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中轴线概念的提出及意义

2022-11-2 09:09| 发布者: weiwei |原作者: 张勃|来自: 北京学基地

摘要: 张勃，北京联合大学北京学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市哲学社科研究基地“北京学研究基地”副主任。北京市“四个一批”人才，名家工作室——“我们的节日”北京工作室负责人。长期致力于传统节日、民俗文献、非物质文化遗产 ...

张勃，北京联合大学北京学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市哲学社科研究基地“北京学研究基地”副主任。北京市“四个一批”人才，名家工作室——“我们的节日”北京工作室负责人。长期致力于传统节日、民俗文献、非物质文化遗产、北京历史文化等方面的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工作，出版《唐代节日研究》《明代岁时民俗文献研究》《中国人的风俗观与移风易俗实践》等著述十余种，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

摘要：北京自金中都起就已有中轴线之实，今日申遗之“北京中轴线”则肇始于700多年前的元大都。长期以来，北京虽有中轴线之实，但没有中轴线之名。北京中轴线概念的提出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梁思成为代表的学者们发现中轴线之实、“取实予名”并不断发展的结果。北京中轴线的提出，使北京城居中而处的南北向轴线摆脱了有实无名、隐而不显的状态，成为可辨识的文化事象，具有重要意义。它明确了北京中轴线作为城市空间之轴的性质，使其继续发挥统领北京城市建设总体布局的重要作用；它使北京中轴线成为一个文化实体和一个文化整体，深化了人们对中华文明历久弥新、多元一体的理解和认识，并深刻影响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整体保护。

关键词：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梁思成

世界纷繁复杂，人类通过命名来指代事物、认识事物并进行交流。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荀子说：“名定而实辨。”命名具有指实并使事物得以显现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早在元大都建设之始，就存在一条都城规划设计基准线，或者说已经存在中轴线之实，但长期以来并没有中轴线之名。北京中轴线的提出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梁思成为代表的学者们发现中轴线之实、“取实予名”并不断发展的结果。正是这一“取实予名”的行为，使北京城居中而处的南北向轴线摆脱了有实无名、隐而不显的状态，成为具有自己历史、形态、内涵、功能和价值的独立的、可辨识的文化事象。它不断启发学者们予以关注与研究，并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日渐成为一个对北京城市规划、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和推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极具影响力的重要概念。

当前，北京中轴线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工作正在全面展开。关于北京中轴线的历史、性质、形态、功能、文化内涵、价值（包括遗产价值）以及保护思路等方面的研究业已取得丰富成果。但是关于北京中轴线到底是如何提出的、如何评价这一概念的提出等基本问题，尚缺乏系统研究。本文将系统梳理北京中轴线的提出过程，阐释这一概念提出的多重意义。

一、北京中轴线之实

一般认为，北京拥有3000多年的建城史和800多年的建都史。贞元元年（1153）金海陵王下诏迁都北京，并确立五京名号，以大兴府（今北京）为中都，乃北京建都之始。金中都在辽南京的基础上扩建而成。有学者指出，“海陵王完颜亮在建造金中都城的措施中，最重要的贡献就是建造出了北京都城史上的第一条中轴线。这条中轴线，南起金中都城的正南门丰宜门，北至金中都城的正北门通玄门，全长约九里。中间贯穿整个皇城的各组宫殿。”

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北京中轴线”，肇始于元大都。元世祖忽必烈和太保刘秉忠是元大都建设的核心人物。熊梦祥《析津志》的相关记载显示了元大都乃有计划地建成：“世皇建都之时，问于刘太保秉忠定大内方向。秉忠以丽正门外第三桥南一树为向以对，上制可，遂封为独树将军，赐以金牌。”又云：“中心台，在中心阁西十五步。其台方幅一亩，以墙缭绕。正南有石碑，刻曰：中心之台。实都中东、南、西、北四方之中也。”[3] 建成的大都新城平面呈长方形，面积约50.9平方千米，四面共有十一门，东面三门分别为光熙、崇仁和齐化；南面三门分别为文明、丽正和顺承；西面三门分别为平则、和义与肃清，北面两门为健德和安贞。城外部等距离地建有加强防御的马面，其外再绕以又宽又深的护城河。皇城位于大城南部中央地区，宫城偏在皇城东部。宫城西北是以万岁山（今北海琼岛）和太液池（今北海与中海）为中心的西苑。在太液池西岸，是皇太子居住的东宫（即隆福宫，后来在东宫北面又兴建了兴圣宫）。虽然现在学者们关于元大都中轴线的位置和端点有不同看法，但都承认都城中轴线的存在。它统领着北京城的建设，并由一系列建筑设施所表征。根据1972年元大都考古队发表的《元大都的勘查和发掘》，“元大都全城的中轴线，南起丽正门，穿过皇城的灵星门，宫城的崇天门、厚载门，经万宁桥（又称海子桥，即今地安门桥）,直达大寿万宁寺的中心阁（今鼓楼北）”，总长约3.75公里。

明清北京城与元大都有空间承继关系，同样有中轴线之实。明洪武元年（1368）八月，大将军徐达入下元大都，“命指挥华云龙经理故元都。新筑城垣，北取经直，东西长一千八百九十丈。”稍后，诏改大都路为北平府。永乐元年（1403）正月，明成祖将北平改称北京。永乐四年下诏营建北京，十五年，兴建工程全面展开。十七年，将元大都南城墙向南迁约二里筑新墙，仍开三门，仍称丽正门、文明门和顺承门。十八年，北京宫殿城池修建完成，“凡庙社、郊礼坛场、宫殿、门阙规制悉如南京，而高敞壮丽过之。”次年正式迁都北京。此时北京中轴线自丽正门（英宗时改称正阳门）到钟鼓楼，长约4.75公里。嘉靖年间修筑外城，南城墙再辟三门，永定门居中，左安门、右安门分别位于东西两侧，由此北京中轴线向南延伸至永定门。在永定门至钟鼓楼、长达7.8公里的直线上，自南向北有永定门、天桥、正阳门、棋盘街、千步廊、承天门、紫禁城、景山、北安门、万宁桥、鼓楼和钟楼等重要建筑和设施，两侧则对称分布着天坛与先农坛、太庙与社稷坛等坛庙建筑。这种安排，相比于元大都，进一步强化了左右对称、中心突出的布局特点。

清代定都北京后，沿用了明北京城，并不断在中轴线上进行经营，传承了围绕中轴线进行都城布局和建设的传统理念。比如顺治二年（1645），将明代前朝三大殿皇极、中极、建极分别改称太和、中和与保和，并进行修缮；四年，重修午门；五年，重修太庙；八年重修承天门，改称天安门，同时将北安门改称地安门；十二年又修建乾清宫、景仁宫、承乾宫和永寿宫，等等。康熙朝则对乾清宫、太和殿、文华殿等中轴线上或两侧的重要建筑进行了修缮或重建。雍正时期，对景山寿皇殿和紫禁城中的养心殿进行了修缮。乾隆时期，经济社会相对稳定，在北京中轴线做了大规模的修建、改建、扩建、移建工作，包括景山的寿皇殿、五座山亭，紫禁城中的重华宫、建福宫及花园、雨花阁、中正殿、慈宁宫及花园、宁寿宫、文渊阁，礼制建筑中的天坛、先农坛、方泽坛，等等。经过清朝多代统治者的持续经营，北京中轴线进一步完善，更加鲜明地体现出“外安内和、万宁永定”的价值追求。

中华民国时期，政权易代，社会急剧转型，北京首都地位一度丧失。在这种背景下，一方面，北京中轴线上建筑设施的性质和功能发生巨大改变，比如天坛、先农坛、社稷坛、紫禁城、钟鼓楼等国家礼制、行政场所纷纷变身为公园、博物院、通俗教育馆和电影院等公共空间；另一方面，形态也与之前有很大不同，先农坛、天坛不再完整，千步廊和皇城墙被拆除，等等。然而，尽管如此，此时的北京仍然存在着中轴线之实。

总之，自元大都至民国时期，北京一直存在着中轴线之实。然而必须承认，在20世纪40年代之前并没有北京中轴线之名。

二、北京中轴线概念的提出

（一）梁思成的贡献

北京中轴线概念的提出是一个过程。一般认为，北京中轴线是建筑学家梁思成在1951年4月15日脱稿的《北京——都市计划的无比杰作》一文中提出的。这篇文章无疑是梁思成关于北京中轴线的重要研究成果。但它并非最早的成果。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梁思成在1932年《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1期上发表的《我们所知道的唐代佛寺与宫殿》一文，对于北京中轴线概念的提出具有重要意义。在这篇文章中，一方面，梁思成使用了“南北中线”一词，他在总结中国建筑平面布局的基本原则和特征时说：“其中最明显的是依南北中线，左右均齐配置。”另一方面，他又将这一特征与北京联系起来，指出：“现在中国的建筑，还是完全这样，大至北平故宫和佛寺，小至‘四合头’的住宅，都还保存着这特征。”

在《中国建筑史》（著作于1942-1944年）第一章“绪论”中，梁思成再次论述中国建筑在平面布局上的特点，并强调了“中线”的意义：

以多座建筑合组而成之宫殿、官署、庙宇、乃至于住宅，通常均取左右均齐之绝对整齐对称之布局。庭院四周，绕以建筑物。庭院数目无定。其所最注重者，乃主要中线之成立。一切组织均根据中线以发展，其布署秩序均为左右分立，适于礼仪（Formal）之庄严场合；公者如朝会大典，私者如婚丧喜庆之属。

也是在这本著作中，梁思成开始使用“南北中轴线”一词，并更多与北京联系起来。在该书第七章“元、明、清”第四节“清代实物”“北平故宫”部分，他先写道：“紫禁城之全部布局乃以中轴线上之外朝三殿——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为中心……中轴线上主要宫殿之两侧，则为多数次要宫殿。”后又指出：“就全局之平面布置论，清宫及北平城之布置最可注意者，为正中之南北中轴线。自永定门、正阳门，穿皇城、紫禁城，而北至鼓楼，在长逾七公里半之中轴线上，为一贯连续之大平面布局。”在这里，梁思成将“正中之南北中轴线”视为北京城市平面布局的最重要特征，并描述了它的南北端点和长度。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的梁思成将鼓楼视为中轴线的北端点。

之后，“南北中轴线”开始成为梁思成普遍使用的概念。比如1950年2月梁思成与陈占祥合作的《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这份著名文献，在述及北京城的有秩序部署时就写道：“它特别强调皇城的中心性，将主要的建筑组群集中在南北中轴线上。”又说：“面积相当大，自己能起中心作用，有南北中轴线。”又在1951年2月发表的《我国伟大的建筑传统与遗产》中，梁思成再次强调：“北京在部署上最出色的是它的南北中轴线，由南至北长达七公里余。在它的中心立着一座座纪念性的大建筑物。”

同年4月，梁思成发表《北京——都市计划的无比杰作》一文，系统阐释北京为什么可以称为“都市计划的无比杰作”，并就其保护工作表达了观点。文中分析了中轴线对北京城的价值，指出，凸字形的北京城是围绕故宫中心部署的，“但贯通这全部署的是一根直线。一根长达八公里，全世界最长，也最伟大的南北中轴线穿过了全城。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就由这条中轴的建立而产生。前后起伏左右对称的体形或空间的分配都是以这中轴为依据的。气魄之雄伟就在这个南北延伸，一贯到底的规模。”在具体分析了永定门、天坛、先农坛、“市楼对列的大街”、鼓楼和钟楼等中轴线上及两侧的建筑设施如何共同形成了北京城雄伟的气魄后，他再一次情不自禁地赞叹：“有这样气魄的建筑总布局，以这样规模来处理空间，世界上就没有第二个！至此，梁思成关于北京城中轴线的认识达到高峰。之后他还多次用到南北中轴线，比如在1951年8月29日《致彭真信》中就说：“它们两个（指鼓楼和钟楼）相距不远，在南北中轴线上一前一后鱼贯排列着。”

回顾梁思成从提出“南北中线”到阐述北京城“南北中轴线”的历程，有三点值得注意。

第一，“南北中线”“南北中轴线”是梁思成在中西比较的视野中对中国建筑平面布局特征的发现和概括

在梁思成之前，中国有建筑，但几无建筑学。1924年6月，梁思成赴美国宾夕法尼亚建筑系学习，系统接受了西方建筑学教育，并走向中国建筑研究的道路，“为近代中国建筑学术发展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梁思成分别于1927年2月和6月获得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的学士学位和硕士学位。在校学习期间，他还担任建筑学助教，并获彭省大学建筑设计金质奖章、南北美洲市政建筑设计联合会展览会特等奖章，又兼任英美市政建筑荣誉学会会员等职。1928年为准备完成博士论文《中国宫室史》，梁思成在哈佛大学阅读完当时所有能找到的有关中国建筑的资料，同年与新婚妻子、学术同道林徽因一起到英国、瑞典、挪威、德国、瑞士、意大利、西班牙、法国参观考察建筑，并回国创办了东北大学建筑系。1930年他完成了《中国雕塑史》的写作。可以说，在1932年发表《我们所知道的唐代寺庙与宫殿》一文前，梁思成对中国建筑和西方建筑已有广泛了解。也正是在此基础之上，他发现了中国建筑诸多特殊之处，“南北中线”便是其中之一。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梁思成发表《我们所知道的唐代寺庙与宫殿》一文的同期《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上，还发表了林徽因的文章——《论中国建筑之几个特征》。这篇文章所具有的中西比较视野更加鲜明，它开篇即讲：“中国建筑为东方最显著的独立系统；渊源深远，而演进程序简纯，历代继承，线索不紊，而基本结构上又绝未因受外来影响致激起复杂变化者。不止在东方三大系建筑之中，较其他两系——印度及亚拉伯（回教建筑——）享寿特长，通行地面特广，而艺术又独臻于最高成熟点。即在世界东西各建筑派系中，相较起来，也是个极特殊的直贯系统。”之后，林徽因阐述了“屋顶、台基、斗栱、色彩和均衡的平面布置”是中国建筑最重要的特色，并指出：“平面布置上最特殊处是绝对本均衡相称的原则，左右均分的对峙。”虽然这里没有使用中线一词，但“均衡相称”“左右均分的对峙”里是隐藏着“中”的。考虑到梁思成与林徽因的密切关系，林徽因这篇文章，也可以成为梁思成正是在中西比较的基础上提出南北中线的一个绝好注脚。

第二，从“南北中线”到“南北中轴线”的变化

梁思成最早是用“南北中线”指称中国建筑平面布局的基准线，后来才在“中”字后增加了“轴”字，变成“南北中轴线”。关于轴，《辞源》的释意有六，一是“车轴”，后引申为中心、枢纽；二是“窆车，升降棺所用”；三是“书画卷轴”；四指“可以旋转之物”；五出自《诗经·卫风》之“硕人之轴”；六通“舟由”。但中国古代文献中并没有明确提到“轴线”一词，梁思成提出中轴线应该受到了西方的影响。

根据《韦氏大词典》，axis作为名词最早见于14世纪，其含义有二：

1: the imaginary straight line that something (such as the Earth) turns around 物体（如地球）旋转的假想直线

2: a straight line that divides a shape evenly into two parts 将图形分为两部分的直线

后来，该词的含义更加丰富，可以指三维物体转动或虚设转动时的旋转轴（如地球的自转轴）、物体或图形的对称中心线、坐标系中的基准线、绘画或雕塑作品中的隐含线条等，也可以指在建筑图或其他施工图中实际绘制并用作测量基础的线，城市中“方向、运动和伸展的主线”，等等。梁思成确实曾运用one main axis指北京的中轴线。他在撰于1947年的Art and Architecture 中写到：The entire area was conceived as a single architectural unit, with one main axis dominating the Forbidden City and the entire Imperial City surrounding it. 梁思成在美国接受的建筑学教育，又长期与国外建筑学者保持着密切的交流，持续关注建筑学的发展动向，对axis一词必然不会陌生。所以有学者认为中轴线可能是梁思成“根据英语axis所作的发明”的观点是合理的。

第三，对北京城南北中轴线的聚焦

梁思成最初是从中西建筑对比中发现“南北中线”的，但后来他越来越聚焦到对北京城南北中轴线的阐述。这与梁思成和北京的关系密不可分。

首先，北京堪称他的家乡。梁思成出生于日本，1912年11岁随父母回国，在北京读完了高小与中学，除了1924-1931年之间在美国大学学习、回国后在东北大学任建筑系主任，抗日战争期间被迫离开北京之外，他人生的大部分时光都定居在北京。北京是他学习、生活和工作时间最长的地方，他热爱北京，对北京有着深厚的感情。这种感情从他对北京从不吝啬的赞美中可见一斑。

其次，北京一直是他研究和保护的对象。早在1932年，他就与蔡方荫、刘敦桢合写了《故宫文渊阁楼面修理计划》，与林徽因合写了《平郊建筑杂录》。1934年，中国营造学社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委托，开始详细测绘北平故宫，至1937年因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中断，其间共测绘故宫建筑60余处以及安定门、阜成门、东直门、宣武门、崇文门、新华门、天宁寺、恭王府等，梁思成是该项工作的负责人。同年，他与刘敦桢合作拟定景山五亭修葺计划大纲。1935年，梁思成担任故都文物整理委员会的主任。1948年4月，他发表《北平文物必须整理与保存》一文，12月又应邀绘制北平古建筑地图，以备攻城时保护文物之用。在研究北京和保护北京的过程中，梁思成对北京的认识日益深刻，整体保护北京的意识日益强烈。比如在《北平文物必须整理与保存》中，他旗帜鲜明地提出：“我们承袭了祖先留下这一笔古今中外独一无二的遗产，对于维护它的责任，是我们这一代人所绝不能推诿的。”

再次，对首都规划工作的直接参与。1949年1月北平解放，5月，梁思成开始正式参加首都规划工作，担任北平市人民政府都市计划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会场——怀仁堂建筑师、中直修建处顾问等职。1950年1月，又被任命为北京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新的身份为梁思成参与北京城市规划不仅提供了机会，也提出了任务要求，并大大激发了他服务北京建设的热情。1949年9月19日，他写信给时任北京市长和北平都市计划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聂荣臻说：“北平都市计划委员会成立之初，我很荣幸地被聘，沗为委员之一，我就决心尽其棉力，为建设北平而服务。”当时的中国面临着如何建设首都、建设一个什么样的首都的现实问题，而这必然要求处理好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如何看待和对待北京的文化遗产，需要梁思成回答。这一时期，梁思成撰写了《致聂荣臻信》《建筑的民族形式》《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位置的建议》（与陈占祥合作）、《致朱德信》《关于北京城墙存废问题的讨论》《致彭真、聂荣臻、张友渔、吴晗、薛子正信》《我国伟大的建筑传统与遗产》《北京——都市计划的无比杰作》《致周恩来信》《致彭真信》《人民首都的市政建设》等一系列书信和文章，都是对这一问题的积极回应。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梁思成对于北京南北中轴线的认识愈加深刻，阐述愈加系统。

综上所述，梁思成从发现中国建筑平面布局的“南北中线”到阐述北京城的南北中轴线，有清晰的发展脉络，是其学术研究不断深化的结果，也与其生命轨迹密切相关。

（二）其他学者的贡献

除了梁思成之外，侯仁之在其1949年完成的博士论文《北平历史地理》(An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Peiping)中论述确定元大都城墙遵循的原则时，也明确提到中轴线,并明确使用了the central axis的概念：Both towers were in line with the central axis of the emperor’s palace.Consequently this line,the central axisof the emperor’s palace,was equidistant from the east and west walls of the great city.（意为“钟鼓楼坐落在皇城中轴线延长线上，因此这条中轴线与东西城墙等距。”）而更早一些时候，即1941—1944年期间，为预防北平古建筑被战火焚毁，经中国营造学社社长朱启钤谋划，由建筑师张镈主持，绘制了北起钟鼓楼、南至永定门的主要古建筑实测图，这时也应有了对中轴线的整体认识。1948年11月朱启钤在提到这批实测图时，有“北平市中心轴线”的说法。当时旧都文物整理委员会主办“北平文物建筑展览会”赴台湾展览，朱启钤在为其撰写的说明提到：“前曾将北平市中心轴线上之文物建筑如天坛、紫禁城、钟鼓楼等，一一施以测量。”这些实测图分别于2005年和2017年由机械工业出版社和故宫出版社出版，命名为《北京中轴线建筑实测图典》和《北京城中轴线古建筑实测图集》。

可见，在20世纪40年代，多位学者已经注意到北京城中有一条南北方向、居中而处、对北京城市规划具有重要意义的轴线，并用“南北中轴线”“中心轴线”“皇城中轴线延长线”等予以概括。

三、北京中轴线概念提出的意义

北京中轴线概念的提出，不仅为北京中轴线自身，也为它所属的首都北京带来了新的发展机会与发展动力，甚至为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华文明的历久弥新、多元一体打开了一扇门。需要站在北京城市建设规划、历史文化名城整体保护，乃至中华文明传承发展的角度，认真审视这一概念提出的重大意义。

（一）北京中轴线概念的提出，明确了北京中轴线是北京城空间之轴的性质，使其继续发挥统领北京城市建设总体布局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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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梁思成没有为北京中轴线下过明确的定义，但从他的系列论述中可以看出这条中轴线具备以下特性。第一，在形态上，它是“一根直线”；第二，在位置上，它居于北京城的中间，两侧对称分布着诸多建筑；第三，在方向上，它是南北向的；第四，在功能上，“中心立着一座座纪念性的大建筑物”，“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就由这条中轴的建立而产生。前后起伏左右对称的体形或空间的分配都是以这中轴为依据的”。综合起来看，梁思成主要是从北京城空间之轴的角度来认知北京中轴线，即这条中轴线是北京城市规划的基准线。从朱启钤、侯仁之使用“中心轴线”或“皇城中轴线延长线”的上下文，可以看出他们也主要是从这个角度来看待北京中轴线的。这种认识深刻地影响着北京城市的建设和发展。

1949年，北京重新成为首都，面临着如何进行建设的现实问题。经过激烈的讨论，最终确定以老城为基础进行扩建。基于中轴线乃空间之轴的认知，梁思成曾经有保持和发展中轴线布局特征的设想，提出将原北京中轴线南北延伸，南至南苑，并在永定门外设一个特别客站，主要任务是“作为各地和各国来北京的贵宾和代表团的出入站。贵宾代表们在永定门下了火车，或从南苑下了飞机，可以坐着汽车，顺着笔直的马路直达天安门广场。这样的计划就更加强调了现有的伟大的南、北中轴线。”而自1953年起，中轴线开始在新时期的北京城市规划建设中发挥作用。对此，李准曾撰文回忆，1953年7月一天，前苏联专家巴拉金和大家一起研究北京城市规划总体构图时，他“出乎我们意料地画出了突破性的一笔——向北延伸城市原有中轴线到北郊”，“这是找出了既保护好旧城原有格局又发展原有规划思想的关键所在。延长的中轴线成为新发展整个城市的脊梁。”此后，北京城市建设一直坚持这一布局原则，历次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都将中轴线纳入其中。一方面重视对北京中轴线的保护，比如1982年《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要求：“从前门往北至北二环，是城市南北中轴线的主要地段，其景观要着重保护，两侧一定范围内，建筑高度要严加限制。”另一方面，则用北京中轴线延长线统领城市规划建设。比如《北京城市总体规划（1991-2010）》提出，旧城中轴线的南、北延长线两侧，主要作为大型公共建筑用地。《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年－2020年）》进一步规定：“中心城以旧城为核心，继承发展传统中轴线和长安街轴向延伸的十字空间构架。”

上述规划都深刻地影响了北京城市的总体布局。比如被侯仁之视为北京城市建设三个里程碑之一的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建设，正是北京中轴线向北延长的成果和标志，而北京奥林匹克塔、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国家会议中心、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中国历史研究院、中国科学技术馆等重要建筑同样沿中轴线延长线进行布局。新版总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将北京中轴线的南北延长线继续向南向北发展，向北延伸至燕山山脉，向南延伸至北京新机场、永定河水系。这对于构建北京新的城市发展格局必然产生重大影响。

（二）北京中轴线概念的提出，使北京中轴线被视为一个文化整体，并成为文化遗产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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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永定门到钟鼓楼的北京中轴线上及其两翼对称分布着宫殿建筑、礼仪建筑、城门城楼、桥梁、广场、报时建筑和道路等重要设施，它们各有其名，各有其性，各占据一定的地方，也各有其价值和功能，都是独立的个体。但北京中轴线概念的提出使人们认识到它们不仅是独立的个体，更彼此相关，实是一个文化意义上的整体。

正如前面所说，梁思成主要将北京中轴线视为北京城市规划基准线。但为了更好地阐释这条“南北中轴线”在“前后起伏左右对称的体形或空间的分配”上发挥的作用，他对线上和两侧的建筑、设施进行了井然有序而又充满激情的描述：

我们可以从外城最南的永定门说起，从这南端正门北行，在中轴线左右是天坛和先农坛两个约略对称的建筑群；经过长长一条市楼对列的大街，到达珠市口的十字街口之后才面向着内城第一个重点——雄伟的正阳门楼。在门前百余公尺的地方，拦路一座大牌楼，一座大石桥，为这第一个重点做了前卫。但这还只是一个序幕。过了此点，从正阳门楼到中华门，由中华门到天安门，一起一伏、一伏而又起，这中间千步廊(民国初年已拆除)御路的长度，和天安门面前的宽度，是最大胆的空间的处理，衬托着建筑重点的安排。这个当时曾经为封建帝王据为已有的禁地，今天是多么恰当地回到人民手里，成为人民自己的广场！由天安门起，是一系列轻重不一的宫门和广庭，金色照耀的琉璃瓦顶，一层又一层的起伏峋峙，一直引导到太和殿顶，便到达中线前半的极点，然后向北，重点逐渐退削，以神武门为尾声。再向北，又“奇峰突起”的立着景山做了宫城背后的衬托。景山中峰上的亭子正在南北的中心点上。由此向北是一波又一波的远距离重点的呼应。由地安门，到鼓楼、钟楼，高大的建筑物都继续在中轴线上。但到了钟楼，中轴线便有计划地、恰到好处地结束了。中线不再向北到达墙根，而将重点平稳地分配给左右分立的两个北面城楼——安定门和德胜门。

从文中“第一个重点”“序幕”“极点”“重点的呼应”“有计划地、恰到好处地结束”等用语来看，梁思成显然是从整体上来看待中轴线上的建筑和设施。尽管这种整体性认识主要是基于审美的而不是功能的，但毫无疑问，梁思成对中轴线上建筑和设施的整体性描述，使北京中轴线开始作为一个文化整体被认知。

北京中轴线作为文化整体更多被认知和被重视，与北京承办2008年第29届奥运会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2001年7月北京申奥成功。为了办好这届奥运会，2002年7月，北京市政府和北京奥组委共同制定并正式公布实施《北京奥运行动规划》，提出了“新北京、新奥运”两大主题和“绿色奥运，科技奥运，人文奥运”的“三个奥运”理念，并开始在北京中轴线北延长线上及两侧建设奥林匹克公园和其他一些重要建筑。2008年，奥运会成功举办，具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奥林匹克运动与五千多年传承的灿烂中华文化交相辉映，共同谱写了人类文明气势恢弘的新篇章。此时，“我们恍然大悟，北京最大的优势是文化。后来就把‘三个奥运’变成了‘三个北京’，并明确把“人文北京”放在第一位。北京文化的最大优势是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名城最大的优势是中轴线。开幕式的礼花从永定门开始，一直放到鸟巢，让大家知道了北京还有一条中轴线。所以当时就提出北京老城要整体保护，要保护它的城市脊梁和灵魂——北京中轴线。”由此北京中轴线走向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历史进程。2011年6月11日，北京市正式启动“中轴线申遗文物工程”，次年“北京中轴线（含北海）”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

根据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大会1972年通过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世界文化遗产专指有形的文化遗产，主要包括古迹、建筑群、遗址三种类型。在公约框架下，文化遗产要以项目的方式通过专门的程序申报，符合公约关于世界文化遗产的种种规定，经过相关机构的审查，经由世界遗产委员会最后审议通过，才能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因此，北京中轴线要想成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就必须确定一个名称，明确其形态和构成要素，对标世界文化遗产项目的6条“突出的普遍价值”，确定其突出普遍价值，并根据公约要求采取各种保护行动。

自2012年“北京中轴线（含北海）”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到今年正好十年。十年来，“北京中轴线”日益变成一项文化遗产项目的专名，成为由一系列“古代皇家建筑、城市管理设施和居中历史道路、现代公共建筑和公共空间共同构成的城市历史建筑群”。也是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对北京中轴线作为文化整体的内涵和价值以及构成要素之间关系的认知都日益深化。比如紫禁城是明清时期的国家最高统治者——天子治国理政和日常晏居的场所，居于中间，东面的太庙、西面的社稷坛以及南面两侧的天坛和先农坛，则代表着天命、祖宗和疆域，是其政治权威合法性的来源和根基。北面钟鼓楼是“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的建筑，周边是繁荣的市场和民居，共同构成家国天下的表征。各个节点之间都有道路、桥梁沟通，由此形成“天子居中国，受天命，治天下”的功能和意义关联。

总之，北京中轴线概念的提出，不仅发现了北京中轴线是一条“虚”的空间之轴，也将其构建为一项“实”的文化遗产。作为融多种构成要素于一体的文化遗产项目，北京中轴线具有超越故宫、天坛等世界文化遗产项目的突出普遍价值。2017年，北京中轴线申遗被纳入《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进一步加大了对北京中轴线的整体性保护。以2020年8月制定的《北京中轴线申遗保护三年行动计划》为例，该计划确定的任务就包括价值阐释、保护管理、环境整治、公众参与和保障机制等五大方面的48项具体任务，鲜明体现了整体性保护的理念。

对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的整体保护，使人们关注到之前被忽视的文化遗产，比如道路。历史时期沿北京中轴线修建的道路承担着交通功能，比如在南边，皇帝到天坛、先农坛祭祀必然要经由它才能到达。北边的地安门内、外大街，则是人们到钟鼓楼一带集市的重要道路。不仅如此，它还犹如串起山楂的竹签，是将诸多建筑设施联系起来的重要纽带，其长短、宽窄等更是礼制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科学价值和文化价值。但是在北京中轴线概念提出之前，人们很少将永定门到钟鼓楼之间的道路视为文化遗产，而现在，它已成为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的构成要素。

（三）有助于对中华文明历久弥新、多元一体的理解和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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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轴线概念的提出，提出了北京中轴线从哪里来、长什么样、有怎样的文化内涵、经历了哪些变化、又为什么有这样的变化等一系列需要解答的问题。在解答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北京中轴线被置于中国都城规划设计思想和制度发展的历史脉络之中，从而与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出现的择中立国、象天设都的都城规划传统联系起来。由此，它既赓续着数千年都城建设的古老传统，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又表现出北京这个地方的文化特性，从而成为中华文明历久弥新、多元一体的伟大见证。

元明清建都，选址北京，首先都强调其为天下之中，所谓：“幽燕之地，龙蟠虎踞，形势雄伟，南控江淮，北连朔漠。且天子必居中以受四方朝觐。大王果欲经营天下，驻跸之所，非燕不可。”在具体营建时，虽然不同朝代有所不同，但都贯彻了象天设都的原则。以明代为例，宫城居于中轴线的核心，和居于天上三大星垣之中的紫微星垣相对应，命名为紫禁城；在城外设置金水河，并在金水河上一东一西建设牛郎桥和织女桥，以对应天上的银河及银河两侧的牵牛星和织女星。而择中立国、象天设都的都城营建规划和实践都有长达数千年的悠久历史。如西周初年，周公卜洛，在洛邑设立东都，其原因即在于“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根据《吴越春秋》的记载，伍子胥修筑吴国都城阖闾大城、范蠡修建越国宫城均已采取象天法地、象天设都的法则，而秦都咸阳、汉都长安也都按天象布局。

北京中轴线承载着中华民族的中和理念。比如前朝三殿和后廷三宫是中轴线上最为重要的两组建筑群，前朝大殿分别命名为太和、中和、保和，其匾额分别为“建极绥猷”“允执厥中”“皇建有极”，所表达的核心要义即是执中贵和。后廷三宫分别命名为乾清、交泰和坤宁，正是中和理想境界的表现。而中和理念，也已有数千年的历史，《尚书》《大禹谟》提出：“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舜典》提出：“诗言志，歌永言, 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礼记·中庸》更将中视为“天下之大本”，将和视为“天下之达道”，提出“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值得注意的是，遵循择中立国、象天设都的都城规划思想的，不仅有汉族政权，也有少数民族政权，这些少数民族政权尽管有自己的民族特性，却同样秉持中和理念，强调自己是中华正统。以元朝为例，元朝是蒙古人建立的政权，但元大都比之前任何一个王朝的都城，都更好地贯彻了《周礼·考工记》关于理想都城规划的理念，所谓：“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祖，面朝后市，市朝一夫。”而这一理念，正是“儒家大一统思想在都城建设上的体现”。元大都城门11座，其命名均来源于《周易》，也是明证。比如南垣正中为丽正门，就取《周易·离卦·彖传》“重明以丽乎正，乃化成天下”之意。再如清朝为满族人建立的政权，但它特别强调对明朝的传承，如多尔衮将迁都北京的理由陈述为：“燕京势踞形胜，乃自古兴王之地，有明建都之所。……皇上迁都于此，以定天下，则宅中图治，宇内朝宗，无不通达，可以慰天下仰望之心，可以锡四方和恒之福。”定都北京后，清朝统治者也没有重建都城，而是予以传承和完善。体现在北京中轴线上，亦是如此。比如乾隆年间曾在景山五座山峰上修建五座山亭。正如李建平所说：“五座山亭看似装饰，实质是进一步突出了中轴线的对称和中心点，将中轴线的整齐、对称推向极致，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总之，可以说，北京中轴线的发展演变史，是中华文明历久弥新、多元一体的最好注脚。

（四）深刻影响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整体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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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学者都盛赞“北京的整个城市，乃是世界一大奇观”，北京城何以是一个整体？这一整体的奇观又何以形成？只有提出北京中轴线的概念，才能够真正理解。因为，正是在北京中轴线统领城市建设的规划设计制度规范下，以中轴线为城市的脊梁和灵魂，将一系列重要建筑布局于中轴线上，或沿中轴线对称分布，形成方位明确、中心明显、左右对称的鲜明特点，有的气势雄伟，含阳刚之气，有的布局严谨，有阴柔之美，主次分明，疏密相间，高低起伏，错落有致，装饰美观，色彩协调，才营造出整个北京城“独有的壮美秩序”，使得北京城本身也是一个文化整体。

因此，北京中轴线概念的提出，在观念层面，强化了人们对北京历史文化名城进行整体保护的意识，即不仅仅要保护其构成要素的某个具体的、有形的建筑物，还应该包括各个构成要素彼此之间的关系，以及作为文化整体得以在历史上生成和延续的情感认同和理念精神。在实践领域，北京中轴线整体保护目前已成为“推动老城整体保护与复兴”的抓手，正在深刻影响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整体保护，并进而影响北京的城市形态与城市文化，成为彰显首都风范、古都风韵、时代风貌的重要方面。

结语

北京自金中都起就已有中轴线之实，今日申遗之北京中轴线则肇始于元大都，但长期以来，北京中轴线处于有实无名的状态。20世纪30年代，梁思成在中西建筑比较的视野中意识到北京城基准线的存在，之后他逐渐加深认识，提出中轴线的概念，并对北京中轴线不断予以阐释，而20世纪40年代侯仁之、朱启钤等学者也注意到北京中轴线的存在并给予命名。北京中轴线概念的提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作为空间之轴，它继续发挥统领北京城市建设的总体布局；作为文化之脉，它承载着历久弥新、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作为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项目，它正深刻地影响着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整体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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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北京社会科学》2020年第9期,（注释、参考文献请参照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