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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北京的书店,跟现在的完全不一样

2022-5-18 20:22| 发布者: weiwei |原作者: 刘一达|来自: 北京纪事杂志社

摘要: 作者介绍本文刊载于《北京纪事》5月刊原标题《漫话老北京的书店》老北京的书店,跟现在的书店完全不是一回事儿,虽然卖的都是书,但书跟书不一样,经营的方式也不同。那会儿的书店,也叫“书肆”。“肆”与“店”的 ...
作者介绍

本文刊载于《北京纪事》5月刊

原标题《漫话老北京的书店》

老北京的书店,跟现在的书店完全不是一回事儿,虽然卖的都是书,但书跟书不一样,经营的方式也不同。那会儿的书店,也叫“书肆”。“肆”与“店”的意思相同,但“肆”属文言,从“店”的规模上说,似乎要大些。当时的书店,清一色都是个体经营,属私企。书店自古以来属于特殊行业,跨着文化与商业两界,现在也如是,书店是脚踩文化和商业两条船,其业态较为特殊。

现在的书店以新华书店为主,主要是坐商,也有个体的私营书店,但卖的都是刚出版的新书,几乎没有旧书和古籍。按计划经济年代的经营业务分工,旧书和古籍归属中国书店,下设若干分号。当然,现在中国书店的经营模式也变了,不但卖旧书和古籍,也卖畅销书。

现今的图书市场,除了主渠道“国有”的新华书店以外,还有许多专业书店,比如外文书店,少儿书店、医药书店、建筑书店,等等。

老北京的书店分得没有这么细,它的功能很多,既卖新出版的书,也卖旧书和古籍,甚至还可以联系作家,自己出版书,当然主要业务是收购古籍,然后再修部修订,转手出售。您瞧,那会儿的书店业务有多少吧?

正因为如此,那会儿开书店的东家和掌柜的,几乎都是胸中藏墨的文化人。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书店的营业员,一天到晚跟书打交道,多少也有些文化。当然,出色的营业员不但有文化,还是鉴赏古籍的专家。肚子里没有点儿墨水,干不了书店的活儿。要不怎么说书店的店员,跟一般商业服务业的营业员不一样呢。



老北京的书店和书摊儿是有区别的。书摊儿有长期的和临时的两种。长期的书摊儿主要设在商场内。那会儿的商场跟现在的商场商厦是两回事儿,类似这会儿的潘家园旧货市场或大的早市,有露天摆摊儿的,也有简易商棚。临时的书摊主要设在京城的各个庙会上,出售的是一些旧书、蒙学读本、皇历、相学之类,都属当时的大众读物。书店跟书摊儿有本质区别。老北京的书店几乎都是有门脸儿、有字号的坐商。书店多是合股经营,一些大一点儿的书店,背后还有比较有实力和实权的大人物做股东。
老北京的书店主要集中在前门外大街、西单北大街、宣武门内大街、灯市口、东四等繁华商业区。明代的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右,及礼部门之外,及拱宸门之西。”“大明门”,相当于现在天安门广场毛主席纪念堂的位置;“拱宸门之西”,就是现在的天安门广场的西部。明代,这里是“六部”所在的“棋盘街”,内城的中心地带,东西南北交通相汇之处。明代,每到科举考试之年,全国各地赶考的举子便会云集京城。当时京城没有星级酒店,甚至连一般旅馆都没有,这些举子只能住在宣南一带的会馆里。考试的地方叫贡院,也就是现在建国门内大街路北的地方,所以这些参加考试的举子几乎都要走“棋盘街”,难怪这儿是书肆集中之地。
明、清两代的书市,除了书肆比较集中的地方以外,还有在灯市(即现在的灯市口一带)、庙会上摆的书摊儿。老北京的东西城,各有一个规模较大的庙会,东城的是隆福寺,农历的每月逢一、二、九、十开庙会。西城的白塔寺,每月逢五、六开庙会;西城还有护国寺庙会规模也不小,每月逢七、八开庙会。当时的庙会,百物杂陈,老百姓日常生活所需应有尽有,当然少不了书摊儿。这类书摊儿,几乎不卖线装的典籍,以出售蒙学读物(认字启蒙类的书)、消遣小说、鼓词、戏本为主。老北京人识文断字的少,大多数老百姓不识字,所以跟书有缘的人属“少数派”。


老北京的书店黄金时代,出现在清代的“康雍乾”三朝,从康熙年间编《古今图书集成》起,随着昔日给皇家烧琉璃的琉璃厂搬家,琉璃厂一带便成了京城书店扎堆儿的地界。卖书的书商脑袋瓜比卖米的卖面的精明得多,他们知道书店是给做学问的人开的,所以得追着有学问的人走。
皇上下令编《古今图书集成》,这得需要多少历史资料呀?于是书商们像蜜蜂追花酿蜜一样追到了琉璃厂。您可看好了,这可不仅仅是京城的书商,而是全国各地的书商。于是,“呼啦啦”不到一年的工夫,琉璃厂一带就出现了几十家大大小小的书店。编书的那些翰林们乐了,找资料方便呀!岂知,这不过是好戏的开始,真正的大戏是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年,纪晓岚等人编纂《四库全书》。
《四库全书》全称是《钦定四库全书》,是在乾隆皇上亲自主持下,由纪晓岚等360多位高官、学者编纂,3800多人抄写,耗时13年编成的。这部书分经、史、子、集四部,共3500多种,7.9万卷,3.6万册,约8亿字。当年乾隆让人手抄了7部,下令分藏在几个地方。一部书前前后后编了13年,您想这是多大的工程吧?3.6万册,8亿多字,这得需要搜集多少古籍和资料呀!当时那些编书的官员和学者,包括纪晓岚都住在宣南地区,这里离琉璃厂近在咫尺。琉璃厂往西不远是“六部”所在地,加上之前编《古今图书集成》留下的书店打基础,所以,琉璃厂成了开书店的绝佳位置。于是乎,各地的书商闻风而动,蜂拥而至,在这里进“厂”设点开店,为编纂者提供书籍。
一时间,琉璃厂一带成了全国的图书善本中心,这里书店林立,淘书者络绎不绝,最多时,书店和书摊达到400多家。您琢磨琢磨全国哪座城市在几百米的街道,开过这么多书店呀?这也许是历史上的文化奇观了。
正是由于编纂《四库全书》打下的书市底子,琉璃厂成了全国古籍旧书的集散地和读书人的打卡地。古籍旧书与古玩书画、文房四宝,让琉璃厂成为中外闻名的文化街。到清朝末年,虽然时局动荡,民心不安,但琉璃厂的书店依然风光不减,民国初年,琉璃厂的书店仍然有270多家,经营古玩书画、文房四宝的店铺200多家。
这里是文人墨客的荟萃之地,也是北京人淘书的首选之地。近现代史上文化名人大都在琉璃厂的书店,留下了自己的足迹。鲁迅先生在《日记》里,记录自己先后有480多次来琉璃厂,当然他来这儿主要是到书店买书。梁启超先生也是琉璃厂的常客,他把这里的书店称为“公共图书馆”。那会儿的北京文化人如果没去过琉璃厂,都不好意思张嘴说出来。可见琉璃厂书店在老北京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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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以后,随着清代京城满汉分置的制度废除,东单、西单、王府井等新兴商业街的出现,老北京的书店格局也发生了变化。原来书店扎堆的琉璃厂书市开始分化瓦解。还是那句话:书店是追着文化人走的。精明的书商不会死守一块地,在一棵树上吊死。很快,在西单、王府井、东单的商业街冒出若干家书店。
与此同时,在清末民初,由庙会的书摊儿,小门脸儿的书店等演变的专卖旧书的书摊儿,出现在前门外大街、老东安市场内、老西单商场内,以及东四、宣武门外大街等地界。书店的这种格局一直延续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比如老东安市场的书摊儿,主要集中在市场东南角的丹桂商场,以及市场南端的南花园,还有市场北门的几个书摊。
1956年公私合营以后,这些书摊儿都纳入中国书店的系统,在改造后的东安市场的北门西侧,开辟了专卖古旧书的中国书店。我上学的时候,曾多次骑车到这儿淘书。
记忆犹新的是20世纪70年代末,在这儿花了13元,买到了徐珂的《清稗类钞》,这套书共48册,分时令、地理、风俗等92类,13500条,这是我苦索已久的书。虽是旧书,而且花去我月薪的1/3(我当时月薪40多元),但对我来说如获至宝,直到现在我还时不时拿出来翻阅。
说到老北京的书店,不能不提西单商业街。老北京有句话:“东四西单鼓楼前”,说这几处是当年京城最繁华的地方。其实,西单的真正繁华是在清末民初。北洋政府在北京执政后,议会就在离西单不远的新文化街,此外,当时的教育部就在西单十字路口的西南,鲁迅先生曾在这里上过班。这些的人文地理条件,造就了西单的文化氛围。这里不但有“又一顺”“烤肉宛”“曲园”以及江淮风味的“八大春”等餐馆酒楼,有“天源”“天福号”等老字号店铺,有“长安大戏院”、“哈尔飞大戏院”(后改为西单剧场)、“新新大戏院”(1950年改为首都电影院)、“红光电影院”等娱乐场所,最大的亮点是学区。
诸位有所不知,当年的西单是正儿八经的北京学区。我是在西单辟才胡同长大的,对这一带熟得不能再熟了,说到老北京的书店,不能不说到那会儿的读书人和学校。辟才胡同西口是太平桥大街,斜对着辟才胡同有一条学院胡同。您听这名儿,可能会想到这条胡同会有学院。其实,这条胡同在明代,有提学察院的衙署,这个衙门是主管教育事务的,当时叫提学察院胡同,清代以后才改为学院胡同。学院胡同没学院,但胡同周围可有学院呀!与学院胡同相隔一条街的二龙路,有中国大学;西单西南的太平湖(现在中央音乐学院附近),有民国大学;西单东边的府右街,有交通大学;西单北边的甘石桥,有孔德大学;西单的小石虎胡同,有国立蒙藏学校(后改为中央民院附中),这里曾是右翼宗学,据说曹雪芹在此当过差。
这一带的中小学校也很多,辟才胡同的京师私立第一两等小学堂,创办于1905年,有校歌《辟才,辟才》。辟才胡同原叫劈材胡同,因这首校歌而改的胡同名儿。辟才胡同还有北京筹边高等学校、女高师附中、师大女附中等,北边的宏庙胡同有镶蓝旗官学,后改为京师附属小学,现在叫宏庙小学。
正因为有这么多的学校,西单一带的书店非常多。别的不说,单说西单商场吧,记得我小时候,商场内的书店就有4家。说起老北京的西单商场,您可别拿现在的西单商场来看它。大约在1930年前后,现在西单商场的位置,先后建起了“厚德”“福寿”“惠德”“福德”“益德”“临时”6个商场,统称西单商场。前文说了,这会儿的所谓商场,就是有大棚的市场,有坐商,也有摊商,百货杂陈,卖什么的都有,常连安开的说相声的场子“启明茶社”就在这里。当然商场里也有很多书摊,以及书店。北京解放以后,经过1956年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公私合营,西单商场才逐渐变为一个整体,这时的书店有新华书店、中国书店等。
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西单的北大街和南大街,各类书店大约有十一二家。这些书店都是我小时候常去的地方,所以印象深刻。


老京城有句顺口溜:“干什么,吆喝什么。”这句话搁在一般的买卖上好办,卖布的吆喝布,卖菜的吆喝菜。但是把它用在卖书上,可就有点儿难了。书店里摆着成千上万册书,怎么个吆喝法?所以卖书的是不讲吆喝的。
前面说了,老北京甭管是开书店的,还是摆书摊儿的,不能说学富五车,才高八斗,也得小有学识。虽然书店的店员不一定像卖菜卖水果的,亮开嗓门,拿腔作调,但是买主儿拿起一本书来,书的内容、作者是谁,您总得说出个幺二三来,如果一问您三不知,还不得卷铺盖呀?老北京的书店是大学生最好的实习基地,在这儿您能学到许多课堂上老师教不到的学问。因此,老的书店走出来不少才子,有的甚至当了专业作家,还有的成了学界领袖。
我在《北京晚报》当记者时,曾采访过几位中国书店的老人,听他们讲老北京书店的往事,他们的学识让我脑洞大开,增长了许多知识。听到的能人和故事很多,这里单说一位。
话说20世纪30年代,东安市场的书店,有个叫雷梦水的卖书的营业员脱颖而出。他在旧书店摸爬滚打多年,古籍知识相当渊博,被人称为“古书先生”。雷梦水不但能鉴别一些善本书的真伪,还能说出残本书的作者和内容,这确实非一日之功。老北京的文化人管到书店买书,叫淘书,“淘”,有洗去杂质,沙里淘金之喻,北京人有“淘换”一词。有一年,作家黄裳来书店淘书,碰到了雷梦水。雷梦水对黄先生说:“有本《论语注》,您要不?”黄裳看着他笑道:“这书我有好几本哩。”雷梦水知道黄裳是有名的藏书家,家里藏书甚丰,像是把着他的脉,对他说道:“您手里是有《论语注》的多个版本,但有一本清代赵之谦刻的《论语注》,你不一定有吧?”黄裳顿了一下,从雷梦水手里拿过书来一看,不由得大吃一惊,原来这是他在书市淘了几十年的、世所罕见的版本。他不得不佩服雷梦水的眼力和学识。
有一年,朱自清先生在雷梦水的书摊上,相中了一部残本的古籍。朱先生问雷梦水:“这是什么版本?”雷梦水不但说出了此书有几种版本,还告诉他哪个版本最好,最后说出了这残本古籍的内容,作者是哪个朝代的,为什么成了残本。朱先生听了,对他肃然起敬,心悦诚服。这位大学教授万没想到一个卖书的这么有学问,从此二人交上朋友。雷梦水只念过几年私塾,脑子里的那些东西全靠自己钻研。几十年来,他曾为胡适、林语堂、顾颉刚、陈垣、钱玄同、郑振铎等知名学者配书找书,并成为这些学者们的知音。
历史学家谢国祯先生,曾经赠给雷梦水一首诗:“感君别具骊黄手,选人不登大雅堂;将化腐朽为神奇,彰幽发潜在公方。”雷梦水曾跟收藏家邓拓以书结缘。邓拓先生在20世纪60年代,曾任北京市的市委书记,对老北京的历史文化非常感兴趣,通过淘书,认识了在书店工作的雷梦水。1963年的时候,邓拓见到雷梦水,对他说:“你这么熟知老北京的古书市场情况,应该腾出时间,写一写琉璃厂和东西两大商场(即西单商场和东安市场)古书市场的历史,这么难得的史料,别人是写不出来的。”雷梦水听了邓先生的点拨,开始动笔回忆,后来,写出了《琉璃厂书肆记》和《隆福寺书肆记》。
可惜三年后,发生了“文革”。邓拓和吴晗、廖沫沙被打成反革命的“三家村”,首当其冲地遭到了批斗,直到邓拓先生去世,也没看到雷梦水写的这两篇文章。雷梦水写的这两篇文章,我都拜读过。他对老北京古书市场的情况,真是熟稔于心。比如隆福寺街上,各家书店的门牌号是多少,叫什么字号,店主叫什么,有多大年纪,是什么性格,有什么兴趣爱好,家里的基本情况,这家店主要经营什么类的书,有什么比较稀罕的善本,卖过什么出彩的书。哎呀,写得那叫一个详细!我想,如果不是多年跟这些书商接触,没有几十年的相濡以沫,是不会这么知根知底儿的。
让我佩服的是老爷子的脑子好,记忆力超群,虽然他写的是几十年前老北京的事儿,但这些陈年往事,在他脑子里记得一清二楚。看后,让我不得不对这位老北京的卖书人心生景仰,同时,也感慨老北京书店对人的文化陶冶和历练。一个只念过几年私塾的人,卖了一辈子书,最后居然也成了“写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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