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最好看的北京视觉历史平台 标题耳熟吧，这是北京人哄孩子时的常用语，尤其是爷爷奶奶面对孙子时，经常会辈分颠倒、发自五脏六腑骨头缝里喊出这一句，透着那份浓浓的亲、浓浓的爱。 本期内容是展示一组100年前北京孩子的街拍照片。掐指算来，大概都是1910年前后出生的小孩，排排辈分也是我们曾祖父母那一代，因此管他们叫”小祖宗”，恰如其分。 这组照片的拍摄者是我们之前介绍过的“戴维·甘搏”，他是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前后四次来过中国，考察中国社会城市与乡村的现实状况。 本期照片就是从他拍摄的五六千张照片中精选的关于北京儿童题材的照片，拍摄时间是1917年至1927年间。 下面就让我们跟随甘博的镜头，去看看百余年前我们“祖宗们”的童年时光吧。
戴维斯·甘搏 （David·Gamble） 摄于1917-1927 这是胡同里的几个小“祖宗”，从穿着以及佩戴的饰品来看，家境还算不错。
戴维斯·甘搏 （David·Gamble） 摄于1924-1927 上图这位小爷面对镜头一点不怯场，露着大板牙呵呵地笑，这憨厚淳朴的气质让我想起了老舍笔下的“祥子”......
戴维斯·甘搏 （David·Gamble） 摄于1924-1927 这位“小祖宗”样貌非常典型，硕大的额头外加“朝天锥”的发型，让他有了极高的识别度。 “朝天锥”也叫朝天杵，是老北京小孩比较常见的发型。脑瓜顶上留一小撮头发，拿一根红绳绑起来......现在相声里的双簧，前脸带的小辫儿就是朝天锥。 老北京管“大额头”叫“奔儿头”，而且认为有“奔儿头”的孩子都聪明，因此家里人故意将这位爷的“头发帘儿”都剪掉，以便让他的“优势”尽显。不知他将来老了是啥样，没准特像年画里的“寿星翁”......
戴维斯·甘搏 （David·Gamble） 摄于1924-1927 从两个“小辫儿”来看，上图这位应该是“祖奶奶”，手里拿着根竹竿，这是要抢甘博的相机么......
戴维斯·甘搏 （David·Gamble） 摄于1917-1919 这两位“祖奶奶”一看就是亲姐俩，没准还是“双胞胎”，而且家境应该也不错，从上到下一水儿的“新派服装”。
戴维斯·甘搏 （David·Gamble） 摄于1917-1919 一手拿着“旱烟袋”，一手推着车，当年的老豆就是这么带孩子的。全木质的“童车”不错，已经有了现代童车的雏形，不知坐在里面体验如何。
戴维斯·甘搏 （David·Gamble） 摄于1917-1919 这二位不知道是孩子的妈还是大宅门里的“老妈子”，不过一看就是“满人”，尤其右边这位，典型的满族妇女的头型“大拉翅”（北京话经常念成“耷拉赤”）。 【大拉翅】是一种形似扇面的硬壳头饰，里面是用铁丝按造头围的大小做一圆箍，再用布袼褙做胎，外面包上青缎子或青绒布，做成一个固定的装饰性的大两把头，再插一些用青素缎、青绒、青直径纱或绢制的花朵。满族妇女的这种发饰，是贵族妇女的专用发饰，故宫博物院藏《雍正行乐图》，作清初贵妃形象，就绘有这种发饰。 她们所在的位置应该是个“大户人家”的门口，大门前有半间房的空间，俗称“金柱大门”，如果有一间房的空间就更牛了,俗称“广亮大门”（没有空间的叫“如意门”或“蛮子门”，一般是平民百姓的院门）。另外这家大门上面还装有四个“门簪”，这也是地位的象征，普通人家一般装两个或者不装，我们常说的“门当户对”就出于此，其中“门当”指的是门口的石墩，而“户对”指的就是这个“门簪”。
戴维斯·甘搏 （David·Gamble） 摄于1917-1919 上图拍摄于冬天，画面中的人物都穿着冬装，尤其前面这位，还捧着个“手笼子”。这是旧时北京冬季常见的一种保暖用品，一般用布帛制成一个两侧开口的圆筒，里面填充棉花，外出时两手可置于其中。
戴维斯·甘搏 （David·Gamble） 摄于1924-1927 这位“秃瓢哥”的上镜率最高，一共出现了三次，想必这俏皮的表情、手势和着装，让甘博印象深刻。
戴维斯·甘搏 （David·Gamble） 摄于1924-1927 “秃瓢哥”这张最有意思，笑容可掬、双手交叉，俨然一位和蔼可亲的“老干部”，只是这“吊带”不太像话，还“露着点”......
戴维斯·甘搏 （David·Gamble） 摄于1924-1927 不知从哪又拉来一位，面色铁青、怒目而视，一脸的不高兴.......注意相片左上角的编号，后面会讲讲这个......
戴维斯·甘搏 （David·Gamble） 摄于1917-1919 这张合影拍摄于“幼儿园”，三十多位1910年左右出生的、我们的“曾祖父”和“曾祖母”们被集中在一起，兴高采烈地看着甘博的镜头。
戴维斯·甘搏 （David·Gamble） 摄于1917-1919 我们将原图裁切为两张，大家可近距离再看一下，没准真能发现自己祖上先辈。 上下这两幅画面，可以成为百年前北京儿童形象的集中展示。此时清王朝刚刚结束不久，所有男孩的发型已经不再留辫子，而是留着更为接近现代的“寸头”或者“秃瓢儿”；在服装上男孩女孩既有现代点的便装，也有几个穿着“马褂”和“小旗袍”，还有一个小爷穿着“海魂衫”；大家穿的鞋都是以“圆口布鞋”居多......
戴维斯·甘搏 （David·Gamble） 摄于1917-1919
戴维斯·甘搏 （David·Gamble） 摄于1924-1927 一个面对镜头傻笑，另一个躲在后面做手势，这种玩法看来100年前就有了。注意照片中的一个细节，就是投射在人物身上的影子，应该就是甘博本人，这顶“圆顶礼貌”是他的标志之一。
▲甘博在拍照 1917年 我们与另一张照片对比一下，画面中就是正在工作的甘博，头上戴着同一款“圆顶礼帽”。
戴维斯·甘搏 （David·Gamble） 摄于1924-1927 上面这位“小祖宗”应该是这组照片中最小的了，大概也就一两岁，头戴的“虎帽”是几代北京小孩都曾拥有的“标配”。在古代，老虎有着很好的寓意，人们认为虎可以驱凶辟邪，是一种神兽，所以小男孩戴的帽子一般都是虎头帽，希望可以逢凶化吉、健康成长。 以下这几位“小祖宗”混的就不太好了......
戴维斯·甘搏 （David·Gamble） 摄于1917-1919 在旧时的北京，贫困人家经常将街上的马粪、牛粪捡回来，然后晒干当做取暖的燃料，上图这位小哥干的就是这个，一筐一铲，走街串巷，遇到甘博，拍张小相......
戴维斯·甘搏 （David·Gamble） 摄于1924-1927 上图是在某个救助站门口拍摄的，人物后面是排队领救济的人群。
戴维斯·甘搏 （David·Gamble） 摄于1924-1927 两位小爷虽然衣着简朴，但面对镜头依然是灿烂的笑容。 在这照片中我们又找到了其它的“亮点”，人物后面的墙上张贴着一组考试的“榜单”。
▲墙上的榜单 仔细放大观看，整个榜单共分"甲乙丙丁"四等，甲等的分数在80分以上，有三名学生位列其中；70分以上为乙等，有八名学生；60分以上为丙等，有学生四名；60分以下为丁等，有学生四名。 整体看来，这个班一共有学生19名。但似乎班级比较多，因为后面继续写着“第十五班”，不知"北洋”时期的学校是如何分班的…… 此外，在学生的姓名中出现了几个看似“非汉族”的名字，如“乌什布”，还有“德斌”和“定斌”，貌似是满族兄弟俩，前面的“满姓”在榜单上被省去。
戴维斯·甘搏 （David·Gamble） 摄于1924-1927 这张照片拍摄于矿井，画面中的人物也就十二三岁，但已开始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面对甘博的镜头，举着大饼的他还有些羞涩腼腆...... 甘博到达中国时的年代，正是中国社会新旧交替、动荡变迁之时，社会各阶层等级分化，贫富悬殊。因此在甘博的镜头中既有身着洋装、满面红光的富家子女，也有衣衫褴褛、食不果腹的贫穷孩子。而这就是当时北京乃至中国的最真切生活图景，也是象甘博这样的早期社会学家需要考察和研究的中国社会现状。 前面展示的照片都经过了我们的裁切，其实原版照片是这样的，如下图：
▲原版甘博照片
▲原版甘博照片 每张照片都有一个黑色的边框，边框中会有一组三至五位的数字，这组数字几乎存在于甘博拍摄的每一张照片中，而成为“甘博相片”的标志。 这一标志的产生来自于甘博所使用的相机，这是当年柯达公司研发的一个新型功能，即“书写背印功能（Autographic）”。
▲上面是四张照片的边缘部分 这些数字就是甘博本人书写 此功能是在相机机背上开一个“窗口”，摄影师用一支金属笔通过这个“窗口”在具有Autographic功能的底片边缘“写字”，笔画通过数秒钟的感光便印在了底片上，后期冲洗后这些“字迹”就会出现在照片边缘。 这种功能非常利于摄影师对照片进行标注日期或者自己可知的一些代码，方便日后相片的整理。
▲相机背面有一长条“窗口”专供 摄影师“书写”，旁边是“金属笔” （上图为“Vest Pocket kodak” 相机的背面示意）
▲Autographic功能示意 1910年前后，美国柯达公司在出品的几个系列的相机均带有“书写背印功能”，其中以Graflex（格莱弗莱克斯）系列相机最为经典。其大画幅、大光圈、高速度、优异的“抓拍”性能，一经问世，便广受追捧与好评。 而甘博所用的相机就是这个系列中的“Speed Graphic（快速格拉菲）”，它采用折叠式结构，高高竖起的可折合式的腰平取景器，让这台相机拥有一个俏皮的外号“大烟囱”。
▲Speed Graphic（大烟囱） 再看一下这张照片，甘博手持着“大烟囱”，正在拍摄......
▲甘博在拍照 1917年 以上内容是通过对甘博相片 及柯达公司历史研究得来，在此分享 Speed Graphic系列相机最经典的是三十年代出品的一款，巨大的闪光灯让这款相机的颜值与辨识度非常高，以致我们在今天的影视剧中经常看到它的身影。
▲Speed Graphic（三十年代出品） 而且，这款相机绝非徒有其表，优异的性能使它成为众多专业摄影师手中的“利器”。从1942年至1954年，所有获得"普利策奖"的摄影作品都是由这个系列相机拍摄的。 其中最著名就是那张《国旗插上硫磺岛》，这张由美联社战地摄影记者乔·罗森塔尔拍摄的照片，至今仍是摄影史上的经典传世之作。
▲《国旗插上硫磺岛》1945 有了这样的相机，甘博可以在街上随时“抓拍”到很多最真实的图景以及人物最自然状态，而不是象前几代摄影师，受相机快门速度的限制，很多时候只能“摆拍”。 100年前，当甘博这个高鼻深目、头戴圆帽、手持一架“大烟囱”的老外走在北京的街头时，懵懂初开的北京市民是不是象看“怪物”一样远远地望着他，而我们的“小祖宗”们在面对甘博的镜头时，不知是羞涩、惊恐，还是开心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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