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仁龙：踏勘紫禁城的瑞典人

喜仁龙（Osvald Siren，1879—1966）：生于芬兰赫尔辛基，瑞典美术史学家、哲学博士。毕业于赫尔辛基皇家亚历山大大学（今赫尔辛基大学），1899年迁至瑞典。1901—1903年，任瑞典斯德哥尔摩国家博物馆助理，1903年成为瑞典公民。1908—1925年，任斯德哥尔摩大学教授，从事西洋近代美术史研究。1928—1945年，在斯德哥尔摩国家博物馆负责管理绘画与雕刻。1930年，成为芬兰科学院院士。1956年，首次获得查尔斯·兰·佛利尔奖章。

他先后5次访问中国，对中国古代艺术十分热爱，并进行深入研究，涉及中国绘画、雕塑、园林、建筑等领域，并通过《北京的城墙和城门》《中国雕刻》《中国北京皇城写真全图》《中国园林》等著作，向世界人民介绍中国尤其是北京古代的灿烂文化。1966年6月，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利丁厄逝世。

“我之所以撰写这本书，是鉴于北京城门的美，鉴于北京城门在点缀中国首都某些胜景方面所起的特殊作用。”这是瑞典著名美术史专家奥斯瓦尔德·喜仁龙在《北京的城墙和城门》一书序言中的开篇语。

溥仪陪他拍紫禁城

1908年，29岁的喜仁龙获得瑞典斯德哥尔摩艺术史教授职位。就在他成为一位具有国际声望的意大利文艺复兴艺术研究学者后，1913年的美国之行，却改变了他的研究方向。

在美国波士顿美术馆，喜仁龙看到中国南宋时期画家周季常所绘的《五百罗汉图：云中示现》时，受到极大的心理冲击，仿佛有一道灵光由内心深处腾起。他说，欣赏中国画，能引导人脱离凡尘、进行内心对话。这种由内向外的艺术，正是喜仁龙所追求的目标。此后，他将目光转向中国艺术，沉浸其中长达50年。

1922年一个闷热的夏日，身材矮小单薄、戴着无框眼镜、背着照相机的喜仁龙走进了紫禁城，这是他第一次来到北京。

此时的中国虽然已经是北洋政府时期，但根据当年隆裕太后和袁世凯签订的《优待皇室条例》，1912年2月12日退位的清朝逊帝溥仪，还住在紫禁城里。喜仁龙这次进“宫”，获得了溥仪小“朝廷”内务府给予的特权，得以走进外人难以进入的紫禁城。

第一次走进神秘威严的紫禁城内廷，第一次见到15岁的溥仪，见多识广的喜仁龙除了好奇外，也有一点点紧张。三叩九拜不时兴了，他也不会，就向溥仪行了鞠躬礼。得到溥仪允许后，喜仁龙开始在溥仪居住的周边区域拍照和测量。

喜仁龙正在神情专注地测量着，溥仪突然走了过来，似乎很严肃地说：“你要摘掉眼镜，这是‘失礼’的行为！”喜仁龙赶紧放下手中的相机和测量工具，把眼镜迅速摘了下来，放到口袋里，口中忙说：“抱歉，皇上。”溥仪看他态度谦卑，点了点头接着说：“你这个相机我很感兴趣，它是如何使用的？你介绍一下吧。”

喜仁龙心中很是惊喜，他没想到少年溥仪会对相机感兴趣，赶快拿起相机，向溥仪展示如何拍照。他还把相机的部件拆下来，向溥仪一一介绍其作用。正当喜仁龙饶有兴趣讲解的时候，溥仪身边的人宣布会见结束，他只好把拆得七零八散的相机零部件装在口袋里。由于不能把后背朝向“天子”，他只好迅速后退而去。

由于这个小插曲，喜仁龙给溥仪留下了好印象。他与溥仪经常讨论拍摄地点、拍摄角度和拍摄技巧，也相互展示一些照片。溥仪觉得遇到了知音，就让喜仁龙帮忙检查内廷里的一些照相器材。喜仁龙发现一些损坏的照相器材，建议溥仪送到紫禁城外好的摄影店修理。

尽管当时紫禁城内杂草丛生，但其气势恢宏的格局、雕梁画栋的楼宇，以及精巧唯美的艺术珍玩，还是让喜仁龙深受震撼。在“皇后”婉容的陪同下，喜仁龙来到颐和园、中南海、北海等皇家园林考察，前后拍摄了 300多张照片。

北京城墙到底有多长

同样让喜仁龙心醉不已的，还有北京雉堞连绵、高耸入云的城墙。此后的半年时间里，人们经常可看到他身着一套很紧的棕色或是黑色西装，带着一部照相机、一个笔记本和测量工具，注视着北京宏伟的城墙城门。为了真实捕捉这些城墙城门的影像，他会等上个把小时，直到光影把建筑的生动性表现得恰到好处时，才按下照相机快门。

喜仁龙觉得“正是那一道道、一重重的墙垣，组成了每一座中国城市的骨架或结构。它们环绕着城市，并把它划分为地段和场院。墙垣比其他任何建筑更能反映中国居民点的共同基本特征”。在他的眼里，北京城墙是有生命的。城墙给人的印象，也依季节、时辰、天气和观者欣赏标准的不同而有所变化。远眺城墙，它们宛如一条连绵不绝的长城，其中点缀着座座挺立的城楼。“秋高气爽的十月早晨，是景色最美的时候，特别是向西瞭望，在明净澄澈的晴空下，远处深蓝色的西山把城墙衬托得格外美丽。”

为了深入研究和分析佐证，喜仁龙在考察北京城的过程中，十分注重研究地方志。他大量援引《顺天府志》《日下旧闻考》《元一统志》等文献，并把其中记载的城门、城墙等史料与实地考察的情况结合起来。

《顺天府志》记载：“永乐十五年，营建北京宫殿，十五年拓其城之南面，共周围四十里。”到底北京城墙有多长呢？喜仁龙经过实地踏勘，得出了准确的数字：南城墙6690米，北城墙6790米，东城墙5330米，西城墙4910米，合计23720米，约47.4里。

至于城墙的高度，即使老北京也说不太准。喜仁龙测定东城墙11.10米、西城墙10.30米、南城墙10.71米、北城墙11.92米。四面城墙高度并不一致，北高南低。从建筑学角度研究北京的城墙，喜仁龙算是权威了。

一提到前门（也就是正阳门），老北京人喜欢说“前门楼子九丈九”！殊不知，喜仁龙测出精确高度是“齐城台平面处宽为50米，最大进深为24米，通高38米”。

喜仁龙在《北京的城墙和城门》自序中写道：“对北京城门艺术风格的兴趣，使我逐渐萌生了去了解其作为历史遗迹重要性的想法，进一步研究不同历史时期城门的历代沿革与兴衰作废。作为历史和建筑研究的依据，包括城门在内，以及城墙和城门的周边环境同样引起了我的兴趣。”

如果把北京城墙比作“一个巨人的身躯，城门就好像巨人的嘴，其呼吸和说话皆经由此道”。在喜仁龙的眼里，城门是会“说话”的。“黎明，当第一个旅客赶着大车或小骡车踏上漫长的旅途时，厚重的木城门就被缓缓推开，犹如一位刚被唤醒的巨人呻吟着。渐渐地，进城的乡下人越来越多，有的推着小车，有的肩挑颤巍巍的扁担，两头摇曳着盛满农产品的筐子。”一幅多么生动的市井画呀！

喜仁龙为北京“内九外七”的城门一一“存档立案”，拍摄了城楼、瓮城、街道等多个部分，还绘制城楼平面图。比如，他生动地记录了人流如织的西直门：“西直门瓮城里面特别宽敞，摊铺鳞次栉比，车马行人更是往来不息，其实倒不如说这里头是个热闹的市场。”

喜仁龙对北京城门名称演变记述得十分详细。比如，正阳门是国门；崇文门俗称哈德门，也叫“景门”，寓意光明之门；宣武门俗称顺治门，也叫“死门”；德胜门也称“修门”，安定门又叫“生门”；阜成门原称平则门；西直门又称“开门”；朝阳门又称齐化门；等等。

功夫不负有心人。喜仁龙用镜头和文字悉心捕捉的这些北京壮丽景观，转化为丰硕成果。1924年，《北京的城墙和城门》出版；1926年，《中国皇城写真全图》出版；1949年，《中国园林》出版。尤其是《北京的城墙和城门》，不仅包含着深入细致的勘测成果，还包括53张城门平立剖测绘图纸和128张历史照片，为研究北京城墙和城门提供了宝贵的数据。

《北京的城墙和城门》1924年出版于巴黎，是喜仁龙旅居北京实地考察的成果之一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前夕，青年学生侯仁之在伦敦购买了原版的《北京的城墙和城门》。他“印象最深刻的是作者对于考察北京城墙与城门所付出的辛勤劳动，这在我们自己的专家中恐怕也是很少见的”。著名作家林语堂认为，“喜仁龙的《北京的城墙和城门》《中国皇城写真全图》是两本最权威、最完整的再现北京的图集”。著名美国学者高居翰称喜仁龙是“西方第一位涉足中国绘画研究的艺术史学者”，是最早“来到黑莓园的采摘者”。

喜仁龙在《北京的城墙和城门》一书的最后，发人深思地问道：“这些奇妙的城墙和城门，这些北京绚丽多彩历史的无言记录者，它们的丰姿到底还能维持多久呢？”

历史已经证明，这的确令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