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1978年的高考,是新中国教育史上极其重要的事件,它改变了中国,改变了一代人的命运。2022年是1977级、1978级大学生毕业四十周年,谨以我自己的经历,记录那个时代的点滴。 一 在我十九岁之前,“上大学”这个词似乎只出现过一次。 大概是1966年,那年我八岁,家里来了一位远房亲戚,爷爷让我叫他哥哥。他是福建人,刚刚大学毕业到北京工作,爷爷指着他对我说:“以后,你也要上大学。” 我一直记得这句话,仿佛上大学是人生必须要有的一段经历。然而人生的走向,并不是我想象的那样。 都读到高中了,我也没有上大学的“非分之想”,那时的我认为读高中是为“插队”做准备的。所谓“大学”,应该是高尔基《我的大学》那样的“社会大学”。 1975年底我高中毕业,来年3月到平谷插队。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两年后我将回城进工厂,做一个好工人。 这段历史看似久远,现在重新梳理,也是一桩趣事。 “文革”时,北京的“老三届”高中生、“新三届”初中生,绝大部分奔赴农村和边疆。此后的70届初中毕业生,多数留在了北京。那四年,根本没有高中可上。 1971年,北京开始恢复两年制高中,第一届称为“73届高中”。上高中是有条件的,各地的标准不一,分数只作为参考,北京的录取比例约是十取一。那时,好老师十分紧缺,但抽调好老师配置高中却很常见,所以那一届高中生的质量相当高。“74届高中”扩招,北京的录取比例约是五取一,师资力量尚可,但比上一届弱一些。 我是“75届高中”,有幸又不幸。有幸的是,这届高中生有政策上的扶持——除了少数初中毕业生去技校、农场或者插队,绝大多数都升入高中。我就读的地安门中学,1973年有十二个初中毕业班,升高中的有十个班。不幸的是,师资力量短缺的矛盾越发突出,“高中毕业生教高中”就是那时发生的事,所以这届高中生的质量是偏低的。可当时作为学生的我,近乎无知,自以为和往届的学长没什么不同。 如今回望,1977年党中央决定恢复高考,也是一波三折。一开始确定的招生对象是应届生,但有专家说,这届学生的质量不高(指“77届高中”)。再三论证后,才让“老三届”在内的往届生参加高考。 这个决定,使我们这些原本没有报考资格的青年,有了“搭车考学”的希望。 二 1977年12月的一天,我坐在高考考场上,焦急地接过监考老师发的数学试卷。粗略浏览后,顿时血往上涌——坏了,尽管这些题我都似曾相识,但插队两年只是干农活,脑子已经洗白了。没复习,自然是这个结果。为什么不复习呢? 事情还需从头说起。得知高考要恢复,大家忙着翻找过去的课本,有些人聪明,去找以前的高考试卷。也不知是哪个村的知青,弄到一份“文革”前的高考数学试卷,我拿来一看,竟然一道题都不会。当时我就想,既然数学这么难,干脆放弃吧,时间紧张,还不如复习其他科目。 留给我复习的时间不足一个月,况且白天我还要下地干活,只能晚上看课本,印象中好像也没看几本;真的只是“看”,没有人指导,也不懂勾画重点,上考场前连一张试卷都没做过。填报志愿时,我不知天高地厚,报的三个志愿是北京大学的图书馆系、考古系和历史系,放在今天看,此人的智商一定有问题。 这张数学试卷,我除了答出学得特别扎实的等腰三角形和一些代数题目,其他基本交了白卷,估计也就考了三十多分。 1977年高考是各省自主命题的,除了数学,其他科目我考得还可以。语文作文题我记得很清楚,《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这一年我都在农村干活,有的写,至少不会跑题。语文考了七十多分,政治考了七十多分,史地考得最好,百分制考了九十七分,总分大概是二百七十分。 自觉考学无望之时,公社通知我参加体检——1977年北京高考文科的录取分数线是二百六十分,我的成绩过线了。但不知是考分太低还是填报志愿的问题,我的第一次高考,以落榜而告终。 1977年,全国有五百七十万人参加高考,其中有二十七万人圆了大学梦。 三 1978年的三、四月间,我正在村里干农活,突然接到母亲的来信,她告诉我地安门中学的毕业生可以参加学校开办的高考补习班,学校会派老师来讲课。我赶忙向村支书请假,当时村里不反对我们回城学习,爽快地答应了。 地安门中学的文科高考补习班一开始大约有二十人,没过多久,一些人或许觉得学着太吃力,主动退学,到后来只剩十几个人。班里有四人像我这样,过了分数线却没考上,被老师列为“种子选手”。 班主任是教历史的,姓田。补习班的时间短,只有三个月,所以老师串讲的速度很快,天天画重点,反复督促我们背题。 至于老师的水平,我感觉一般。那是恢复高考后校际间的第一次比拼,每所学校都希望拿出最好的成绩,而衡量成绩的标准是应届生的考分。将最好的师资用到应届生身上,应当是所有学校的选择,高考补习班,不过是对社会的爱心付出。 那时,我最喜欢的课是数学课,我只知道数学老师姓罗。 其实读高中那会儿我就认识罗老师了,当时他在校办工厂。罗老师个子高高,风度翩翩,浓眉毛,高鼻梁,一双大眼睛深陷在眼窝中,是那种笑起来真好看的类型。他待人和气有耐心,与一般工人的气质不同。后来我听说他是被下放到校办工厂的,正因如此,一直同他保持距离。 罗老师是大学数学系毕业,这在地安门中学里堪称凤毛麟角。虽然学校在大环境的影响下恢复了罗老师的教职,或许因为曾经的身份,他只能教复读班。 罗老师的教学方法奇特,他一般连上两节课——第一节课做试卷,题量不大,但是“做不了”:有的题目似曾相识,有的题目根本没见过。“大眼瞪小眼”之后,试着思考,一节课就这么过去了。第二节课讲试卷,逐题讲完,下课时间也到了。我非常适应这套教学方法,几乎是教什么会什么,而且可以做到触类旁通,甚至学得很愉快、很来劲。一天,我对罗老师说:“能不能讲得再深入些?”罗老师笑了笑:“看1977年的试卷,这个程度足够了。” 那年夏天,母亲经常生病,去医院也没什么用,她只好自己想法子:不吃不喝,多睡觉,生扛过去。她睡觉时不能有灯光,不能有声音,我只好跑到胡同的路灯下试着看书。晚上总有一些人在路灯下打牌,看书看不进去,我干脆看人家打牌。 距离开考的时间越来越近,东城区组织了两次模拟考试,第一次考试的成绩我不记得了,第二次考试我的成绩不大理想,排到五名开外,田老师有点失望。 考试成绩下来的那一天,也是补习班结课的那一天。 田老师在下课前找了四位同学,让他们下课后跟着她走,估计是再单画一些重点,这四位同学里没有我。下课后,四位同学跟着田老师去办公室,一开始我们还一路同行,准备分道走时,田老师瞥了我一眼,淡淡地说:“你也来吧。” 在办公室里,田老师向我们再次强调“五四运动”等章节的重要性,反复叮嘱我们必须要背下来,可是我并不擅长背题。离开地安门中学,我坐上通往乡下的长途车,感觉底气反倒不足了。 四 我回村办好了准考证,得知考场在平谷一中。我们村距离平谷县城有八九里地,我没有手表,估摸着走一个多小时能赶到。早起吃过早饭,我步行前往考场。 平谷一中挺大,操场能容纳千人。竟然来了这么多考生啊,操场上人声鼎沸,每个人都是那么快乐。 1978年是全国统考,时间定在7月20日至7月22日,文科共有六门考试:政治、语文、数学、历史、地理、外语。 政治我考得一般,这是意料之中的事,语文本该拿分的,却被一道三十分的缩写题难住了。那年的语文考试没有大作文,平时准备的写作素材用不上,缩写题连见都没见过,着实有点蒙。 第二天上午考数学。当我从监考老师手中接过试卷,粗略浏览,为之一“振”。1977年高考拿到数学试卷时,我是一“震”,面对似曾相识的题却做不出来,那种感觉很绝望;1978年高考的数学试卷仍旧很难,对我来说,本该绝望的,但愉悦却也真实存在着——大部分文科生都怕数学,大家都难,才有机会。 有罗老师的“加持”,我将会做的题飞快做完,然后再做那些不大会的题;哪怕无解,也不交白卷。答卷时,我明显感到不仅是监考老师,从考场外来的老师也在我身旁长时间驻足,这似乎是好的信号。 我满怀喜悦走出考场,虽然数学成绩不会太高,但大家都不会高,应当算是考好了。当我看到周围的考生欢声笑语,似乎都考得很理想时,又有些困惑和不解。 在平谷插队的那段时间,我最大的享受是到县城吃肉饼。考完数学,我决定犒劳一下自己——下馆子,吃肉饼。 下午考历史。拿到试卷粗略浏览,暗喜,田老师压中的题没几道,一些题目似乎还“超纲”了。下笔千言,先写出来。有一道五分题是解答“孟良崮战役”,田老师从来没讲过,电影《红日》讲了,可惜我没看过。不知是从哪本书里看的,打的好像是国民党王牌的七十四师?就它了。 第三天上午考地理,正常发挥。下午考外语,拿到试卷后发蒙,ABCD的选择题我见都没见过;难题自不必说,那些选择题看上去似是而非,好像哪个答案都是对的,就碰运气吧。当年,外语考试成绩不计入总分,所以心情还是比较放松的。 走出考场,走出校门,兴奋、喜悦、紧张、困惑……仿佛一切都不存在了。许多人问我考得怎么样,我想了想,不能说差,也不能说好,估计成绩在一类线和二类线之间,一类是重点院校。 我的判断真准。过了差不多一个月,分数通知下来了,我的成绩经四舍五入后是三百六十一分。当年北京高考文科的二类线是三百四十分,一类线是三百六十分,我刚过一类线。 记得和几位知青去查分时,县高考办居然将试卷调出来让我们看。数学试卷上的某道推理题,我推了很长一段也没有得出结果,老师酌情给了几分;历史试卷上的那道“孟良崮战役”,老师给了三分。 县高考办的老师笑着对我说:“你的分数在平谷是文科前几名。” 查完分数,回村,继续干农活。 记得一天收工回宿舍,还未进门,一个女人喊着我的名字跑过来,手里挥着一封信。她气喘吁吁地将信交给我。 原来是录取通知书!牛皮纸信封右下角是鲜明仿宋字体的“北京师范学院”。 本该欢欣鼓舞的,可我没有丝毫的兴奋,甚至还有一些气馁——虽然我设想过无数种可能,却从没想过考到北京师范学院。填报志愿时,因为北京师范学院的招生人数多,故将其作为备选。 不过高考数学成绩让我为之自豪了许多年,据说那年文科数学的及格率是千分之二,我考了六十五分。我一位“老三届”高三的同班同学老刘,他当年高考考了四百二十七分,是北京的第七名,大学本可以随便挑,但他不希望再被分配到外地工作,所以一定要上北京的学校。那年老刘因故去世,一位同学告诉我,他的数学成绩是一百分,我多年的自信瞬间被击垮——同是高中毕业,我学的是数学吗?可见我们和“老三届”的差距有多大。 至于教我数学的罗老师,三十年后竟然找到我,希望出版他祖父的书法图册。当时我正任中国美术出版总社的总编辑,一眼就认出了他,不过他已经忘记我了。我这才知道他的全名是罗怀祖,他的祖父是大名鼎鼎的甲骨文研究者罗振玉。 1978年,全国有六百一十万人参加高考,第一批录取二十九万人。几个月后扩招,北京的文理科录取分数线降至三百分,全国共有四十万人圆了大学梦。 这些参加高考的年轻学子,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经历和故事。插图作者 张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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