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忆当年战寇仇

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

威海卫刘公岛上海军公所的旧影

　　明年是中国第一个近代化海军——北洋海军正式成军135周年，甲午黄海海战亦为中国历史上一段令人难忘的记忆。曾亲历黄海海战的北洋海军“镇远”舰襄办管带、美籍雇员马吉芬，在战后曾以惋惜之情写道：“震撼东亚之中国舰队，今也已成过去，彼等将士忠勇，遭际不遇，一误于腐败政府，再误于陆上官僚，与其所爱之舰，同散殉国之花。”时隔一百多年，以今天的眼光来看，马吉芬的观点还是比较公允的。

　　当时，因体制守旧，缺乏统一的军事作战指挥机构，西太后又不愿与日本开战，领导层主战、主和两派相互攻讦，就连主战的光绪帝也不能完全左右军事大局，军队派系顺势“坐山观虎斗”——广东水师、南洋水师基本上见死不救；加之战争的偶然性：北洋海军的几发穿甲弹虽然击中日本主力军舰甚至旗舰的要害，但因缺乏高爆弹，无法击沉日舰，致使战争结局的改写。不能改写的，是北洋海军官兵的爱国情怀和牺牲精神。不过由于甲午战争的战败以及主和派与举国上下的一致抨击，后人只知邓世昌等少数殉国的将领，因奋勇杀敌而捐躯的北洋海军官兵大多默默无闻。其实不仅是“致远”舰官兵同仇敌忾、顽强杀敌，战后被正法的方伯谦统领的“济远”舰，广大官兵也是英勇无比、誓死作战的。

　　历史上的民国大总统黎元洪和民国临时执政段祺瑞，后世对二人均有诟病，他们出身于北洋系统，分别毕业于北洋所属的水师学堂和武备学堂。二人都是技术军官，学成毕业后黎元洪曾在北洋海军的“来远”舰服役，段祺瑞曾在北洋岸炮兵营任教官，在黄海海战和威海卫之战中，他们奋勇抗敌，这段历史长期被湮没，几乎无人提及。

　　熟悉黄海海战历史的人都知道，在海战中未发一炮而临阵脱逃的是“广甲”舰。“广甲”舰隶属于广东水师，1891年参加全国海军大校阅时，因朝鲜局势异常紧张，故朝廷谕旨“广甲”舰等广东水师、南洋水师参加校阅的舰只暂不南返，与北洋海军为运送清朝陆军赴朝的运输船护航。

　　当时，黎元洪就在“广甲”舰服役，他出身于军人家庭，其父为游击（清军低级武官）。光绪九年（1883），十九岁的他考入天津北洋水师学堂，该学堂为中国最早的海军士官学校，是李鸿章于光绪六年（1880）七月奏请、次年七月正式落成的，设有管轮和驾驶专业。五年的课业时光，黎元洪刻苦学习、品行兼优，受到严复、萨镇冰的赏识，在学员中也颇有威信。黎元洪入校二十天后，其父逝世，遗言嘱他求学上进，谨慎处世，学成报效国家，黎元洪为此愈加发奋。

　　1888年，清廷颁布《北洋海军章程》，原北洋水师改为北洋海军正式成军，黎元洪也在这年从北洋水师学堂毕业，赏六品衔把总，先入北洋海军“来远”舰服役，两年后又调到广东水师“广甲”舰，在军中以读书为业余爱好。全国海军大校阅后，黎元洪以功绩擢千总补用，第二年升为二管轮，赏五品顶戴。在黄海海战中，“广甲”舰管带吴敬荣不思参战，畏敌如虎，竟下令“广甲”舰脱逃，是否有狭隘的门户之见，至今未见相关史料。但事实证明，广东水师、南洋水师与北洋海军分别隶属于张之洞、沈葆桢与李鸿章，他们本来就将舰队视作家底，互为分庭；威海卫之战，广东水师、南洋水师均坐视不理，就是最有力的说明。

　　黎元洪是技术军官，在北洋海军等级森严的制度约束下，他的发言权不如作战军官。“广甲”舰的官兵没有像“济远”舰的官兵那样主动开炮还击，它一路狂奔，至大连湾三山岛一带搁浅，后被日军发现。贪生怕死的吴敬荣竟抛弃舰只和官兵，乘小艇再度脱逃——吴敬荣绝对是贪生怕死之辈，如果黄海海战的脱逃尚有门户之见、保存实力的借口，再次脱逃实为广东水师的耻辱。黎元洪等十数名官兵在主官脱逃、无法作战的情况下，决定凿船自沉，但日舰逼近，狂妄地命令“广甲”舰的官兵投降，黎元洪等官兵遂互相激励跳海殉国。黎元洪本不会游泳，但因身穿救生衣，在海上漂了三个多小时后到达岸边。

　　黄海海战后，凡临阵脱逃、作战不力的将领均被军法严厉处置，率先脱逃的方伯谦被军前正法，吴敬荣却从轻判为“革职留营”。传说方伯谦与丁汝昌有隙，吴敬荣则与丁汝昌有乡谊，所以吴敬荣的罪名只是“跟随”脱逃，侥幸不死；当然，也有可能因吴敬荣是广东水师的将领，北洋海军不便得罪，故网开一面。而决意“士有蹈海而死”殉国的黎元洪被判有违军法，监禁数月，出狱后一直没有重新起用。甲午战后，北洋海军遭千夫所指，李鸿章更成了被清流派攻击的头号替罪羊，故北洋海军除战殁者外，自提督以下三百多名各级武官被革职裁撤。黎元洪的军籍隶属于广东水师，最终也未归队，无奈之下转投张之洞的“南洋新军”，一路擢升，直到武昌起义时被推为都督。黎元洪在后来北洋政府的官宦生涯直至贵为民国大总统的年代中，尽管有令人诟非之处，但他在袁世凯称帝时拒绝“下水”接受“封号”，应该是他晚节自珍的一个表现；他在青年时代参加黄海海战“蹈海殉国”的举动，也是值得肯定的。

　　与黎元洪有大致相同经历的民国临时执政段祺瑞，他的祖父是淮军记名总兵，父亲在家种田，家道中落，十七岁的他步行两千余里投靠在威海军中做管带的族叔段从德，在营中任司书。1885年，他考入天津武备学堂，两年后以“最优等”学绩毕业，被分派至旅顺口监修炮台。一年后，经严格考核，段祺瑞赴德国柏林的军校留学，学习期间还被保送至著名的克虏伯炮厂实习半年，成为清朝早期军事留学生中的佼佼者。但段祺瑞并未受到重用，1890年回国后任职于北洋军械局，后又在威海随营教习任上五年。威海卫之战中，面对日军的进攻，段祺瑞督领实习的学生军协守炮台，这段历史也不为众人所知。

　　段祺瑞的一生当然值得圈点是非，尤其是“三一八”惨案，无论何种理由，身为最高执政，实在难辞其咎。但段祺瑞晚年保持了民族气节，洗刷了“亲日派”的恶名（1918年5月，他同意与日本签订《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协定”规定日本可在中国境内驻军）——他退隐天津后，土肥原贤二意欲拉拢他出山，在华北组织傀儡政权，被他断然拒绝。“九一八”事变后，日方请段祺瑞“调停”，亦被他予以驳斥，直呼“如今中国军队士气之高，不下于关东军”！他亲密的旧部将领王揖唐替日寇说项，遭段祺瑞疾言厉色痛告：“我是中国人，绝不做汉奸傀儡，就是你自己也要好好想想，不要对不起祖宗、父母和子孙后代！”

　　1933年避居南京时，段祺瑞曾对记者发表谈话：“日本横暴行为，已到情不能感理不可喻之地步。我国惟有上下一心一德努力自救，语云：‘求人不如求己。’全国积极备战，合力应付，则虽有十个日本，何足畏哉！”1936年10月，他胃溃疡复发，旧部来访时谈及长城内外国土将被日寇蚕食，段祺瑞听后悲痛不已，病情加重，数日便不治而亡。日寇对段祺瑞不合作的态度甚为恼恨，在他逝世后曾于北京强买其后人房产、强购其后人任职的煤矿，以此泄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