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广会馆有多“厉害”？风云际会两百年

原标题《遗珠拾萃说“湖广”》

北京，作为首都，自明、清两代便是“会馆”云集之处，且功能不断演进……无论从建筑、人文、经济均承载城市记忆，见证光阴脚步。2022年3月，北京湖广会馆年底变身全域性活态博物馆——让老会馆重新焕发光彩，北京湖广会馆正在进行为期300余天的修缮，预计2022年底修缮完毕，届时湖广会馆将变身为一座全域性活态博物馆。

借此修缮再启，本文以湖广会馆作为北京“会馆”群落之代表，通过梳理“会馆”的缘起、建构以及其他，希望为历史人文建筑之璎华——会馆，作一纪录、回顾、总结。

缘起之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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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会馆研究者通识以“会馆”服务对象划分功能，分为“文人试馆、工商会馆、行业会馆、殡葬仪馆四类”。据最为晚近的会馆相关数据资料——2014年12月，中国商业出版社出版了白继增、白杰父子的《北京会馆基础信息研究》一书。他们的考证并未按“通识”分类，仅仅将“商业会馆”单独列了出来，而“行业会馆”“商业会馆”究竟多少属于“商业会馆”？难以统计，但据此可以判断，“会馆”类别中“文人试馆”当不在少数。“缘起”指的是“会馆”究竟为何初建？并非厘清会馆的时代渊源。从现有的古籍资料中，“会馆”初建的目的计有两种：

便于基层社会治理

“盖都中流寓十土著，游闲屣士绅，爰隶城坊而五之，台五差，卫五缉，兵马五司，所听治详焉。惟是四方日至，不可以户编而数凡之也，用建会馆，士绅是主，凡入出都门者，籍有稽，游有业，困有归也，不至作奸。”“继自今，内城馆者绅是主，外城馆者公车岁贡士是寓。其各申饬乡籍，以密五城之治。”这段引自《帝京景物略》中的表述略可“译”为，在首都的城市社会治理中，原有都察院、厂卫及兵马司等部门各负其责，但外阜来京的士子们很难及时纳入城坊户籍管理体系，由此导致的社会治安等方面问题，较为突出。以建立“会馆”的方式，通过在京各籍士绅们的同乡自治体系，恰恰可以弥补这方面的漏洞……

服务士子、便宜公车

“古者征举至都，国中有馆舍以处之，厥后名存实更，诸馆皆系于学，其入馆也有常数。明时，乡贡士及庠生之优者，皆令居太学，学舍不能尽容，多馆于其乡在朝者之邸第，未闻立馆以萃试子者。自举人不隶太学，而乡贡额加广，于是朝官各辟一馆，以止居其乡人，始有省馆，既而扩以郡，分以邑，筑室几遍都市，是不徒夸科目之盛，竞闾里之荣，特虑就试之士离群废学，有以聚而振之也。”

这段话引自清道光丙戍年(1826年)的《山阴会稽两邑会馆记》。其意为：古时候，士子进京会试，首都相关部门有专门负责接待的公共馆舍。后来，该馆舍的名字虽在，实际经营却隶属太学。明代时，乡贡士和庠生中优秀者，方可居住在太学的馆舍，其他士子则只能借住在京的同乡士绅家中……自士子不隶属太学开始，乡贡名额增加，朝中士绅专门创立会馆，以为同乡举子居处，于是开始有了“省馆”，再拓展出“郡馆”“邑馆”等，会馆从此遍及京城……创建会馆，并不为在京城炫耀本省士风之盛，与其他各省较一高下；而是特别为士子们创造较力学业、聚焦备考的学习环境。会馆缘起之“社会治理”与“便宜公车”之辩贯穿了古今“会馆”研究的史料出入，但“两辩”有一共同之处，即“服务学人”，笔者将“士子”译为“学人”，意为纪念彼时“学风”敦厚，富宦为仁。

北京旧时有句民谚“臭沟开，举子来”，著名北京会馆研究者袁家方先生在其著述《会馆：桑梓之情》中说：“‘二月开沟’是当年北京人难熬的日月，逢会试之年，恰恰这时，又是举子们进京时候。如果举子人数少，大约不为北京人所注意，正是因为行旅接踵，车马络绎，来自全国各地的举子们北调南腔，往来不绝，成为京城，特别是南城一大盛景……”

士风之隆

“湖广会馆”最负盛名之事——民国元年（1912年）孙中山先生来北京，五次到湖广会馆参加会议并发表演说，在这里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大会，宣布国民党的成立……但“湖广会馆”列为“文人试馆”究竟道理何在？其间“士风”之踪何处寻觅？

古建筑研究者张驭寰先生所著的《古建筑勘察与探究》中记载：（湖广会馆）戏楼:座南面北，南北9间，东西6间，两层共计54间。楼内周围列置圆柱。正南面设舞台，池座16间，雅座18间，楼座亦为18间。舞台的两侧和前面均为方形采光窗。第一层雅座和池座隔栏杆互相衔接。第二层楼座各柱间，下设栏杆，上装花格，在花格上悬金匾，书写:“一等侯爵”“世袭一等侯爵”“大学士”“协办大学士”“状元”“榜眼”“探花”“会元”，等等。

《北平湖广会馆志略》中有“乡宦科第匾额”的记录，为张先生的勘察做出了佐证：

大学士匾:大学士康熙朝余国柱、大学士康熙朝吴正治、大学士康熙朝熊赐履、大学士嘉庆朝刘权之、大学士道光朝叶名琛、大学士同治朝曾国藩、大学士同治朝左宗棠、大学士同治朝曾懋谦。

协办大学士匾:协办大学士乾隆朝彭维新、协办大学士乾隆朝陈大受。

封爵匾:一等侯爵同治朝曾国藩、一等伯爵同治朝曾因荃、一等伯爵同治朝左宗棠、一等子爵同治朝李承典、一等子爵同治朝鲍超、一等男爵道光朝叶名琛、一等男爵同治朝胡林翼、一等男爵同治朝萧孚泗、二等男爵光绪朝杨玉珂，二等男爵光绪朝刘锦棠。

鼎甲匾：状元顺治己丑刘子壮、状元嘉庆乙丑彭浚、状元嘉庆辛未蒋立镛、状元道光乙巳蔡锦忠、状元嘉庆己卯陈沆、状元光绪丙戌赵以炯、状元光绪己丑张建勋、榜眼顺治己丑熊伯龙、榜眼嘉庆辛酉刘彬士、榜眼同治癸亥龚承勋、榜眼同治戊辰黄自元、榜眼光绪丁丑余联沅、榜眼光绪庚辰曹贻孙、榜眼光绪甲午尹铭绶、榜眼光绪戊戌夏寿田、探花嘉庆丙辰帅承灜、探花嘉庆戊辰石承藻、探花嘉庆己卯胡达源、探花嘉庆庚辰陈銮、探花道光癸巳蒋恩淳、探花咸丰庚申欧阳保极、探花光绪庚辰谭鑫振、探花光绪甲午郑沅，探花光绪乙未王龙文、传胪咸丰壬子彭瑞毓、传胪咸丰庚申黎培敬、传胪光绪丁丑孙宗锡、传胪光绪丙戌彭述、传胪光绪己丑杜本祟、传胪光绪庚寅萧大猷、传胪光绪丁未萧荣爵。

博学鸿词匾:博学鸿词康熙己未曹宜溥。

朝元匾:朝元道光乙巳孙鼎臣、朝元同治乙丑李士彬、朝元光绪己丑陈曾佑、朝元光绪甲辰谭延闿。

会元匾:会元雍正癸卯杨柄、会元乾隆甲戌胡绍鼎、会元同治甲戌秦应逵、会元光绪甲辰谭延闿。

南元匾:南元乾隆丁酉廖文璜、南元道光壬午魏源、南元光绪辛卯贺伦夔。

总计匾额63方。其中，大学士8方，协办大学士2方，封爵10方，鼎甲43方（状元7方，榜眼8方，探花9方，传胪7方），博学鸿词1方，朝元4方，会元4方，南元3方。

“惟楚有材”——63方匾额环列戏楼上下层之间，“士风”盛况可见一斑；“花楼金匾”——湖广会馆中人才济济之傲，“文人试馆”中团拜、联谊之所的装潢，非金屋玉砌，榜中人才悬绕，一道湖广会馆独家风景线。会馆内的“榜样”，竟于经年中形成了一种“人文时令图景”：京师二月，“行旅接踵，车马络绎，来自全国各地的举子们北调南腔，往来不绝，成为京城，特别是南城一大盛景”。及此，为人津津乐道的“为学”故事也不胫而走——乐平泉先生执掌的同仁堂（道光间之后），每年早春二月，派人在四面城门及街头路口，悬挂印有“同仁堂”字号的红灯笼，为人们照明指路。举子们长途跋涉，风尘仆仆，终于赶到京城，已是人疲马乏，刚刚进京，就遇到开沟带来的道路阻断和臭气熏天。恰好，同仁堂的灯笼就在晚上为他们照明、指路。及至到了会馆，又会得到同仁堂送来的“平安药”，克服水土不服和小病小灾。

建构演进

以试为本

少有资料谈及“会馆”的建筑形式，遍览相关资料发现一有趣之处——会馆资料中最为一手的“记”“碑记”中，关于“会馆”建筑，往往都是寥寥数语，如，“……屋凡三重，南面合三十二椽，颇宽敞，可下数十榻。”“其屋三重，围以旁屋，计十七间。又买左隙地，纵十二丈，横五丈五尺……”——“三重”与“旁屋”，属于北方“合院”建筑形式。“合院”之于建筑科学，侯仁之先生的评述最为精练：“大门开在东南角，是因为北京城东南方向来的是暖湿风；西北方向的墙高，是为了挡住凛冽的西北风……屋面设计成曲线，是考虑到雨水流下来时可以顺着曲线朝边上走，不会滴下来溅在人的身上，也不会损坏柱子。而屋顶一垄一垄地弯起来，太阳一斜，就会有阴影打在屋顶上，有吸热的地方，有散热的地方，屋面的保温隔热效果马上就提高了……”

冬暖夏凉的“合院”，为士子提供了优良的住宿、备考环境。上段引文出处一为乾隆年间修缮的“同安会馆”；一为同时期新建的“琼州会馆”。及至咸同，新建或修缮的会馆中于“合院”基础上加增了祭祀文昌、孔孟、笃圣、朱子等或本乡神祇、先贤的“奉祠”。李鸿章在同治十一年(1812年)安徽会馆建成时撰写了《新建安徽会馆记》，文中描述刚刚竣工的安徽会馆的格局时写道：“中正室，奉祠闵、朱二子，岁时展祀。前则杰阁飞甍，嶕峣（jiāoyáo，高耸）耸擢，为征哥张宴之所。又前曰文聚堂，闳伟壮丽……”据《林则徐日记》，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壬寅。晴。早晨赴福州旧馆，移奉文昌帝君、武圣、天后神座安供福州新馆，午后设供，在馆中晚饭罢回寓。”又，道光十七年（1837年）二月初二日的日记有“早晨诣福州会馆，拜文昌、天后。”。

《北京湖广会馆志略》记载，晚至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时，湖广会馆主事人还提出：“本馆正院北房五楹为乡贤祠，供奉两湖先贤，仅有总神位一座，殊不足以答神庥而资瞻仰。查北平越中先贤祠、山右三忠祠、楚学精庐所供乡贤，均每人分列神位。两湖自周鬻子以次，代有名贤，自应仿照办理。惟兹事体大，应请旅京耆宿名儒慎重将事，藉免遗误。至本馆创建续修诸公，亦应设位供奉，以隆报享。”

服务士子——除了提供住宿、备考的优良环境外，还将奉祀神、贤的仪式、仪轨一同引入。一方面，兵、礼——治国二事的士人职责贯彻于心；另一方面，便宜于士人之间的团拜，为士人之间的交往提供了一方“止乎于礼”的屋檐。

园林戏楼

“合院”中的园林来自士人的清雅之趣，更来自道光以来，新建会馆多为往日官绅的府宅，如道光十五年(1835年)新建的广东南海县馆，买的是雍正间曾任工部、礼部尚书的董邦达先生故第，也是董先生之子、相国董诰的诞生地。据《新建广东南海县会馆碑记》记载：“道光癸未……购宣武门外米市胡同董文恪公邦达故第，仍其式廓，略加修治，始于甲申之冬，迄于乙酉之春……此馆为董文恪公子文恭相国诰岳降福地，形势安恬，堂庑爽恺，花木竞秀，丘壑多姿，庶几旅人于处，君子攸芋乎。”

从中可见，这个院落有着安谧、恬然的格局，房屋开敞、舒畅，花草树木红绿掩映，山石点缀相间，又有董先生父子两代的风骨和文韵流传，确是难得的环境氛围。简略整理，就是一个独具特色的会馆。湖广会馆的“戏楼——文昌阁——宝善堂”的围廊连接，与子午井所处的中庭，及至院落西侧的楚畹园……这一格局形式，构成了“南地北高”“东密西疏”的园林景致形式。徜徉其间，移步换景，或迈入围廊中天的庭院一品子午时的甘甜，或登高凝神、“风雨怀人”……

湖广会馆的“动线”是先入“戏楼”再进“园林”；与之相映成趣的是北京另一所行业会馆的“动线”布局，先入“园林”再转入“戏楼”的正乙祠。“文人试馆”的“先动后静”在史料中有着这样的记载：“吾越之有会馆，最初曰稽山，仅醵（jù）祭为社耳。拓而为绍郡乡祠，乃始可以馆士。建馆初以醵祭为重，作歌吹合于前庭……”引文所指的会馆为“山阴”“会稽”会馆，“歌吹于前庭”，士人崇尚大儒先贤、相互切磋、潜心治学之“雅兴”于后，“先礼后潜”的动静中，士人“况肯到红尘深处”的风骨亦在其间。“银号会馆”正乙祠的戏楼形成今时规模（第二次扩建）于1790年先后，恰逢徽班进京之际。湖广会馆的戏楼创建于1830年，亦即会馆初建的17年后。“两座楼”的共同点为，一层中庭散座池皆为十六；戏台三面开放，两层舞台之间开有方形孔道，设吊钩，专为演出神怪戏时特效所需；台前三面环楼，两旁有楼梯；看楼中心为马蹄形，上有罩棚……几乎是相同的建构与布局，可见，“文人试馆”也好，“行业会馆”也好，于联谊、戏剧等团拜、娱乐一道，殊途同归。

“会馆”今不复存，北京湖广会馆作为“会馆”遗存，与其中1995年所设的“北京戏曲博物馆”一并，“馆博一体”成了北京文化地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