在团一大召开之前，1920年10月，李大钊等人在北京成立共产党早期组织后，就已经本着“我们应该组织起来，要吸收很多人，只有这样才能做一番事业”的想法，开始筹建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11月，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大会在位于北大红楼内的北京大学学生会办公室举行。

　　北京团组织最早计划大纲

　　让马克思主义从书斋走向工厂

　　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之后，就考虑把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所进行的理论研究与革命实践结合起来，并于1921年元旦成立了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建立了青年团在长辛店的长期固定据点，大部分成员都曾经深入工厂向工人们宣传马克思主义。展陈于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旧址的《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会进行计划大纲》是这段历史的最好佐证。

　　丰台区委党史办宣教科王真胜介绍，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在早期发展过程中，注意了广泛性和群众性，但严格审查不够，团员成分比较复杂，甚至混进了个别北洋政府的特务。为了纯洁组织，1921年5月，中共北京支部曾一度决定解散青年团。1921年11月，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北大二院召开恢复后的第一次全体团员大会，重新起草章程。当年12月4日执行委员会通过《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会进行计划大纲》。在大纲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宣传部暂办的诸事中，包括“向工人宣传，暂定长辛店一处，每星期去一次，每次去二人。”

　　“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发挥了党的助手作用，其成员将马克思主义从书斋带到了工厂，引领长辛店工人运动，使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王真胜说。

　　周恩来、邓小平办《赤光》

　　在国内的青年团组织迅速发展的时候，在欧洲活跃着一群中国的年轻人，他们为拯救祖国而背井离乡，为寻求真理而客居异邦。共同的志向使他们走到了一起。

　　在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纪念馆展出的《赤光》是这些人爱国热情和救国探索的生动见证。黄春锋说，《赤光》是周恩来、邓小平等人留法期间编印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总支部机关刊物。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前身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得悉国内已经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后，1923年2月，“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正式改名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之后，该组织将此前创办的《少年》改办为《赤光》半月刊，由偏重理论宣传转而紧密结合国内革命的实际，侧重揭露帝国主义列强和封建军阀相互勾结，压迫奴役中国人民的黑暗现实，现实性和战斗性都得到了明显增强。

　　一份非常珍贵的“密令”

　　“顷据警察密报称，五月十日下午八时，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北大第二院北大楼第二教室开秘密会议，有李大钊、王文彬、刘仁静等约共四十余人……”北京鲁迅博物馆（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研究员陈翔第一次看到这件藏品时，就感受到了它的价值。他介绍，这是1923年7月，京师地方检察厅奉司法部命令致教育部的一封函，要求北京大学对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北大秘密活动一事进行调查。“反映那个时期的文献资料相对较少，所以这样的资料是很宝贵的。”

　　函中提到，“本团近增团员，计各校已二百五十余人，皆谋主义之发展、改造社会、拥护工友、推倒军阀为目的。”京师地方检察厅质问北京大学：查李大钊、王文彬、刘仁静、张国涛等四人是否为贵校职教员或系学生？又原咨所称李骏尤一名，究系何处学生会代表？以及社会主义青年团有无于五月十日下午八时在贵校第二院北大楼第二教室开秘密会议情事？陈翔解读，这封公函从侧面反映出，当时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活动环境是非常恶劣的，京师地方检察厅在他们身边安排了很多密探进行监视，满怀报国志、爱国情的青年们冒着极大的风险，跋涉在救国的探索之路上。北京市档案馆收藏的李大钊被捕资料中，密探对该事件的报告及京师警察厅根据密探报告下达的密令对此事进行了补充。

　　好在，这个故事有个温暖的结局。几天后，北京大学函复京师地方检察厅：查李骏尤一名，本校教职员暨学生中并无其人；第二院北大楼开秘密会议亦无其事。陈翔分析，作为一所有着“兼容并包”传统的学校，北大允许各种社团开展进步活动，这封回复体现了学校对当时进步社团的保护。

　　本报记者 牛伟坤 本报记者 武亦彬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