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古籍保护掠影

在北京，有这样一个群体，他们甘于寂寞，不慕繁华，成年累月在古籍中爬梳耕耘，在故纸堆中与时间无声地较量，“为人做嫁衣”。

通过他们的妙手补书，让水浸、火烧、虫蛀、鼠咬和霉烂的沧桑中华古籍焕发了青春和前所未有的蓬勃生机，让人们进入其中追索中华文明之根、探寻中华文化之源。这就是活跃在图书、出版、博物馆和高校等岗位上保护、修复古籍的工作者，被人们称为古籍的“续命医生”。

故纸堆里寻宝贝

2007年2月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会议召开后，北京市文化局于当年成立了“古籍保护工作领导小组”，部署和督办北京市属藏书单位的古籍普查和保护工作。2009年10月29日，“北京市古籍保护中心”在首都图书馆挂牌成立。

埋头故纸堆，在许多人眼里未免有些沉闷乏味。而在古籍保护工作者的眼中，它却是意趣盎然的。北京市古籍保护中心成立后，针对许多古籍收藏在基层单位，缺乏专业人员进行登记、鉴定，被束之高阁的现状，立即成立了“流动办公室”，派出普查工作小组，开始了古籍“发现之旅”。他们就像上户口一样对全市40多家藏书单位的古籍逐本进行登记。题名、卷数、作者、版本、装帧、版式、册数、存卷、破损程度等一项不落地记录在案，并进行拍照留影。

在枯燥的工作中，一个个出人意料的发现让他们兴奋不己。在西城区第一图书馆古籍鉴定过程中，他们发现了清乾隆时期的内府藏书《班马字类》。这本书在清代的用途有点类似于现在的字典。为什么说它珍贵呢？因为在它上面盖着“太上皇帝之宝”“乾隆御览之宝”“八徵耄念之宝”3个乾隆皇帝的玉玺印章。

“这些都是乾隆皇帝的私人收藏印章，只有收藏到了极为珍贵的书画作品，他才会盖上这几个‘戳儿’，显示自己已经收藏过了。”据工作人员介绍，凡是同时动用了这几个印章的古籍，全部被收藏在了乾隆自己的书库“天禄琳琅”里面。而“天禄琳琅”是清代乾隆皇帝将皇宫各处藏书中宋、金、元、明版旧书进行择选，掇之菁华置于昭仁殿而成的重要藏书。他们的发现可谓价值连城。

“令人意外的是，在北京市第24中学的图书馆里，也‘藏’着不少珍贵的古籍文献。”工作人员邸晓平说。

这些在普查过程中发现的古籍，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一直“静守一隅”，却始终被“熟视无睹”。普查工作人员通过对学校古籍的整理、编目、制作书签，弄清了24中的古籍“家底儿”。

如今的第二十四中丨图源网络

这些古籍收藏是哪来的呢？原来，北京市第24中学前身为北京私立大同中学，是中国近代著名教育家蔡元培、蒋梦麟等4位北京大学教授共同于1923年创办的。它的校址原为明代将领李成梁的府第，后为清睿亲王新府。它的古籍藏书一些是睿亲王新府的原藏古籍，另一些是北京私立大同中学的几位创始人带来的古籍，以及后来校方采购增加的古籍，362种2885册，抄本、刻本皆有，经史子集四部俱全，超出了人们对中学图书馆古籍藏书的想象。

十年磨一剑。十几年的故纸堆之旅，让他们终于摸清了北京市古籍的家底。全市古籍收藏单位40余家，有古籍80多万册。藏书分布在16家公共图书馆和 15家高校、中学图书馆。

为古籍续命

每一本古籍都记载着一段悠久的历史，承载着厚重的文明记忆，他们如同睿智的老者为后人们揭示着人生百态。但是，时光流逝，很多古籍已经“伤痕累累”。如何治愈、抚平这些“伤痕”，让破损的古籍重放光彩?

走进位于东三环的北京市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的古籍修复室，淡淡的古籍书香，让人感觉时光在倒流。挑高房间里摆放着几张宽桌。每张桌上摆放着一把剪刀、一把镊子、一支毛笔、一碗糨糊、一盏台灯……仅此而已。阳光透过窗子倾泻而下。向外望去即是车水马龙的东三环路，屋内众人各自伏案，默默地沉浸在手头忙碌之中。

53岁的修复组组长刘晓羽身穿蓝色罩衣，守在角落水池边，全神贯注用木棒来回“擀”着浅盘里浸泡的纸张。它们平平摊开，一张张错落叠放，受到轻压时，纸张上的污渍便被清除……这些纸张来自受天坛委托修复的《太常寺则例》，刚送到时纸张酥得翻起来甚至会“掉渣”，修复组决定对其进行较为彻底的“医治”。

所有待修古籍修复前都要先放到冰箱中冷冻，起到杀菌杀虫作用。冷冻后要根据古籍破损的程度开始制定修复的方案，一般应当分为建档、洗书、拆书皮、撤书捻、修复打磨、上压力和扣书皮打眼钉线。由于古籍大部分都没有页码，为便于拆开修复后装订时不出现错误，要建档记录古籍每页第一个字和最后一个字，把修复前古籍的详细状况记录下来。

他们做的第一道工序称为“清洗脱酸”。将酸化严重的《太常寺则例》浸泡在热水中，加入氧化钙，进行除污除酸。清洗脱酸后，将水滗出，静待纸张至八分干，趁着“潮乎”状态下的韧劲轻轻分开晾干，整个过程手法必须稳之又稳；接下来，根据每页古籍的破损状况进行修补，在特别脆弱的页面纸背后要再覆上一张薄纸整体加固，称之为“托”；古籍均为单面印刷折叠装订，中间位置磨损欲裂的，要用薄纸再粘一条，称为“溜口”；对于页面上出现的破洞，要用小麦淀粉调制成“糨糊”，选取与破损古籍纸张类似薄厚、材质的纸，手工染成最接近的颜色，一点点精细补在破损处背面；遇到虫蛀严重的古籍，页面上孔洞如同筛子，修上一页至少需要个把小时。

为了避免修补后因薄厚不一产生凹凸感，补完的每页纸张还需喷水并使用重物压平，再折页压实，经草订后正式装订。原本“风烛残年”的掉渣书，如今拿在手中平整洁净，又最大限度保留了“古气”，将延续至少50年的寿命。看着这一切，我对他们充满了敬意。

为了加快修复工作，北京市古籍保护中心采取两条腿走路。一是利用自身的人员优势和技术优势，开展本馆和部分市属古籍收藏单位古籍的抢救性修复工作；二是在“北京市古籍保护工程”项目中申请“市属藏书单位古籍修复费”，采用委托修复的方式开展市属古籍收藏单位的古籍修复工作。

为了保证质量，他们选择有修复资质的机构实施古籍修复，并按《古籍定级标准》《古籍特藏破损定级标准》《古籍修复技术规范与质量要求》等国家标准 , 严格监管其古籍修复方案和修复流程，以保证修复质量达到国家标准。

更让人敬佩的是他们自己承担风险，为古籍藏量不多的图书馆开展 “古籍代存”业务。

针对这些存在多年无古籍增量、无达标书库、无专业人员、无专项经费的图书馆，在尊重古籍所有权和充分论证服务需求的前提下，签署双方认可的代存协议，利用首都图书馆一流的古籍书库和专业人才，有针对性地解决藏书单位面临的实际困难。古籍代存模式充分利用集约化管理的优势，用较少的资金和人力投入，既使代存古籍得到妥善保管与合理使用，亦使首都图书馆古籍书库和人力资源得到充分发挥。目前，首都图书馆共为1家市级图书馆、10家区县级图书馆开展了古籍代存服务，并对代存古籍开展了编目、修复、数字化以及地方特色文献整理的工作。

古籍的普查与修复并不局限于“公对公”，普通市民家中存有古籍，如有需求也可带至古籍保护中心进行登记、修复，获得专业的古籍保护。通过十几年的古籍普查保护和宣传推广工作，北京市古籍保护中心让更多的人了解和熟悉了古籍，并使广大读者形成了科学的文献观，也成为了古籍保护工作的成员。

从2012年2月起，北京市古籍保护中心先后到北京市文联、东城区图书馆、西城区图书馆等单位，陆续开展了古籍修复工作。他们从4家单位甄选出多种需要抢救性修复的古籍进行修复，其中北京市文联资料室5种，东城图书馆12 种，西城图书馆4种，市委党校图书馆4种。十三五期间，北京市古籍保护中心共为市属单位修复古籍73种485册30340页。

让古籍焕发青春

人们常用“浩若烟海”“汗牛充栋”来形容中国古籍之多，但存世古籍虽多，如未经校勘、标点、注释，不仅一般读者难以阅读，就是专家学者也难于使用。学者陈垣曾把中国“有长远的历史、丰富的史料，而无详细的索引”说成是“中国四大怪”之一。

古籍的保护、修复等原生性保护主要是延长古籍生命，而古籍的再生性保护就是要解决最终要被大众利用的难题。它的再生性保护措施，一个是数字化，一个是影印出版。

古籍全文数字化就是将古籍内容转换成计算机可处理的数字，以达到存储、检索、传递、再生、利用等目的。将原件进行大规模的全文电子扫描能保存古籍文献的原貌，古籍原件的数字图像可在计算机内提供屏幕阅读，局部图像可以随意放大缩小，可供读者进行细部研究；数字化图像还可以进行内容检索，快速下载打印和复制还原，也可以提供印刷出版或制作电子版图书，通过网络还能实现远程传送、专题展览，打破地域性资源的空间和时间的限制，被最大限度地使用，从而实现“资源共享”。

事实证明，古籍档案数字化不但有效地保护了古籍档案，而且方便了读者的阅读使用，大大提高了古籍档案的利用价值。计算机技术和光盘存储技术的发展 , 为古籍再生性保护开辟了一条新途径。

数字转化技术与现代影印出版相结合是古籍焕发青春的重大举措。将珍贵而稀见的古籍影印出版，既完整地保留了古籍的原样，又使其化身千百，方便海内外专家学者查阅、利用、研究，在弘扬民族文化遗产的同时，不失为间接保护古籍的一种有效方法。同时，现代信息技术的介入使我们找到了解决“藏”与“用”的有效方式。

自“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启动以来，首都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积极加强古籍数字资源建设。截至 2016 年，首都图书馆已建古籍数字资源库27个。现均已安装在历史文献阅览室，供读者免费使用。其中的中国基本古籍库就收录先秦至民国各类典籍1万种，每种图书皆制成数码全文，并附所据版本及其他重要版本之原版影像，另附1-2个珍贵版本的原版影像。该库收录文献涵盖经史子集，是内容丰富、检索便捷的历代典籍全文数据库。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介入，古籍保护和利用的前景一片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