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北京的书店，跟现在的完全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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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载于《北京纪事》5月刊

原标题《漫话老北京的书店》

老北京的书店，跟现在的书店完全不是一回事儿，虽然卖的都是书，但书跟书不一样，经营的方式也不同。那会儿的书店，也叫“书肆”。“肆”与“店”的意思相同，但“肆”属文言，从“店”的规模上说，似乎要大些。当时的书店，清一色都是个体经营，属私企。书店自古以来属于特殊行业，跨着文化与商业两界，现在也如是，书店是脚踩文化和商业两条船，其业态较为特殊。

现在的书店以新华书店为主，主要是坐商，也有个体的私营书店，但卖的都是刚出版的新书，几乎没有旧书和古籍。按计划经济年代的经营业务分工，旧书和古籍归属中国书店，下设若干分号。当然，现在中国书店的经营模式也变了，不但卖旧书和古籍，也卖畅销书。

现今的图书市场，除了主渠道“国有”的新华书店以外，还有许多专业书店，比如外文书店,少儿书店、医药书店、建筑书店，等等。

老北京的书店分得没有这么细，它的功能很多，既卖新出版的书，也卖旧书和古籍，甚至还可以联系作家，自己出版书，当然主要业务是收购古籍，然后再修部修订，转手出售。您瞧，那会儿的书店业务有多少吧？

正因为如此，那会儿开书店的东家和掌柜的，几乎都是胸中藏墨的文化人。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书店的营业员，一天到晚跟书打交道，多少也有些文化。当然，出色的营业员不但有文化，还是鉴赏古籍的专家。肚子里没有点儿墨水，干不了书店的活儿。要不怎么说书店的店员，跟一般商业服务业的营业员不一样呢。

二

老北京的书店和书摊儿是有区别的。书摊儿有长期的和临时的两种。长期的书摊儿主要设在商场内。那会儿的商场跟现在的商场商厦是两回事儿，类似这会儿的潘家园旧货市场或大的早市，有露天摆摊儿的，也有简易商棚。临时的书摊主要设在京城的各个庙会上，出售的是一些旧书、蒙学读本、皇历、相学之类，都属当时的大众读物。书店跟书摊儿有本质区别。老北京的书店几乎都是有门脸儿、有字号的坐商。书店多是合股经营，一些大一点儿的书店，背后还有比较有实力和实权的大人物做股东。

老北京的书店主要集中在前门外大街、西单北大街、宣武门内大街、灯市口、东四等繁华商业区。明代的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右，及礼部门之外，及拱宸门之西。”“大明门”，相当于现在天安门广场毛主席纪念堂的位置；“拱宸门之西”，就是现在的天安门广场的西部。明代，这里是“六部”所在的“棋盘街”，内城的中心地带，东西南北交通相汇之处。明代，每到科举考试之年，全国各地赶考的举子便会云集京城。当时京城没有星级酒店，甚至连一般旅馆都没有，这些举子只能住在宣南一带的会馆里。考试的地方叫贡院，也就是现在建国门内大街路北的地方，所以这些参加考试的举子几乎都要走“棋盘街”，难怪这儿是书肆集中之地。

明、清两代的书市，除了书肆比较集中的地方以外，还有在灯市（即现在的灯市口一带）、庙会上摆的书摊儿。老北京的东西城，各有一个规模较大的庙会，东城的是隆福寺，农历的每月逢一、二、九、十开庙会。西城的白塔寺，每月逢五、六开庙会;西城还有护国寺庙会规模也不小，每月逢七、八开庙会。当时的庙会，百物杂陈，老百姓日常生活所需应有尽有，当然少不了书摊儿。这类书摊儿，几乎不卖线装的典籍，以出售蒙学读物（认字启蒙类的书）、消遣小说、鼓词、戏本为主。老北京人识文断字的少，大多数老百姓不识字，所以跟书有缘的人属“少数派”。

三

老北京的书店黄金时代，出现在清代的“康雍乾”三朝，从康熙年间编《古今图书集成》起，随着昔日给皇家烧琉璃的琉璃厂搬家，琉璃厂一带便成了京城书店扎堆儿的地界。卖书的书商脑袋瓜比卖米的卖面的精明得多，他们知道书店是给做学问的人开的，所以得追着有学问的人走。

皇上下令编《古今图书集成》，这得需要多少历史资料呀？于是书商们像蜜蜂追花酿蜜一样追到了琉璃厂。您可看好了，这可不仅仅是京城的书商，而是全国各地的书商。于是，“呼啦啦”不到一年的工夫，琉璃厂一带就出现了几十家大大小小的书店。编书的那些翰林们乐了，找资料方便呀！岂知，这不过是好戏的开始，真正的大戏是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年，纪晓岚等人编纂《四库全书》。

《四库全书》全称是《钦定四库全书》，是在乾隆皇上亲自主持下，由纪晓岚等360多位高官、学者编纂，3800多人抄写，耗时13年编成的。这部书分经、史、子、集四部，共3500多种，7.9万卷，3.6万册，约8亿字。当年乾隆让人手抄了7部，下令分藏在几个地方。一部书前前后后编了13年，您想这是多大的工程吧？3.6万册，8亿多字，这得需要搜集多少古籍和资料呀！当时那些编书的官员和学者，包括纪晓岚都住在宣南地区，这里离琉璃厂近在咫尺。琉璃厂往西不远是“六部”所在地，加上之前编《古今图书集成》留下的书店打基础，所以，琉璃厂成了开书店的绝佳位置。于是乎，各地的书商闻风而动，蜂拥而至，在这里进“厂”设点开店，为编纂者提供书籍。

一时间，琉璃厂一带成了全国的图书善本中心，这里书店林立，淘书者络绎不绝，最多时，书店和书摊达到400多家。您琢磨琢磨全国哪座城市在几百米的街道，开过这么多书店呀？这也许是历史上的文化奇观了。

正是由于编纂《四库全书》打下的书市底子，琉璃厂成了全国古籍旧书的集散地和读书人的打卡地。古籍旧书与古玩书画、文房四宝，让琉璃厂成为中外闻名的文化街。到清朝末年，虽然时局动荡，民心不安，但琉璃厂的书店依然风光不减，民国初年，琉璃厂的书店仍然有270多家，经营古玩书画、文房四宝的店铺200多家。

这里是文人墨客的荟萃之地，也是北京人淘书的首选之地。近现代史上文化名人大都在琉璃厂的书店，留下了自己的足迹。鲁迅先生在《日记》里，记录自己先后有480多次来琉璃厂，当然他来这儿主要是到书店买书。梁启超先生也是琉璃厂的常客，他把这里的书店称为“公共图书馆”。那会儿的北京文化人如果没去过琉璃厂，都不好意思张嘴说出来。可见琉璃厂书店在老北京的地位。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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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以后，随着清代京城满汉分置的制度废除，东单、西单、王府井等新兴商业街的出现，老北京的书店格局也发生了变化。原来书店扎堆的琉璃厂书市开始分化瓦解。还是那句话：书店是追着文化人走的。精明的书商不会死守一块地，在一棵树上吊死。很快，在西单、王府井、东单的商业街冒出若干家书店。

与此同时，在清末民初，由庙会的书摊儿，小门脸儿的书店等演变的专卖旧书的书摊儿，出现在前门外大街、老东安市场内、老西单商场内，以及东四、宣武门外大街等地界。书店的这种格局一直延续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比如老东安市场的书摊儿，主要集中在市场东南角的丹桂商场，以及市场南端的南花园，还有市场北门的几个书摊。

1956年公私合营以后，这些书摊儿都纳入中国书店的系统，在改造后的东安市场的北门西侧，开辟了专卖古旧书的中国书店。我上学的时候，曾多次骑车到这儿淘书。

记忆犹新的是20世纪70年代末，在这儿花了13元，买到了徐珂的《清稗类钞》，这套书共48册，分时令、地理、风俗等92类，13500条，这是我苦索已久的书。虽是旧书，而且花去我月薪的1/3（我当时月薪40多元），但对我来说如获至宝，直到现在我还时不时拿出来翻阅。

说到老北京的书店，不能不提西单商业街。老北京有句话：“东四西单鼓楼前”，说这几处是当年京城最繁华的地方。其实，西单的真正繁华是在清末民初。北洋政府在北京执政后，议会就在离西单不远的新文化街，此外，当时的教育部就在西单十字路口的西南，鲁迅先生曾在这里上过班。这些的人文地理条件，造就了西单的文化氛围。这里不但有“又一顺”“烤肉宛”“曲园”以及江淮风味的“八大春”等餐馆酒楼，有“天源”“天福号”等老字号店铺，有“长安大戏院”、“哈尔飞大戏院”（后改为西单剧场）、“新新大戏院”（1950年改为首都电影院）、“红光电影院”等娱乐场所，最大的亮点是学区。

诸位有所不知，当年的西单是正儿八经的北京学区。我是在西单辟才胡同长大的，对这一带熟得不能再熟了，说到老北京的书店，不能不说到那会儿的读书人和学校。辟才胡同西口是太平桥大街，斜对着辟才胡同有一条学院胡同。您听这名儿，可能会想到这条胡同会有学院。其实，这条胡同在明代，有提学察院的衙署，这个衙门是主管教育事务的，当时叫提学察院胡同，清代以后才改为学院胡同。学院胡同没学院，但胡同周围可有学院呀！与学院胡同相隔一条街的二龙路，有中国大学；西单西南的太平湖（现在中央音乐学院附近），有民国大学；西单东边的府右街，有交通大学；西单北边的甘石桥，有孔德大学；西单的小石虎胡同，有国立蒙藏学校（后改为中央民院附中），这里曾是右翼宗学，据说曹雪芹在此当过差。

这一带的中小学校也很多，辟才胡同的京师私立第一两等小学堂，创办于1905年，有校歌《辟才，辟才》。辟才胡同原叫劈材胡同，因这首校歌而改的胡同名儿。辟才胡同还有北京筹边高等学校、女高师附中、师大女附中等，北边的宏庙胡同有镶蓝旗官学，后改为京师附属小学，现在叫宏庙小学。

正因为有这么多的学校，西单一带的书店非常多。别的不说，单说西单商场吧，记得我小时候，商场内的书店就有4家。说起老北京的西单商场，您可别拿现在的西单商场来看它。大约在1930年前后，现在西单商场的位置，先后建起了“厚德”“福寿”“惠德”“福德”“益德”“临时”6个商场，统称西单商场。前文说了，这会儿的所谓商场，就是有大棚的市场，有坐商，也有摊商，百货杂陈，卖什么的都有，常连安开的说相声的场子“启明茶社”就在这里。当然商场里也有很多书摊，以及书店。北京解放以后，经过1956年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公私合营，西单商场才逐渐变为一个整体，这时的书店有新华书店、中国书店等。

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西单的北大街和南大街，各类书店大约有十一二家。这些书店都是我小时候常去的地方，所以印象深刻。

五

老京城有句顺口溜：“干什么，吆喝什么。”这句话搁在一般的买卖上好办，卖布的吆喝布，卖菜的吆喝菜。但是把它用在卖书上，可就有点儿难了。书店里摆着成千上万册书，怎么个吆喝法？所以卖书的是不讲吆喝的。

前面说了，老北京甭管是开书店的，还是摆书摊儿的，不能说学富五车，才高八斗，也得小有学识。虽然书店的店员不一定像卖菜卖水果的，亮开嗓门，拿腔作调，但是买主儿拿起一本书来，书的内容、作者是谁，您总得说出个幺二三来，如果一问您三不知，还不得卷铺盖呀？老北京的书店是大学生最好的实习基地，在这儿您能学到许多课堂上老师教不到的学问。因此，老的书店走出来不少才子，有的甚至当了专业作家，还有的成了学界领袖。

我在《北京晚报》当记者时，曾采访过几位中国书店的老人，听他们讲老北京书店的往事，他们的学识让我脑洞大开，增长了许多知识。听到的能人和故事很多，这里单说一位。

话说20世纪30年代，东安市场的书店，有个叫雷梦水的卖书的营业员脱颖而出。他在旧书店摸爬滚打多年，古籍知识相当渊博，被人称为“古书先生”。雷梦水不但能鉴别一些善本书的真伪，还能说出残本书的作者和内容，这确实非一日之功。老北京的文化人管到书店买书，叫淘书，“淘”，有洗去杂质，沙里淘金之喻，北京人有“淘换”一词。有一年，作家黄裳来书店淘书，碰到了雷梦水。雷梦水对黄先生说：“有本《论语注》，您要不？”黄裳看着他笑道：“这书我有好几本哩。”雷梦水知道黄裳是有名的藏书家，家里藏书甚丰，像是把着他的脉，对他说道：“您手里是有《论语注》的多个版本，但有一本清代赵之谦刻的《论语注》，你不一定有吧？”黄裳顿了一下，从雷梦水手里拿过书来一看，不由得大吃一惊，原来这是他在书市淘了几十年的、世所罕见的版本。他不得不佩服雷梦水的眼力和学识。

有一年，朱自清先生在雷梦水的书摊上，相中了一部残本的古籍。朱先生问雷梦水：“这是什么版本？”雷梦水不但说出了此书有几种版本，还告诉他哪个版本最好，最后说出了这残本古籍的内容，作者是哪个朝代的，为什么成了残本。朱先生听了，对他肃然起敬，心悦诚服。这位大学教授万没想到一个卖书的这么有学问，从此二人交上朋友。雷梦水只念过几年私塾，脑子里的那些东西全靠自己钻研。几十年来，他曾为胡适、林语堂、顾颉刚、陈垣、钱玄同、郑振铎等知名学者配书找书，并成为这些学者们的知音。

历史学家谢国祯先生，曾经赠给雷梦水一首诗：“感君别具骊黄手，选人不登大雅堂；将化腐朽为神奇，彰幽发潜在公方。”雷梦水曾跟收藏家邓拓以书结缘。邓拓先生在20世纪60年代，曾任北京市的市委书记，对老北京的历史文化非常感兴趣，通过淘书，认识了在书店工作的雷梦水。1963年的时候，邓拓见到雷梦水，对他说：“你这么熟知老北京的古书市场情况，应该腾出时间，写一写琉璃厂和东西两大商场（即西单商场和东安市场）古书市场的历史，这么难得的史料，别人是写不出来的。”雷梦水听了邓先生的点拨，开始动笔回忆，后来，写出了《琉璃厂书肆记》和《隆福寺书肆记》。

可惜三年后，发生了“文革”。邓拓和吴晗、廖沫沙被打成反革命的“三家村”，首当其冲地遭到了批斗，直到邓拓先生去世，也没看到雷梦水写的这两篇文章。雷梦水写的这两篇文章，我都拜读过。他对老北京古书市场的情况，真是熟稔于心。比如隆福寺街上，各家书店的门牌号是多少，叫什么字号，店主叫什么，有多大年纪，是什么性格，有什么兴趣爱好，家里的基本情况，这家店主要经营什么类的书，有什么比较稀罕的善本，卖过什么出彩的书。哎呀，写得那叫一个详细！我想，如果不是多年跟这些书商接触，没有几十年的相濡以沫，是不会这么知根知底儿的。

让我佩服的是老爷子的脑子好，记忆力超群，虽然他写的是几十年前老北京的事儿，但这些陈年往事，在他脑子里记得一清二楚。看后，让我不得不对这位老北京的卖书人心生景仰，同时，也感慨老北京书店对人的文化陶冶和历练。一个只念过几年私塾的人，卖了一辈子书，最后居然也成了“写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