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明初山西移民看北京大兴区“七十二连营”的形成

方瑗（1995— ），山西长治人，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历史文博系2018级硕士研究生。

朱永杰 （1976— ），博士，北京联合大学北京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研究北京 学、历史地理。

本文为“北京联合大学人才强校优选计划”项目阶段成果，“北京市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实施规划研究”横向课题阶段成果，“元明清时期北京与周边地区关系的历史地理学研究：基于古地图 的考察（项目编号：15ZDA15）”项目阶段成果。

摘要： “七十二连营”是北京大兴区一个独特的地名现象，与明初的山西大移民密切相关。明太祖建国、明成祖迁都这两大历史事件的发生，都需要充足的人口拱卫北平地区，在这一形势之下，山西地区无论在地理位置上，还是人口数量上都是移民来源的最优选择。“七十二连营”这一系列以“营”命名并与迁出 地同源同名的村落名称，不仅表达了移民人口的地域认同，同时也让晋文化在凤河流域落地生根，促进了晋京文化的相互融合，也成为了古都多元化地名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键词：七十二连营；山西移民；洪武大移民；长子营乡

北京地名十分多样，而且，作为六朝古都的北京，大多数地名都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北京地名志》《北京地名研究》《北京地名发展史》等著作，无一不在为我们展现北京地名文化的灿烂多姿。大部分学者对于北京地名的历史变迁、内城胡同的文化等都进行过深度挖掘，但是除了许许多多富有京味的地名，我们会发现北京还有一些特别的地名现象，少有人研究。这些特别的地名与周边地区地名有关，从历史学、人口学、地理学的角度综合分析，历史上的多次移民形成了这些特别的地名现象。在前人的研究中，多以地名现象本身的探讨为主，对于其原因、历史演变，特别是其背后文化因素的探索较少。而这些地名现象正是百年时空转换下地域文化融合的符号，充分展现出北京地名文化的包容性与多样性，值得仔细探讨。

北京大兴区东南部凤河流域的村落多以“营”为名，村民俗称“七十二连营”，同时这些地名和山西晋南、晋东南的相关地名重合度极高，这一范围涉及今采育、青云店、长子营三个乡镇。这一现象的形成，与明清时期山西人口迁徙有着直接的关系，明初移民建村时共有66个村，西北起解州营，东南至凤河营，其中以“营”为名的村落有44个，这之中以移民原籍州县命名的村落多达22个。本文将从这一地名现象出发，剖析山西人口迁徙至京的原因及影响。

一、明初山西人口迁徙至京的原因 

明朝初年，经济重心区域趋于稳定，而北方地区因为民族杂多，游牧、征战、移民运动往往混合在一起进行，这一时期由于都城建设和守卫的需要，大批人口被迫迁入北平地区，这一政治因素对于人口流动无疑有着非常关键的影响。除此之外，经济因素和自然灾害因素也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北方地区人口自发的迁徙，并与官府组织的大规模迁徙活动趋势相当，这里主要讨论洪武时期的大移民和永乐时期的官方组织集体移民。 

朱元璋登基之后，为加强国家的武装力量，承袭元代有关建制，创设了卫所制度。这一制度遍布全国各地，大抵5600人为一卫，1120人为一 千户所，军士皆另立户籍，叫做军户。卫所就成为他们的居住地，军人家属实际上也和军人一道成为移民。因此在这一时期，对于民众就有了军户和民户之分。为实现对民户的直接控制，朱元璋下令制定了“大明律”，并进行了大规模的人口普查、丈量土地运动。大明律中的流刑就是一种强迫移民的规定，分为三等：二千里、二千五百里和三千里。《明史·刑法志》中有这样的记载：“流有安置，有迁徙，去乡一千里，仗一百，准徒二年，有口外为民。其重者曰充军，充军者，明初为边方屯种。后定制，分极边、烟瘴、边远、边卫、沿海、附近。军有终身，有永远。”

 由于金兵南下，再到元末征战，以及14世纪的鼠疫，河北、山东、 河南地区的残破和人口骤减史无前例。据永乐《顺天府志》记载，洪武二年，北平府只有 14974户，48973人。根据韩光辉教授的观点，只有各坊辖区才属于城市范畴，而洪武二年北平府城有33坊，按照唐宋以来的惯例，每坊都是比100户 多 一 点，这 样北平城市赋役人口约为3300户，11550口，以此推算，洪武八年，北京城市人口约为 1.8万户、7.1万 人。由此可见当时的北平府人口数量极少，北平人烟稀少主要有两个原 因，一个是明军北伐时，大部分的蒙元军人和民众都逃往了大漠地区，二 是留下的人也被朱元璋命令迁往了汴梁。针对北平地区的人口和经济发展问题，朱元璋多次将山后地区及其他地区的民众迁移进北平地区，如表格 一所示。

朱元璋作为开国君主，在洪武年间命令进行了明代最大规模的人口迁移，为永乐年间的继续移民奠定了制度基础，永乐十九年（1421年）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原北平布政司所辖范围改为直隶，为北直隶，北平府改为了顺天府。都城的建设与守卫成为了巩固皇城的第一要务，北平地区成为移民人口集中区域。但是“靖难之役”之后北平地区的人口受到很大的影响，所以在永乐年间由官方组织，进行了多次大规模的移民，直隶地区的移民总数就达到195万之多。从永乐十年（1412年）到崇祯三年（1630年），北直隶民籍人口从211万增加到 700万，若与军籍人口合计， 北直隶人口从331万增加到了1095万。

对于民籍人口的迁移，目的主要是补充北平地区人口，促进经济发展，所以距离北平较近并且人口充裕的山西地区成为最优选择。据《明太祖实录》和 《明史地理志》记载的山西人口为：洪武十四年403万，洪武二十四年441万，洪武二十六年310万（万历《山西通志》中记载洪武二十六年在籍人口为438万，数字明显是错误的，因为人口迁移之后，数以百万计的人口都没有将户籍归进迁入地，而留在了原籍，所以实际洪武二十六年在山西居住的人口约为310万）。总之，山西人口的充裕程度首先为输出移民提供了重要的保障。 

民籍人口大规模迁徙至北平地区是从洪武六年开始的，迁出地主要是今山西雁北地区，以调兵铲除 “四大王”为主要目标。而洪武二十一年为洪武时期山西移民的转折点，由军事性的移民转为屯耕性的移民。这一转变来自于户部郎中刘九皋的建议，因为山西地区山多地少，人口造成的人地矛盾日益凸显，而人口迁移至京刚好可以弥补北平地区的劳动力短缺问题。《明太祖实录》中有这样的记载：“迁山西泽、潞二州民之无田者，往 彰德、真定、临清、归德、太康诸处闲旷之地，令自便置屯耕种，免其赋役三年，仍户给钞二十锭，以备农具。”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出，对于移民者的强制性还是比较弱的，因为迁徙的对象为 “无田者”，而永乐元年之 后情况有所改观。“永乐二年（1404年） 九月，徙太原、平阳、泽、潞、 辽、沁、汾民一万户实北京。”可以看出这时的移民命令已经带有强制性、并且移民数量也有了较为明确的限制。“永乐五年（1407年），命户部徙山西之平阳、泽、驲（疑为潞），山东之登莱府等府州民五千户隶上林苑监牧养栽种，户给路飞钞一百锭，口粮六斗。”明代从山西迁出了大 量的人口充实北平地区，主要是为了北平地区的农业开垦，在移民的过程中，虽然都是官府命定执行，但是民众的态度其实也是乐于迁移。原因在于明代山西的灾荒，情况严重到食人现象屡见不鲜，“天顺六年，泽州、高平岁大饥，斗粟千钱，民易子而食”。崇祯十三年（1640） 潞安府也发生了近亲相食现象，“十三年春，不雨，四月不雨，六月不雨。岁大饥，人相食。（斗米银七钱，虽父子、兄弟、夫妇互相杀食，僻巷荒郊，无人敢独行者）”。所以，这一时期的山西人口迁徙既是官府命令，也是形势所趋、民心所向。

二 、“七十二连营”地名现象的渊源与流变

大批移民陆续进入北平之后，一部分慢慢在大兴区的凤河流域两侧扎根，一个一个村落的建立，渐渐形成了“七十二连营”。这些地名主要的特征，首先是均以“营”字命名。其实在北京地名文化中，以“营” 或“屯”命名的地名数不胜数，大部分都与军事驻扎有关。《说文》中这样解释“营”：营，币居也。段玉裁注：币居，谓围绕而居。这也说明了七十二连营的建村目的其实就是为了拱卫北平城，这些村落依凤河而建，历经世世代代的耕耘，形成了以长子营为中心的凤河文化。

 在《大兴县志》中，关于从山西移民在大兴建村，有如下记载：“永乐五年（1407），始置上林苑监，设良牧、蕃育等十署。同年，徙山西平阳、泽、潞及山东青州、登莱等州府民5000户隶上林苑监，今大兴采育一带即建58营（村）。永乐十五年（1417），分山西平阳、大同、蔚州、 广灵等地丁口实北平等地。”可以证明大兴区“七十二连营”的地名现象，与山西移民关系非常的密切。 

关于“七十二连营”的具体地名，如表2所示：

举例来说，长子营乡（在明代属于采育地区）的沁水营村在县志中有记载，其在元朝和辽金时期都尚未建村，其村民由大量的外省移民组成。据清《光绪顺天府志》地理志·村镇二一记载：“春明梦余录：采育乃古安次县采魏里，明初为上林苑，改名蕃育署，而人仍呼采育，合新旧名之也……首良牧林衡嘉蔬，所谓外光种也。统于上林苑署，即皇庄，不隶京府。乃腾国时沙漠地。永乐二年移山东、西民镇之，有恒产无恒赋，但以三畜为赋。计营五十八。”“腾国时”即指前朝，为元朝和辽金时代。“腾国时沙漠地”就是说元朝和辽金时代，采育地区属荒漠区。据文献记载，辽金时代直至元朝，青云店往东至凤河营的凤河沿岸散落着的村庄仅有回城（大、东回城）、采魏里（采育）、凤凰村（凤河营）、青闰店（青云 店）、栗垡（立垡）、大谷店等村。由此可见，沁水营村的建立至少是在明初，据 《明太宗实录》记载：“永乐五年（1407年）命户部从山西之平阳（临汾地区）、泽（晋城地区，含沁水县）、潞 （长治地区）、山东登 （登州地区）、莱 （莱州地区）等府州五千户隶上林苑监 （采育属之），牧养栽种。户给道里费一百锭，口粮五斗。”以上文献均明确记载了沁水营村的建立来自于外省移民，而沁水营与山西沁水县名的一致性也再次证明了这一移民轨迹。

三、“七十二连营”背后的地域认同与文化融合 

梳理了这一移民过程之后，再分析这些村落名称为何要以移民原籍州县命名。首先，开国皇帝朱元璋命令进行大规模移民之时，也顾虑到民众的感情，毕竟中国文化中“安土重迁”的思想深入人心，所以对于人口迁徙也给出了一定的补偿，例如“道里费一百锭、口粮五斗”。虽然文献记载中并没 有说明对于移民村的命名是否有官府干预的迹象，但是至少没有强制进行命名的例子。这样一来，村落的命名就给予了民众很大的自主性。 

第二，在各种类型的组织当中，大部分地缘性组织与神缘性组织交织在一起。血缘关系延续着独特的宗族观念，例如在京南大兴区有一座建于明初的良善坡古庙，据1958年文物普查记载，“记殿则四十有三，计阁则十有五，为山门与楼者三，塔一，井四，基棚九，廊庑寮舍百二十。前后凡七建，碑碣以志不朽焉。”从碑文中可见当时建筑规模之宏伟壮观。每逢农历三月三庙会，方圆百里的进香者络绎不绝。而三月三的节庆其实来自于山西洪洞羊獬人到历山接姑姑回娘家的传说，传说山西洪洞羊獬村是尧（传说临汾为尧都）的两个女儿娥皇和女英的出生地，后来他们嫁给了舜，那么每年的三月三就成为了羊獬人接姑姑回娘家的日子。虽然山西人迁徙到了北平地区，但是他们的宗族观念还是从民间信仰、节日节庆中渗透出迁出地特有的文化风貌。

 第三，这一现象充分表现了乡民对于原乡的地域认同，从同一个区域迁徙而来的民众在一个新的地区聚居生活，他们对于本群体来自山西这一身份的认同促使他们将地名命名为原来的州县名称。同时他们身上所携带的文化印记也像一粒粒种子一样播撒在大兴凤河流域，比如说，他们的观念、习俗、口音等与北平地区的土著人有很大的不同，而这些行为背后的文化基因是流淌在他们身体里的，所以他们以同源同名的方式表达对自己根系文化的认同和眷恋家乡的感情。例如，长子营乡的五音大鼓为乡间绝唱，保留了原生态的鼓曲基因，保留了传统文化的宝贵基因，它的特别之处在于这一表演形式用的是方言说唱，这就使移民而来的百姓有了心灵的慰藉。甚至在当地至今还有这样的歌谣：房前种上大槐树，不忘洪洞众祖先。村村槐树连成片，证明同根又同源。

随着时间的推移，“七十二连营”的大部分村落从明初建立，到如今已经有六百余年的历史了。这些地名既有山西地名的影子，也有京味文化的气息。从明清到现代，移民人口已在这京都之地传承了几十代的人丁，山西人通过生活空间的迁移，将山西文化带入京城，同时，通过时间的累积，北京文化慢慢渗透进这个空间中的人群，促成了晋京文化的交融。除了这些显而易见的地名标志，“七十二连营”的村民已经基本完全融入北京文化圈，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他们为了实现这一文化融合所做的努力，以及以地名为寄托的眷恋家乡的心。这样的地名现象还有很多，他们都是历史变迁中各地人民为古都文化贡献自己力量的一个个缩影。 

“七十二连营”这一系列以“营”命名并与迁出地同源同名的村落名称，不仅表达了移民人口的地域认同，同时也让晋文化在凤河流域落地生根，促进了晋京文化的相互融合，也成为了古都多元化地名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