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士钊和他的三个笔名

1949年4月23日的上海《东南日报》之上，刊发了一篇看似有些调侃章士钊的，类似趣说“掌故”的小文章，题为《原是红楼梦里人》。文章极其简短，统共也就三句话：

章士钊编《甲寅杂志》时，先自署笔名为“秋桐”，不料被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看见了之后，大加嘲笑，说士钊竟袭用了《红楼梦》大观园中贾家侍妾之旧名。太炎先生是章士钊生平所最钦服，口口声声称之为“吾家太炎”或“家兄太炎”的（其实太炎先生是余杭人，和湖南章家并未联宗）。他的话不能不特别尊重，于是立即改“秋”字为“孤”字，变成为“孤桐”了。

章士钊早年存照

这样一篇没有署名的短文，三言两语，似乎即刻就揭穿了章士钊曾经改署笔名的“老底”。作者仿佛知根知底，大有言之凿凿，如假包换的气势。其实，关于章氏改署笔名的故实，这样的说法只是其一，且已流传坊间多年，并非什么新鲜上市的大新闻。只不过，关于这一故事在媒体上的公开表述，这篇没有署名的短文，可能是上个世纪上半叶的最后一篇，也确实代表着某种坊间认定的说法。

《章士钊之三桐》 （提及章士钊自己有感改署笔名）

据考，章士钊曾使用过“青桐”“秋桐”“孤桐”三个笔名，因此时人谓之“三桐”。大约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中后期，他将曾使用多年的笔名“秋桐”，一律改署为“孤桐”这个笔名。至于为何改署，坊间一直流传着多种说法，归结起来，大致有三种较为通行的说法，一为因胡适建议改名，一为经章太炎指点改名，还有一种则据说是章士钊自己有所感悟而自行改名的。

话说近一百年前，时为1924年，北京段祺瑞政府邀请当时身在上海的章士钊北上，出任司法总长；次年4月，又兼任教育总长一职。上任伊始，章氏即宣称要整顿学风，宣布大学统一考试，合并北京八所大学，引起教育界人士及青年学生的强烈反对。这一年4月9日，各校学生聚会请愿罢免章氏，一时闹得满城风雨。经此冲击，章士钊不得不辞职返沪，后经段祺瑞劝挽，乃复任司法总长之职。

同年7月，章士钊复刊其早年创办的《甲寅杂志》，改办为《甲寅周刊》，以此刊为思想阵地与言论平台。7月底，他再度出任教育总长，继续“整顿学风”。手执当局“尚方宝剑”，强顶各方压力，章士钊下令撤换了一批对其持反对意见的大学校长。

因章氏主办《甲寅周刊》（封面即绘有一虎），及其本人管理国内文教界期间的强硬做派，时人遂称之为“老虎总长”。正是在这样一本令其声名远扬，也可以说是毁誉参半的刊物之上，章氏以新署笔名“孤桐”，替代早年笔名“秋桐”，开始以此笔名大量撰发文章。这一迹象看似平常，实则内有“隐情”。

章士钊听从胡适建议 改署笔名

章士钊署用“秋桐”这一笔名，至少可以溯至1912年，当时他主持《民立报》，以“秋桐”之名撰发过大量时政评论类文章，一时文名大噪。其后，他主编《独立周报》《甲寅杂志》《甲寅日刊》时，也均署用“秋桐”这一笔名。至此，“秋桐”之名见诸南北各大报刊，或出自章氏本人的署名文章，或出自评述章氏文章之人所征引，“章秋桐”之名频频现世，可谓世人皆知。

应当说，值此“老虎总长”执掌文教大权，复刊《甲寅杂志》，新办《甲寅周刊》以壮声势之际，章士钊理当重新启用“秋桐”这一笔名，自有借重原有之盛名，进一步扩大社会影响力之效用。可是，据传因胡适指出“秋桐”实为《红楼梦》中小说人物贾链之妾名，不宜再用作笔名，章氏竟即刻听从了这一建议，遂将笔名从此改作了“孤桐”。

关于这一桩章氏立改笔名的“逸事”，胡、章二人生前均未提及，却在文坛内外流传已久。据笔者查证，最早持论此事且公开撰发文章者，乃署名“公旦”所作《故都忆旧录》随笔连载之《章行严之外号》，于1931年7月26日刊发于北平《实报》。此文无论是从撰发时间最接近于《甲寅周刊》复刊时间，还是从作者身居北平、熟谙掌故且行文平实有据的角度来考察，文中所记述的内容应当是比较符合历史实情的：

章行严（士钊）先生新旧学识均富，颇似胡适之，惟素不作白话文耳。先生道貌昂然，但不如斗方名士之不修边幅；襟间常挂自来水笔，但又不似欧化博士不说中国话耳。曾一度创办《甲寅杂志》及《甲寅日报》，因政变停刊。段祺瑞任临时执政时，恢复《甲寅杂志》，易名《甲寅周刊》，编纂责任，先生自负之。彼时先生曾任教育总长，旋任司法总长，人有“老虎总长”之称，与克里孟梭之“老虎总理”，中外媲美。惟克氏得“老虎”之称，系指其性质而言，先生之得称“老虎”，乃指其总长兼主编《甲寅周刊》而言，寅属虎，故有此称也。先生在周刊上之署名，初为“秋桐”，胡适之谓秋桐乃《红楼梦》上贾链之妾名，但先生从未读《红楼梦》，故不知之，旋乃易“秋桐”为“孤桐”云。

不过，文中所指章士钊“先生在周刊上之署名，初为‘秋桐’”，这一事迹与史实略有不符。事实上，《甲寅周刊》创刊号上，章氏笔名即已明确改署为“孤桐”了，并不存在什么“初为‘秋桐’”的情况。

值得注意的是，此文作者署名“公旦”，即周公旦，原名周济艰，长期活跃于北京（北平）新闻界，乃当地资深报人。其所撰《章行严之外号》一文，应当有较高的可信度。

传闻之二

章士钊自己有感而发 改署笔名

关于章士钊改署笔名乃听从胡适建议的说法，流传坊间三年之后，又有另一种说法，见诸报端。有人撰文声称，章氏改署笔名实为个人自感自为，并无他人之力，这一说法似乎也能自圆其说。只是因为这一说法在公共传播中缺乏“噱头”与“看点”，流传并不广泛。

据查证，这一说法最早出现于1934年12月28日的杭州《东南日报》之上，乃该报当日所刊一篇题为《章士钊之三桐》的短文之中的观点。此文的可贵之处，除了提供这样一种有别于坊间流行说法的视角之外，还捎带出了章氏“三桐”笔名的来龙去脉及承续关联，对充分了解章氏改署笔名的历史背景，亦有着相当参考价值：

章士钊少时在长沙东乡的老屋里读书，庭前有桐树两枝。西南隅的一枝少桐，皮青干直，士钊日夕倚徙其间。不觉油然生爱，以桐有直德，便隐然以少者自况。复喜白香山有“一棵青桐子”的诗句，因自号曰“青桐子”。后来客英伦，其友杨守仁笃生因自恨不得与黄花岗之役，发愤蹈海死。士钊旅居无憀，黯然有秋意，感于诗人“秋雨梧桐”之意，遂易“青桐”为“秋桐”。及至段氏执政，士钊入阁为教育部长，因欲整顿学风，合并八校，被学生所辱，驯至毁其住宅。士钊事后察知学生所为，系有力者负之而趋，未可深究，则知而不问。而独居忽忽不乐，因吟白香山《孤桐》诗曰，“直从萌芽拔，高见毫末始。四面无附枝，中心有通理。寄言立身者，孤直当如此。”因又易“秋桐”为“孤桐”焉。此为士钊“三桐”变迁之大略，亦富有历史意味者。

《章士钊笔名记趣》 （提及章太炎指点章士钊改署笔名之事）

同样是三百余字的短文，与前述《章行严之外号》一文篇幅相当，但行文着力于章氏本人生涯，关于章氏“三桐”笔名之变迁的记述也更为集中。显然，此文作者所持观点，章氏笔名由“秋桐”改署“孤桐”的历程，纯属自然而然的个人生活境遇触发转变而成，并无他人建议之说。

传闻之三

章士钊听从章太炎指点 改署笔名

复又过了十年，关于章士钊改署笔名的另一种说法，又浮出“水面”。称章氏改署笔名，实因听从章太炎指点的说法，于1946年7月24日，以《章士钊笔名记趣》的篇名，发表在了上海《铁报》之上。

与前述两种说法有所差异，这一说法直接搬出了章士钊的“义兄”章太炎，来为其改署笔名之缘由张目。原来，早在1903年，就读于江南陆师学堂的章士钊，罢学闹革命，加入了蔡元培主持的“爱国学社”，在此结识了章太炎、张继、邹容，四人义结金兰，并以年纪长幼排定座次。后来成为国学大师的章太炎为大哥；日后纵横于律政界、政坛上也曾叱咤风云的章士钊是为二哥；最早提出“联省自治”，后被尊为国民党元老的张继排行老三；年纪最小，当时仅有19岁的邹容排行老四，当时也已经写出了名噪一时的《革命军》。

应当说，这四位当年的“革命青年”在结义四十余年后的1946年，无论是历史背景还是个人际遇，都已翻天覆地，时过境迁了。当时，邹容、章太炎早已逝世，张继也已步入暮年（次年底即于南京病逝）；此四结义兄弟中，有三位基本已属“盖棺定论”，唯有章士钊一人，尚有“前景”可言。

当时，章士钊从抗战期间一度蛰居的“陪都”重庆回到上海，入同济大学法学院任教，并续任律师，又出任国民政府参政会参政员，仍活跃在国内政治舞台之上。包括上海《铁报》《时事新报》在内的各大小报刊之上，关于他的行踪、生平、言论的相关报道层出不穷；章士钊自撰的忆往论今的诗文《孤桐韵语》，也开始在《铁报》不定期连载。在这样的情势之下，有人抛出“义兄”章太炎指点其改署笔名的说法，也就着实耐人寻味了，报道中提及：

最初，章氏主编《甲寅杂志》，亦即所谓“老虎杂志”与夫“老虎总长”之由来，所写文章，大都用“秋桐”笔名。后来被他家太炎先生看见了，笑谓他说：“秋桐”二字，是《红楼梦》上丫环的名字，我看你还是改了吧。因此，章氏从善如流，遂改用“孤桐”二字，盖太炎大师亦章氏平日最所景仰的人物也。

《原是红楼梦里人》 （记述章太炎为章士钊改笔名事迹）

文中提到章太炎称，“‘秋桐’二字，是《红楼梦》上丫环的名字”，指点章士钊不要再用“秋桐”的笔名，这一说法与十五年前那一篇《章行严的外号》一文中，所提及的胡适指出“秋桐”实为《红楼梦》中小说人物贾链之妾名，不宜再用作笔名的说法，简直如出一辙，又似有“偷梁换柱”之嫌。除了将当事人胡适换作章太炎之外，这一说法本身并无“新意”可言。

乍一看，无论是后来公认的“新红学”开创者胡适，还是一代国学大师章太炎，对《红楼梦》里的人物及相关事迹，应当都是再熟悉不过了；由他们来促使章士钊改署笔名，确实也都存在着可能性。不过，这胡适建议改名之说，毕竟要早于章太炎指点之说达十五年之久，仅从传播始行时间而言，前者的可信度自然要高于后者。

关于章士钊改署笔名这一事迹，纵观1931、1934、1946年三种见诸报端的不同说法，乃至本文开首提到的那一篇题为《原是红楼梦里人》的短文，其各自出现的历史背景与公共语境也是截然不同的。最终流传至今的比较通行的说法，仍然是于1931年最早出现的胡适建议改名之说，这与其源出的历史背景，以及后世读者情理上可予推断的“实情”最为符合，有着直接的关系。另外两种说法，时至今日，不但信从者寥寥无几，一般读者甚至闻所未闻。

不过，无论是听从胡适建议，还是遵从章太炎指点，以原署“秋桐”改署“孤桐”，其个中缘由倒是一致的，也是可以用一句“原是红楼梦里人”来予以概括的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