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城记 大同 上篇

不知道有多少读者听说过大同？

坐落在山西这个存在感稀薄的省份的东北角，大同虽有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长久以来却是一座默默无闻的城市。大同曾经辉煌过：南北朝时期这里是北魏的都城，直至孝文帝迁都洛阳；这里也曾是辽朝和金朝的西京。北魏、辽金的崇佛传统使得大同周边遍布石窟、寺庙，如郊外的云冈石窟（北魏）、悬空寺（明代），城内的华严寺和善化寺（辽金）。作为边塞重镇，大同有着明代建设的宏伟城墙，市内呈十字布局的街道中心处则有钟楼、鼓楼。

1914年京张铁路修筑至大同，便利的交通和丰富的煤炭资源使大同在二十世纪成为中国著名的“煤城”。1938年，作为日伪“华北开发”计划的一部分，日本建筑师内田祥三与高山英华为大同制定了第一份现代城市规划，提出了保护古城、在城外开辟新城区的方案，但没能够付诸实践。

我们将时间快进到2008年。如今的大同荣光不在。随着煤矿资源的枯竭和重工业的衰落，大同的经济持续低迷；城市建设进度缓慢，许多居民生活在简陋的平房棚户区里，垃圾遍地、污水横流，市容凋敝。大同引以为傲的文物古迹保护状况十分不佳：大同城墙大部分在过去几十年内被拆除，只剩下一些残垣断壁；不少古建筑，如钟楼、文庙大成殿在建国后因城市建设被拆除，幸存的也往往疏于修缮、游客寥寥。明清时代的四合院与建国后建设的多层住宅小区、棚户区和商业大楼交织在大同城内，整个城市和许多东北、华北地区的衰落工矿业城镇一样，显得破旧、灰暗、缺乏生命力，笼罩在终日不散的煤烟里。

2008年2月，耿彦波任大同市长，开始了大同“复兴历史文化名城”的大建设时代，也直接将这座晋北古城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上。

耿市长打算以基建、文化两张牌打破大同的困境：

一方面，大搞旧城改造，拆除大同古城内的大部分民居，将居民疏解至新城区；

另一方面，围绕历史文化古迹进行大规模建设，大量复建已经消失的古建筑（如城墙，文庙大成殿，钟楼），并围绕这些景点建设仿古商业街、住宅区，将整个大同城改造为现代化的“历史文化名城”。

耿彦波在主政大同的这些年里，获得了“耿拆拆”的名号。在他的指挥下，大同城墙和城门全部重建；规模相比辽金盛期大大缩小的华严寺和善化寺大规模扩建；大同文庙和代王府全面复建，原址上的现代建筑物全部拆除；破败的、与名城形象不符的破旧民居全部拆除。

耿彦波的“造城运动”引起了巨大的争议。有人说他走到哪里拆到哪里，为了政绩工程不顾民生与文物保护；有人盛赞他是“大同第一位做实事的市长”，让破旧的老城焕发新生。在他任内，棚户区消失了，居民住上了现代化的回迁房；大同古城面貌大变，摇身一变从残破的资源枯竭型城市变成了华丽壮观的“辽金古都”；随着文物古迹的修缮与复建，旅游业也有了增长。在争议之中，耿彦波走完了他的任期：2013年，他调任太原市长，留下建了一半的古城、成片废墟和近200亿人民币的债务。

导演周浩在耿彦波主政大同期间跟随在他身边，录制了大量视频素材，并随后剪辑成纪录片《大同》（Chinese Mayor），于2015年获金马奖最佳纪录片。这些珍贵的、未经审查删改的影像资料让我们得以从一个更深入的角度了解与审视耿彦波的宏大计划，也激起了互联网上对大同文物保护问题的激烈争论。

本期我们就来聊一聊，大同“造城运动”的功与过、对与错。

在耿彦波和他的支持者看来，“造城模式”是大同发展唯一的出路。远离东部发达地带的大同很难像苏南和浙江那样，依靠招商引资、发展制造业致富：大同根本就没有这样的平台和竞争力。大同丰厚的文化遗产资源和历史文化底蕴为发展文化产业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但想发展文化产业，非先对古城进行全盘拆迁重建、塑造一个优良的城市风貌，让每个来大同旅游或投资的人都感到震撼不可。除此之外，改善市民居住条件也是拆迁的目的：每个人都应该住上敞亮的公寓楼，而不是蜗居在棚户与破旧的四合院里。

然而这套说辞在我看来是有漏洞的。它的问题，一在于自始至终没有定义“文化”，二在于两极化的思维方式。

我们先来谈“文化”。文化是什么？文化产业又是什么？这是个十分模糊的概念。为什么把旧城区都拆了、把古建筑都重建了，文化产业就能发展起来了？这其中有逻辑关系吗？如果我们将旅游业归为“文化产业“的话，复建历史建筑、开辟新的景区确实能够发展旅游业，但这种发展是以什么为代价的呢？是以拆除了大量具有文物价值的明清四合院民居（因为维护状态不佳往往被定义为危房）为代价的，是以数万居民搬迁和巨额开支为代价的。

大同确实无法复制苏南或浙江模式，大同也确实很有必要发展文化产业，但发展文化产业和全盘拆迁复建古城之间没有必然的关系。文化产业确实不能在污水横流的棚户区里发展，但一座焕然一新的“古城“也未必能让文化产业发展得多好。为了发展所谓的“文化产业”而毁坏真正的历史文化遗产，扰乱无数市民的生活，划得来吗？纪录片中，一位市民这样批评道：

再来谈两极化的思维方式。根据这种思维方式，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和不大拆大建是两个对立的、没有兼容性的选项：只要批评大拆大建，就是阻止大同发展经济，就是罔顾民情民意、忽视百姓生活。然而这两者并不是不可兼容的：其他城市，比如北京、苏州、正定的例子告诉我们，改善居民生活、发展旅游业，不将旧城区完全拆平重新建设也可以达到很好的效果。

（北京烟袋斜街。什刹海区域的文保虽然也不是完美无缺，但确实没有拆平重建，而是通过更加精细的改造和修缮来适应现代旅游业的需求，今天同样游人如织。）

而且，大同在耿执政的五年里实施的很多项目其实完全没有如此紧迫。比如复建城墙，有必要在城墙前清拆出如此大面积的绿地吗？是的，这使得景观更通透、更大气，但我从中看不出对旅游业和居民生活有什么明显的好处：公园绿地并不是游客的目的地，这么大面积的休闲空间对本地居民来说也略显奢侈。为了好看罢了。而这个好看，是以拆除无数民居、搬迁成千上万居民为代价的。

（从卫星地图可以看到绿地的面积。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花巨资在人口稠密的棚户区拆出这么大的绿地，真的很有必要吗？）

走极端的思维模式阻挡了“造城运动“支持者们找到一个折中但有效的方案。城市建设涉及到各方利益冲突，做到令人完全满意、没有一点缺憾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大同的问题在于没有进行充分的调研、讨论，汇总各方意见并达成一个易于执行的、效果良好的方案，就强行推行少数决策者、规划者的意志，追求所谓的“最好方案”。

不仅如此，还把它塑造成唯一可行的方案，并且和所谓的民生民意挂钩：你不支持，就是罔顾民意，就是想让老百姓继续受穷受苦。

在本篇中，我们初步讨论了指导“造城运动”背后的逻辑的一些纰漏，但这只是开始，对“大同模式”的分析还远没有结束。在接下来的文章里，我们会从更多角度剖析这个二十一世纪人造奇迹的背后成因和它与文物保护的冲突，希望大家保持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