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乾盛世--中国封建社会最好的历史时期

2002-12-1 11:00| 发布者: 佚名

清朝于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进关，定鼎北京，历经18年，削平群雄，除台湾、全国归于一统。以摄政王多尔衮、世祖福临为首的统治集团所作的一切努力，为清朝全面实现大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玄烨即位，是为圣祖。经20年的时间，近一步治乱，特别是从康熙二十年（公元1671年）以平定吴三桂的八年之乱为契机，乘胜收降郑氏台湾回归祖国。康熙二十三年，圣祖首次南巡，亲临治黄工地，阅视河工，标志着国家全面转入经济建设，大治天下，从而拉开了盛世的序幕。康熙朝开创了全新的盛世局面，雍正朝承前启后，继续开拓进取，不但巩固了前辈创造的治国基业，而且又有所发展。乾隆朝继前三代人之大成，始成“全盛”之势，将清朝政治、经济、文化推到了顶峰。清朝的盛世持续达百余年，为中国历史上时间最长的盛世。封建社会中盛世的形成，皆非偶然，造成盛世的直接原因有种种，但根本原因要看他们所施行的政策和具体做法是否得民心，顺民意。从严整吏治这方面来看，明末吏治腐败，是其亡国的主因之一。清朝入关后，时时以明亡为戒，大力整顿吏治，严惩贪官污吏，扫除明末以来的贪风和颓气。摄政王多尔衮下令：“贪官必诛，何必论赃多少！”世祖也说：“安民之本，首在严惩贪官。”实行这一政策，政治形势好转，使清朝在中原得以立足。康雍乾三朝仍把吏治摆在了治国的首位，圣祖“惟以察吏安民为要务”，严惩贪吏，奖励廉吏清官。如于成龙、鄂尔泰，都是当时著名的清官。世宗即位，向全国臣民宣布：“朕惟国家首重吏治。”他针对圣祖晚年吏治有所松弛，又加大了打击贪官的力度，大声疾呼：“吏治不清，民何由安！”要求各级官员必“以实心行实政。”乾隆朝已进入鼎盛，仍不放松吏治，以“整肃官方”，达到“惠民斯民之至意”。三朝澄清吏治，一脉相承，不计地位与权势，如总督、巡抚一级的封疆大吏，朝中高官，连同皇亲国戚，只要犯赃，必予严惩。高宗以贪污罪处决了其内弟、原任两淮盐政、后任内务府总管高恒，就是一个典型的事例。经数十年不断整顿，吏治改观，用“源清流洁”、政通人和来概括，还是恰如其分的。康雍乾三朝在从严整吏治方面采取的措施，应该得到今人客观的评价。另一方面，他们吸取明朝灭亡的教训，以农业“为国之本”，大力发展经济，实施“裕民”之策，达到家给人足。这也是康雍乾盛世形成的原因。清朝统治者起源于渔猎民族，其重视农业的程度，一点也不逊色于汉族王朝，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在《清实录》中留下了大量有关发展农业的记载。他们以农为本的思想，集中体现在圣祖说过的一句话：“农事实为过之本，俭用乃居家之道。是以朕听政时，必以两者为先务。”他强调：“从来致治之道，裕民为先，惟以海内富庶为先”。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清朝开始实施大规模发展农业的计划，主要有：全面推行垦荒政策，自康熙元年（公元1662年）起，要求五年内将全国的荒地全部垦为农田，凡垦荒成绩突出的省份和官员受奖，反之则受罚。资助农民垦荒，起科年限一再放宽，用以鼓励垦荒的积极性。至雍、乾时，垦荒向边疆地区发展。与此同时，指令各地特别是驻边疆地区的军队实行“军屯”。土地广为开垦，耕地逐步增长。据清朝官方统计：康熙六十年（公元1721年）底，全国土地已达7。3亿亩；雍正时增长到8。9亿亩，乾隆末已超过10亿亩。故史称：“盖自雍、乾以来，各省军屯民垦称极盛焉。”此外，又投巨资治理黄淮水患，整治运河。自康熙十七年（公元1678年）实施治黄，历三十年，肆虐半个多世纪的黄淮水患得以根治，黄河“安澜顺轨百有余年”，农业连年丰收。乾隆时继续大规模兴修水利，实行高投入，又胜过前朝。总计“河工、海塘，以亿万计”。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康雍乾三帝深知此中的道理，不断减轻农民负担，改善其生活状况，保持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诸如反加派、克扣、勒索等，力保农民的合法利益，为农民减租减赋，实行减免、赈济等政策，使百姓得到实惠。其他如建各类仓储为百姓储粮，以备荒年。以上几个方面使农民及其他劳动者的生活获得安定，亦使社会得以安定。康雍乾三朝坚持国家“大一统”并制定若干正确的民族政策，使边疆安宁,长治久安。早在入关前，清朝已建立了满蒙汉的政治联盟，实行“满汉一体”、满蒙联姻的亲谊政策，将东北及北部今内外蒙广大地区纳入到清朝统治之下。入关后，清朝统治者的国家疆域与民族观念为之一巨变：康熙三十年（公元1691年）圣祖提出了废长城，“中外一视”的重要思想，突破了2000年来因长城而形成的内外之分、华夷之别的传统观念，把“大一统”的政治理想发展到了极限。然而，西北地区的准噶尔部抵制“大一统”，屡次兴兵作乱。康熙二十九年首战噶尔丹、再战策妄阿拉布坦；世宗时三战噶尔丹策零，高宗时先战达瓦齐，再战阿睦尔撒纳，三战新疆回部霍集占，皆以胜利告终。截止到乾隆二十四年（公元1759年），西北包括青海、新疆等地及西藏问题宣告解决。三代人共花去70余年，以重大代价赢得了最后胜利，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在西南地区，雍正朝实施体制改革，废土司，设流官，即“改土归流”，于乾隆初年全部完成。在思想和文化方面，康雍乾三朝确立儒家思想为其统治思想，大力推进传统文化的进一步发展。这不仅为盛世增添了新的内容，还直接加速盛世的到来。自康熙二十年后，内乱已除，国家安定，思想文化教育进入大发展时期。三朝实行“以教化为先”的政策，首重教育，灌输儒家思想，“兴学育才”。从中央太学到地方官学、民间私塾；从宗室到各旗，从城镇到乡村，开办各类学校，教育空前发展。康雍乾三帝倡导读书，引导读书，营造社会重学的氛围。他们皆从自身做起，拜师求学，认真读书，举凡儒家经典“六经”无不精通，并用以知道他们的政治实践。他们亲自倡导并主持编篡各类图书，设置名目繁多的书局、书馆，吸纳大批学者参加，鼓励他们从事文化创作活动。进一步完善和发展科举制度，扩大取士范围，广增名额，招收贤才；特设博学鸿儒科，将硕儒名士吸收到中央政权。史称“康熙年间，人文最盛”，恰“如宝山初开，琳琅尽献”。而至乾隆时，已出现“文治之极盛”的鼎盛局面。总之，康雍乾三朝治国方略及政策保持了连续性，互为继承，各有发展。更重要的一点，就是统治集团长期保持稳定，政局安定。这并非说明统治集团内部没有矛盾和斗争，恰恰相反，从雍正时的党争、集权与分权之争、乾隆时高层官员的贪污腐败等等，频频发生。幸运的是，所有这些矛盾和斗争很快被化解，因而没有扩散，于大局没有影响。历史证明，维持统治集团内部的一致与稳定，是推动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也是康乾盛世形成的主观原因。康乾盛世是清朝近300年历史中最兴盛的时期，也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好的历史时期之一，它以一系列的成就显示了自己的辉煌。以往论者对盛世的成就有所忽视或评价不足，有人否认这种事实，甚至认为清军入关使中国落后西方世界一百年，这种观点未免有些偏颇。历史会给后人留下硕果或苦果，但从未结出“如果”。研究历史重在事实，评价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要实事求是，首先看经济指数，康雍乾三朝的经济主要是农业经济，从耕地面积、粮食产量、人口与人均占有量等方面作进一步考察，据《清实录》载，已知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全国耕地达7。8亿亩，至乾隆朝已突破十亿亩。而人口增长尤为迅速即康熙六十一年突破一亿人口大关后，仅过半个世纪，乾隆五十五年（公元1790年）又突破三亿，以此计算，人均耕地仅3亩多一点。一年的粮食产量能养活3亿人，可见其农业已发展到了很高水平。再看财政，顺治时，入不敷出；康熙末年，国库存银不足1000万两；雍正五年已达到5000万两；乾隆朝最盛时，国库存银高达8000万两。国家财政充足，惠于民施，大规模减免钱粮，仅据《清圣祖实录》统计，自康熙元年至康熙四十六年（公元1707年），累计免去全国地亩人丁银共1。17亿两。又自康熙五十年起，3年内总减免全国新征、旧欠，共银3206万余两。同时宣布“自是后年所生人丁永不加赋”。这两项决策，实属空前之举！乾隆时，先后四次减免全国钱粮，总额达1。2亿两。此举堪称中国历史之最，突出的显示了盛世的经济繁荣，已是不争的事实。康雍乾三朝开疆阔土，中国疆域再次扩大，远迈汉唐。清代中国版图，从西部喀尔巴什湖到东部海疆，乃至南沙群岛都达到了极限，行程了空前“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为现在中国奠定了基础。盛世的文化全面发展，在教育、文学艺术、史学、哲学、地理、数学、天文、医学、军事等各个领域，人才辈出，异彩纷呈，各领风骚。盛世修文，大规模整理典籍，编篡图书，其中以康熙朝所修《古今图书集成》于乾隆朝所修《四库全书》为代表，被称为“文治之极隆而儒生之殊荣”。著名的考据学派，独树一帜，即行程于盛世时期。康乾世盛实集中国传统文化之大成，并将其推上了顶峰。康乾世盛以恢宏的气势，一系列重大成就，显示出中华民族的历史与文化的辉煌.与同时代的周边国家相比，清代中国实居东方文明之颠，也是18世纪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之一，这是不容否定的历史事实。当然，作为封建王朝就有他的局限性，不可能有永远的盛世。与西方社会相比，一些方面的差距就相当大了。如没有出现具有世界影响的新发明；西方已进入近代社会，而中国尚处在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顶峰；拒绝对方开放，封闭国门，甚至将西方科技也拒之门外；严厉的思想专制统治，使正在萌芽中的新鲜思想受到压制与打击等等。当嘉庆元年（公元1796年），86岁高龄的乾隆皇帝把皇位禅让给仁宗时，白莲教起义的爆发，敲响了盛世的丧钟，百年盛世就此完结，清朝的统治无可挽回的走向了衰亡,“天道轮回，盛者必衰，”这也是历史的必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