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长安街是他命名的

2022-11-7 15:14| 发布者: weiwei |原作者: 王勉|来自: 北青天天副刊

摘要: 采访华新民，本意是想写写她的传奇家族。她拥有中国、波兰、法国血统，出身于建筑世家，祖父华南圭是著名土木工程专家、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都市计划委员会总工程师，祖母是一位波兰籍小说家，父亲华揽洪是著名建筑大 ...

采访华新民，本意是想写写她的传奇家族。她拥有中国、波兰、法国血统，出身于建筑世家，祖父华南圭是著名土木工程专家、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都市计划委员会总工程师，祖母是一位波兰籍小说家，父亲华揽洪是著名建筑大师，曾担任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第二总建筑师，还任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他们可都是我国近当代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可是一落座，华新民就说：“咱们先主要谈谈我祖父吧。”说着，便从随身带的帆布包里掏出一本硬皮精装书来。

书名是《华南圭选集——一位土木工程师跨越百年的热忱》，同济大学出版社今年1月份出版。粗粗翻阅可以知道，这是一部写成于百年前的城市建设、交通工程、房屋建筑等内容的著作，文字半文半白，文笔简洁精妙，把那个时代北京乃至全国的规划建设活灵活现地讲述了出来。而选集的编者，就是华新民。

华南圭著述颇丰，华新民从大量文献中搜寻、选编和组织，选录出华南圭在铁路建设、西式房屋工程技术和设计方法的引介、市政建设及针对不同领域开创性相关制度改革的代表性文字，时间跨度从1907年至1957年，整整50年。这几十年里，华南圭活跃在不同的社会领域：铁路、房屋建筑、桥梁、水利、市政建设，时而在一线指挥具体工程，时而参与制定规则，时而著书并教书。他写了许多条陈，大都文笔优美。华新民笑着说：“我觉得他的条陈对现在的公务员都有借鉴意义。”

华新民是在偶然读到一篇华南圭的文章后突然想到，自己居然连爷爷写过些什么都不知道。同时她也发现，家里留存的祖父著作大多因乱世而散失，甚至没有网络上和图书馆里多。于是她跑到图书馆，惊喜地找到一整套《中华工程师学会会报》，在上面看到了很多署名华南圭（字通斋）的文章。

“民国的纸很脆，我慢慢翻，看到他的文章就拍照存起来，好像在和他进行着隔空的对话。”

华南圭的人生经历传奇丰富，有人曾建议华新民写一本祖父的传记，但华新民在阅读过祖父的部分文章后，决意先为他出选集，如果有可能，还想为他出全集。

华新民搜集资料严谨求实，听家里人讲的事也都一一核实后才采用。华南圭的文章都是繁体文字，要把繁体原文做成简体，也是一项很大的工作，这些，华新民全部自力更生，虽然“既费脑力又费眼力”，但她始终被祖父感动着。

【华南圭大事记】

◎1904年初，官派赴法国巴黎公益工程大学（E.S.T.P）学习土木工程，为该大学首位中国留学生，1910年获得工程师学位。

◎1911年归国，以最优成绩通过清朝学部举办的留学生考试，获工程进士。

◎1913年至1919年，担任北洋政府交通部技正（最高技术官之一）。

◎1913年至1916年，担任北京政府交通部传习所（今北京交通大学前身）教务主任，并创建土木科。起初以英文、法文等西方语文授课，后来在教学中编写出一套中文教材，为中国最早的中文现代土木工程教材之一，其中铁路工程教材是中国首部中文铁路工程教材，出版于1916年。此后，先后编著出版了《房屋工程》《力学撮要》《材料耐力》等20多部高等教育教材。

◎1914年起，兼任中国最早的现代博物馆之一的交通博物馆馆长。

◎1914年起，协助朱启钤在社稷坛建设中央公园（即今中山公园），主持该园建筑的建设与布局。

◎1915年到1917年，任留学生出国考试总考官。

◎1918 年起，担任交通部铁路技术委员会总工程师。1920年代，两度担任京汉铁路总工程师。

◎1913年起，协助詹天佑主持中华工程师学会。

◎1919年詹天佑逝世后，华南圭继续参与主持该学会，直到该会于1931年和其他学会合并。

◎1928年6月到1929年9月，担任北平特别市工务局局长。其间制定了《玉泉源流之状况及整理大纲计划书》《北平河道整理计划》等。任内，主持辟出景山前街。

◎1929年到1934年，任北宁铁路局总工程师兼北宁铁路改进委员会主席。

◎1930年起，若干年内，在朱启钤创办的中国营造学社内任评议、干事。

◎1932年，出任天津整理海河审查委员会主任，参与主持了天津海河挖淤工程。

◎1933年到1937年，担任天津工商学院院长。

◎1949年起，应北京市人民政府邀请，出任北京都市计划委员会总工程师，后担任顾问，直到逝世。

1961年4月，华南圭在北京同仁医院病逝，享年84岁。

任职北洋政府交通部，

主持推动一系列铁路制度改革

华南圭，江苏无锡人，晚清时代考中秀才，随即进入江苏沧浪亭中西学堂，在那里接触到了西方社会的现代文明，之后考入京师大学堂。华新民说：“1902年，上海的点石斋出版了祖父的译作《罗马史要》，就是他在中西学堂读书时翻译的。这是中国第一次引进的介绍古罗马历史的读物，之前已有海关总税务司的译本，但他认为翻译得不好，便重新翻译，那时他才25岁。”华新民也从祖父年轻时的这个举动，看到了后来贯穿于他一生的性格——不信权威，追求完美，思想没有束缚。而这部古罗马故事本身的情节无疑也震撼了华南圭，让他见识了国门之外的另一个世界。

1904年，华南圭被官派赴法国留学，学习他认准的土木工程专业。在准备入学考试期间，他却首先着手翻译了当年法国小学的一本教科书《公民教育》，因深知单凭科技救国是不够的，他甚至等不及回国后出版这部译著，就急忙先把其中一个章节——法国1789 年的《人权宣言》，自巴黎投到上海的《申报》上发表了。华新民为此最为祖父自豪，因为近年得知他是第一位将法国《人权宣言》介绍到中国的人，同时也是他第一次把公民概念完整地介绍到了中国。

华南圭、华罗琛夫妇1910年在巴黎

1911年华南圭学成归国，还带回了在巴黎相识的波兰籍妻子华罗琛。他首先供职于北洋政府交通部，这期间写了不少表达想法和建议的文章，多发表在《铁路协会杂志》上。“比如他觉得中国的铁路太落后，就设想了路网，有公路的，也有铁路的。”华新民把文章中祖父画的路网图以高清形式放在了同济大学网站上，以让更多需要的人能看到。

在交通部，华南圭任技正，这是重要的技术官员，他的入职是由朱启钤推荐的。华新民从搜集到的祖父所写的条陈或决策会议中的讨论，看到他主持推动了一系列铁路制度改革，比如为铁路工人争取到了养老金，比如提出设置黄灯，“铁路那时候只有红绿灯，没有黄灯，但国外已经有了，他就介绍到国内来。”比如促使政府将一部分庚子赔款用于修铁路。“一说到庚款大家都想到用在了教育上，办了清华大学。其实庚款也用到了修筑铁路上，是我祖父和他的一些同事尽全力争取到的。”华新民发现这一点研究历史的专业人士也少有所知。

在北宁铁路做总工程师时，华南圭还亲自考察水灾对铁路的影响、为何会发生以及如何解决等，出了详细的报告书，非常有意义。他也具体设计，比如研究如何改造北京到天津之间的钢轨，为的是使列车运行时间短一些。那篇文章的标题是《平津快车二点一刻钟》，文章解释如果这一工程完工，北京到天津的快车只需两小时一刻钟。华新民在网上找到两张当时的照片，照片上可以看到天津老站台。

1913年，华南圭担任了交通传习所（今北京交通大学）的教务主任，并为学生设立了一个铁路实物陈列室。之后，北洋政府为了增进民众对现代交通事业及交通知识的了解，同时便利交通业界人士观摩和学习，决定将此陈列室改建为交通博物馆，并委任技正华南圭为该馆馆长。在华南圭的努力下，交通博物馆逐步成型，1914年10月10日面向社会开放。华新民说：“这就是我国第一个交通博物馆。”

在北平工务局局长任上，

提出整理玉泉源流方案，新中国成立后实施

1928年6月，华南圭调任北平工务局局长，这前后又开始研究水系，提出了整理玉泉源流的方案。华新民找到了祖父的三篇相关文章，均发表于《中华工程师学会会报》，第一篇署名华南圭，标题为《北平之水道》；后两篇发表时他已任职工务局局长，便以工务局的名义刊发。从文章中可以看出华南圭花了很大精力去调查水系，并提出治理方法，但很多客观原因阻碍了它的实施，这也成了华南圭一件大心事。神奇的是，在民国时期未能实施的这一方案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派上了大用场。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一个名叫沈勃的人敲开了华家的门。他是中共地下党员，也是学过工程的人，后来长期做北京市建筑设计院院长，是华揽洪的上司。华新民去见过他，沈勃向她回忆当年的背景时说：“当初找你祖父，是希望他出来为新政权工作，你祖父也愿意，所以1949年5月筹备成立北平都市计划委员会，就请他做总工程师。”

沈勃去的，是华南圭在无量大人胡同的家，那是一座著名的院落。英籍女作家韩素音曾经这样描写这处院子的内景：“嵌在灰色的墙壁中的红色大门上有一个门铃柄，是一条青铜的蛇，拉一拉那个蛇形柄，屋里铃就响了，人们可以听见大门开启和脚步斜穿花园石铺小道的声音。花园里种着丁香、玫瑰丛和紫荆花，这种花在晚春盛开，颜色深红耀眼，一个大瓷缸里游着金鱼。”

华南圭的私宅包括18、19、20号三个院子（即后来的红星胡同51、53、55号），建造于民国三年（1914年），是一座带花园的中西合璧式院落。花园中有假山石和几十种花草树木，房屋墙壁上有刻着三国演义故事的砖雕，其中一座建筑为漂亮的西式八角房。这座精美的宅院，是由华南圭亲自设计的。

沈勃来访后，华南圭应北京市政府邀请，出任北京都市计划委员会总工程师。新中国成立后，他以人民代表的名义提出16条建议，其中包括他未完愿的大心事——恢复水系，解决缺水问题。这项建议于50年代初期得以实施，就是巨大的疏浚河湖水系工程。

华新民说：“其实我祖父还设想过北京和天津之间的航运工程，但这一项没有实施，我觉得很可惜。”

“学贯中西，什么都拿得起来，

又干实事，还能写美文”

华南圭早在1919年，就撰写了一整套西式房屋工程的教材，而在担任北平工务局局长期间，他还继续研究建筑。他针对中国古代的《营造法式》从结构角度将中西方建筑做了比较，这篇文章发表在1928年的《中华工程师学会会刊》上。

中华工程师学会渊源有自。詹天佑于1911年创立中华工程学会，是工程师有团体组织之始。后来颜德庆在上海创立中华工学会，徐文炯等组设路工同人共济会，不久三会合并，改名为中华工程师会，詹天佑任会长，民国三年（1914年），改名为中华工程师学会。

中华工程师学会很快就创立了会报，华南圭是长期作者，很长一段时间里还担任主编职务。华新民去寻找过中华工程师学会旧址，资料中显示位于北京西单民族宫对面，她找到过老房子，但后来被拆除了。

因为找《中华工程师学会会报》的资料，华新民无意中推动了一件事——整套影印出版了这套会报。华新民说：“因为了解‘会报’的人很少，我知道上海图书馆有，所以总是去他们那里找，图书馆负责这块的人也开始跟着我看，越看越觉得有意思有价值，结果便决定把‘会报’整套影印出版。”

华新民在做祖父的选集时，常遇到各种技术问题，她为此请教过不少各方面专家，铁路的、建筑的、桥梁的。请教的目的是做注解，做注的前提是“我得懂”。

在请教过程中华新民注意到一件事，她感到有必要改进。“因为我祖父和父亲都是又学过设计又学过结构，可是今天的建筑师不学结构，他们不懂结构了，我问建筑师结构问题，他们就给我介绍土木工程师。我觉得建房子的人不是画家，最好都懂，不然会发生很多问题，我希望这两个学科还能够融合在一起。我看我祖父写建筑的这些文章，他能把建筑里里外外都给说清楚，了解得越多出问题的概率就越小不是吗？”

华南圭的学科领域宽广，桥梁、水利、房屋、建筑、铁路工程都有涉及，而且归国以后这些学问都派上了用场。华新民说，读他的文章就知道他所学之博。“他设计过两座桥，我看到他有一篇文章叫《北宁铁路北仓钢筋混凝土桥》。”华新民发现这座桥就在天津，便通过熟悉天津的朋友寻找到大概范围，之后带着两个学生探险似的去找。真的找到了！还看到桥上跑着的绿皮火车，原来桥还在使用中。桥本身是钢筋混凝土结构，华新民曾找到相关介绍，说这座桥是30年代华北地区最重要的桥梁之一。后来华新民考证到，它也是当时关内规模最大的钢筋混凝土桥。

华新民感慨，祖父他们真是学贯中西，“什么都拿得起来，又干实事，还能写美文。”这让她由衷叹服。

最愿意把国外的新鲜事物介绍给国人

华南圭1928 年提交过一个很重要的条陈——建议将景山开放为公共公园。“当时故宫博物院已经开放了，景山区域他们也准备用来办展陈。我祖父就建议将景山开放为公园。”这项条陈是华新民在北京市档案馆看到的手稿，后来她又在国图找到一份老报纸，上面有景山公园开放后的报道。

还有很多关于市政规划的建议，比如将北京胡同门牌改为两侧单双号，“原来不是，就是按顺序。”华南圭1928年提议改单双号，但没有实施，直到1965年得以实施。

华新民看到祖父开阔的视野，也明白他总是想给国人以启蒙，希望国家兴旺昌盛。“他常常愿意把国外的新鲜事物介绍进来，像1917年他就介绍室内空气怎么流通最利于健康，那时候没有人有这方面的概念；中国当时还没有普及电话，他也写文章解释电话的原理。”

30年代，儿女们拿着算学课本来问华南圭问题，他看了后对课本不满意，认为好多小孩不爱学算术与教材有关。他便根据在法国接触过的一位数学家的方法写了一本《算学启蒙》。华新民将这本书也做成了简体本，拿给数学老师看，老师们都赞叹不已。

华揽洪夫妇，1936年在巴黎

1933年至1937年，华南圭曾任天津工商学院院长。1939年华南圭出版重要著作《公路与市政工程》后，因不堪忍受日本人逼迫，转身赴法与儿子华揽洪相聚，但仍与学院保持着密切联系。

50年代初期院校改革，天津工商学院一部分并入南开大学和天津大学，一部分成为河北大学。华新民几年前去探访过，发现当时的楼还在，现在是天津外语学院。在河北大学华新民找到了祖父当年的题字：廉能勤俭健。这几个字在好多场合出现，像校训一样。华新民还在学院校刊中看到了祖父当年赴法后和学院的通信，反映出祖父与学校的真挚感情。“他在这个学校做了好多事，做院长，还兼教铁路公路，并筹办了建筑系。我也在课程表上看到了他早年写的《房屋工程》的内容，那个教材针对两种对象——大学生和工地上的工头。”

“如果不是到档案馆，

根本不知道长安街是祖父给命名的”

华新民喜欢在档案馆、图书馆和祖父的不期而遇，“那些老报纸、旧档案，翻着翻着就讲到他了，有时候还能看到我奶奶、我爸爸、我姑姑。”华新民曾在《十日杂志》上看到一篇描写华南圭教课场面的文章，非常生动有趣。还有从国外回来的留学生在北京办化妆舞会，找华南圭来做裁判，评选谁的妆化得好。

“如果不是到北京市档案馆，我根本就不知道长安街是我爷爷给命名的。这是档案馆的人告诉我的，因为我老去，他们发现我爷爷的东西就告诉我。”

原来长安街名称的确定，也是华南圭留给北京的一点印记。那也是1928年，华南圭以工务局局长身份向北平市长呈递建议书：将天安门至中华门之间的一段称作天安道；天安门城楼南侧，长安左右门之间的一段，称作中山街；长安左门（东长安门）至东单牌楼之间，称为东长安街；长安右门（西长安门）至西单牌楼之间，称为西长安街。而今，东西长安街的名称尚在使用，中山路一直使用到60年代。唯天安道之名没用过，改称为中华路，而在它消失之后，中山路便成了现在的中华路，与长安街并行使用。

华新民1954年出生，7岁时祖父就去世了。她的记忆留存了一个总是笑呵呵递给她好吃食的祖父形象，仅此而已，但几十年后却在祖父的文字中发现一个宝藏。华新民常常边读文章边吃惊，他怎么懂得这么多？！

华新民在网络上找到一张1918年左右的交通部老照片，在照片上一下就找到了祖父！“因为只有他戴领带，他从法国回来后就总是穿西服戴领带了。”

华新民还记起祖父翻译过祖母的小说，并且加以发挥，将其各篇开头添加中国古诗，仿佛章回小说。夫妻俩很默契，在法国时曾合作办了一个推广世界语的杂志。“那杂志我到现在也没找着，但是在网上一搜最早向中国推广世界语的人中，就有华南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