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萨特、波伏瓦在中国

    　1955年，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向全世界发出“到中国来看一看”的邀请。这个邀请，吸引了大量西方共产主义者、左翼人士来到中国。其中，就包括两位存在主义大师——萨特和波伏瓦。

　　萨特，握着烟斗的思想者，在阅读史上一度被誉为“中国80年代新一辈的精神初恋”。波伏瓦，萨特的终身伴侣，“女性圣经”《第二性》的作者。无疑，他们都是20世纪的智者。

　　在45天的中国之旅中，他们参观了东北的重工业基地，见证了农村的扫盲、土改，还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礼，受到国家领导人接见。对于新生的红色中国，他们怎么看，怎么想，又擦出了怎样的火花呢？

萨特和波伏瓦在天安门观礼台

　　同路人

　　“我很希望在9月份和萨特一起去中国，这个前景绝对叫我热血沸腾……”1955年2月5日，波伏瓦在一封信里这样说。

　　写信时，她人在马赛，应该就坐在某家咖啡馆里。

　　从法国媒体的描述，我们可以想见，“她头上包着刻板的伊斯兰头巾。叼着烟，眉头紧皱，用一双暹罗猫般的眼睛，审视着周围的一切。她的脸，干巴巴的。薄薄的嘴唇，透着固执。脸上总是那副时刻准备用女权主义观点教导别人的表情。不过此时，波伏瓦的心里该是美滋滋的吧，她的称呼终于不再是‘萨特女人’，她已和他一样出名。”

　　1955年，在欧美文化界，萨特和波伏瓦早已功成名就：

　　萨特的哲学代表作《存在与虚无》1943年已经刊印；1946年发表的《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使他成为欧美的文化偶像，连法国总统戴高乐都不得不承认，他是“法国的伏尔泰”。

　　1949年，波伏瓦写出惊世骇俗的女性解放运动“圣经”《第二性》；1954年，她又以小说《达官贵人》获法国最高文学奖——龚古尔文学奖。虽然和萨特一同受邀到访中国，但她并不是萨特的附庸。

　　对萨特和波伏瓦在思想界的成就，当时中国知识界其实知之甚少。

　　1943年11月，《明日文艺》刊载过短篇小说《房间》，这是萨特第一次被译介到中国，文章中不乏“金句”，却花落无声。

　　1947年，留法学者罗大冈回国，挑出萨特的剧本《恭顺的妓女》译成汉语。在卞之琳的建议下，还将剧名改为聊斋式的“义妓”。可惜当时书的译文未曾发表，只有《〈义妓〉译序》在天津《益世报》上刊出。

　　此后，就是数年隔膜。直到配合萨特访华，《译文》（后改名为《世界文学》）才介绍了萨特的新作。这部新作讽刺了麦卡锡主义，算不上是萨特的代表作，却是中国知识界唯一能与萨特谈论的一部。

　　而波伏瓦则压根与中国无缘，其作品要直到1981年才被译介到中国。

　　正如波伏瓦在回忆中所说，“除去两三位法国文学专家外”，就连他们两位的名字，中国作家、学者等，都十分陌生。

　　和杜威、罗素不同，萨特、波伏瓦并不是作为思想启蒙者被学界邀请到中国来的，而是作为共产党的“同路人”，“到中国来看一看的”。

　　萨特成为进入新中国的“第一个著名的西方左派活动家”，和他在二战后的思想转变分不开。

　　哲学教授刘擎在《西方现代思想讲义》中说，萨特思想中有两个重要的观念：一个是“自由选择”，另一个是“积极行动”。

　　在私生活上，他喜欢“自由选择”，还和波伏瓦签订了一个奇特的爱情契约，作为彼此的伴侣，但永不结婚。在公共领域，他则一辈子“积极行动”，不仅是哲学家和作家，还是一位社会政治活动家，甚至被哲学家福柯称为“法国最后的公共知识分子”。

　　二战时入战俘营的经历，让他放弃了“第三条道路”。战后，他对共产党的发展、社会主义实践抱有研究兴趣乃至赞赏之情，并成为法国知识界的左翼领袖，创办了颇有影响力的《现代》杂志，甚至和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一起组织了一个国际法庭，来调查和审判美国的战争罪行。

　　1954年5月，法国政府禁止上演苏联的芭蕾舞剧。作为共产党的“同路人”，萨特提出严正抗议。为此，他收到苏联领导人的邀请，对苏联进行友好访问。

　　苏联方面的行程安排得满满当当，让萨特劳累到住进莫斯科的医院，“每天从清晨开始，会见、座谈、参观、旅行、宴会等接二连三，没完没了”，除了在莫斯科稍显轻松和空闲，在其他地方，“当地的接待单位没有给他留出一点喘息的时间”。他不得不交杯换盏，展现真诚。

　　从苏联归来，他在《解放报》上连发5篇文章谈苏联印象，还破天荒地接受了“法苏友好协会”副会长一职。要知道，他可是为了“拒绝一切来自官方的荣誉”，而拒领诺贝尔奖的人。

　　1954年在柏林参加世界和平大会时，萨特在发言中铿锵有力地说，“蒋介石必须消灭，中华人民共和国必须得到承认。这是必须做到的，因为这是符合历史的发展，也就是符合创造历史的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意志的”。

　　当时，美国正在对中国进行围堵，并扶持台湾当局制造紧张局势，企图将新中国扼杀在摇篮之中。能够在公开场合为新中国讲话的人不多，萨特是个例外。

　　1955年4月，在躲过克什米尔公主号暗杀事件后，周恩来不畏艰险地出席了万隆会议。然而，在参加会议的29个国家中，只有6个国家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大会第一天，伊拉克外交大臣贾马利就直截了当地攻击共产主义是“新式殖民主义”。他挑起的争论，使整个会场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

　　对于这一突发状况，周恩来重新起草发言提纲，开门见山地表明，“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最后，周总理还热情地发出了邀请：“中国俗语说：百闻不如一见，欢迎大家到中国来看一看。”

　　话音刚落，代表们不约而同露出了轻松的笑容，全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短短18分钟的发言，极具感染力和说服力，不仅把几天来的风波都平息了，中国外交也打开了新局面。

　　据统计，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5年，外国文化界客人仅是20多个国家的550余人。万隆会议之后的5年，则激增到80多个国家的2万2千余人。

　　万隆会议一个月后，萨特讽刺麦卡锡主义的剧本《涅克拉索夫》首演，受到了共产主义者的热烈欢迎。他受邀参加在赫尔辛基举行的和平运动会议，波伏瓦也去了。

　　在赫尔辛基，她和萨特都觉得，“社会主义也加入到我们的世界里了”。此时，中国政府发出正式邀请，希望他们在“十一”国庆之际，来中国进行为期两个月的访问。

在新中国发起的扫盲运动中，家庭妇女们都踊跃报名参加学习。冯文冈摄北京日报图片库

　　发现北京

　　从受邀之日起，波伏瓦就满怀激情地投入到中国之旅的准备工作中，她阅读了大量有关东方的资料，发现自己对古代中国不感兴趣，现在中国的问题是工业化。“在这个国家的6亿人口中，有5亿多是农民，另有7500万手工业者。实地考察这样一场变革的开始，我觉得是个很好的机会。”

　　她的朋友暗示说，“花某个政府的钱，只需六个星期就会把自己给出卖了”，波伏瓦回敬说，这是贬低了她和对方的诚实：“如果我一开始就对中国有敌意，我不会接受这一邀请。而且我在接受邀请的时候，并没有签订任何契约。我从来不认为自己会违心地为它做些什么。”

　　反共人士竭力贬低所有有利于新中国的见证。“为什么眼见之物就不能信、不能评？谁也不能长时间、大规模地蒙蔽整个国家”，相对于西方的“有色眼镜”，萨特和波伏瓦更愿意相信自己的眼睛。

　　1955年9月，他们穿过西伯利亚，从莫斯科坐飞机来到中国。

　　飞机在戈壁沙漠上空飞行。除了萨特和波伏瓦，机舱里还有两个捷克人、三个苏联人、一个匈牙利妇女和她的小女儿，以及一个南非人。

　　那个南非人也是受中国政府邀请的，他刚从好望角到巴黎、伦敦、赫尔辛基和华沙走了几个月。在莫斯科机场，当他从高音喇叭的嗡嗡声中分辨出“北京”两字时，眨着眼睛说：“我不是在做梦吧？”

　　至于波伏瓦，飞了36个小时，一宿没睡，一路困惑地问自己：究竟会看到些什么呢？

　　9月6日，他们终于落地北京。一个姓蔡的年轻翻译握住他们的手说：“中国人民在焦急地等待着你们。”

　　当汽车穿过到处是工地的、灰色调的北京，波伏瓦有些怀疑，这真是中国的首都吗？翻译小蔡好像看出她在想什么，一挥手，夸张地做了一个扫除的动作，“我们很快就会把这个街区拆掉了，已经列入计划。”

　　“当蔡大手一挥，表示要把整个街区都拆掉的时候，他对未来充满了信心。不在乎好不好看，只相信将来，这告诉我，我确实是在一个进步国家。”这就是波伏瓦对中国的第一印象。

　　他们下榻的北京饭店，当初是法国人建的，如今住着各国代表，有1500人左右。法语、英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餐厅里可以听见所有的语言，甚至可以看见捷克的一个聋哑代表团围在桌边无声地打着哑语。

　　外宾们的行程高度雷同，为了避免他们一起涌入车间或剧院，接待部门不得不制订一个与列车时刻表同样复杂的时间表。有时，对于官方早出晚归的安排，波伏瓦有些生气，特别是访问官厅水库的事儿：

　　从8点到12点，火车一直在隧道里穿行。当波伏瓦跟一个丹麦代表团坐在木屋里啃三明治时，想起那如同黑夜、煤烟弥漫的四个小时，他们不禁抱怨：为什么要让我们这样旅行？看看杂志上的照片和报道不就够了？

　　随着观察深入，波伏瓦自己领悟到了中方的执念：

　　在北京的各个城门，人们在徒手建造住房、学校、医院和办公楼。没有吊车，没有气锤，没有卡车——没有一台机器……他们就是用这种有4000年历史的技术来建造新北京的，建造大坝、铁路，汉口横跨长江的大桥也是如此。

　　“对他们来说，一条铁路，除了它的实用价值，它还必须表明，这是对过去的胜利，是崭新的未来的开始。他们希望来访者能证明这种成就，为此，有必要眼见为实。如果光相信照片或报道，一回国，不友好的人士就会怀疑他是被宣传蒙骗了。他必须肯定：我用自己的眼睛看见了这些东西。”

　　作为新中国的见证者，萨特和波伏瓦受到了“程式化”的接待。

　　参观工厂、学校或者农村，形式都一成不变：首先进入会议室或厂棚，墙上总是挂着红色的锦旗，茶叶在杯里漂浮。干部介绍情况，参观现场后，回来接着喝茶。

　　即便提问题，得到的答案也很理想化。波伏瓦曾问妇联的一位副主任，在农村如何实现男女平等、年轻人独立自主，回答是婚姻法一下子解决了所有问题。在托儿所和学校里，如果问孩子太调皮捣蛋，怎么办？答案是，这种情况不存在，没有懒学生。

　　让波伏瓦苦恼的是，到北京一周，除了安排的参观，他们只能在北京饭店的阳台上“遥望”北京，眼前没有街道，也没有屋顶，只有景山。“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跟任何中国人进行过非官方接触。”

　　正苦恼着，她有了新发现：作协送来许多英文资料，有书、有活页、有杂志，与提供给外国代表团的资料写法完全不一样。

　　在英文杂志中，他们读到了李富春“五年计划”的报告，“其真诚和严肃在其他任何国家都没有先例”。

　　“这种自我批评如此严肃，以至于在香港（地区）、美国发表的反共檄文只是对中国政府发表的声明进行断章取义。他们割裂文章的背景，在这种弄虚作假的基础上进行拼凑，做出灾难性的预言：他们玩的就是这类花招。”通过对比，西方报道“套路”显而易见。

　　《中国文学》英文版是波伏瓦的另一个宝库。后来，她往往把参观的地方，看成小说更广泛、更具体的展现。“如果我没有见过中国的农村和农民，我就不可能那么深刻地理解丁玲和周立波关于‘土地改革’的小说。”

　　至于老舍笔下的龙须沟，她去现场看过了才明白：铺石路面，干净整洁的房子，没有垃圾和废物，这些法国的寻常事，在中国是一个巨大的胜利。

　　密集参观一周后，萨特、波伏瓦终于有了大把的自由时间，可以每天独自在北京的大街上散步。对他们来说，“在马路上散步，是一种不容置疑、不可替代的经验，对于了解一座城市，它比最英明的推测也强百倍。”

　　在王府井和大栅栏，他们感受着北京的市井气，也观察着流动小贩、古玩商、手艺人。与苏联对比，中国的政策更积极而审慎：保留了小商人和手工业者的所有权，北京的面貌才如此古老。商人们极其诚实，这是“五反”运动从上到下在整个系统内产生了作用。

　　“我在北京从来没有听见有人大喊大叫。当两辆自行车或人力车相撞时，骑车人会对视一笑。在我看来，这种好脾气是这座城市的魅力之一，这一点，我一到北京就发现了。”波伏瓦说。

　　一次，他们随便递出一张一元纸币作为车资，车夫摇摇头，表示太多了。他们又拿出一些小张纸币。车夫迟疑了一下，只拿了其中一部分。这种迟疑，让他们对北京人的诚实有了很深刻的印象。

　　在他们眼中，北京人“自然、放松、满脸微笑、多种多样，是智慧的”。就连千人一面的蓝咔叽布制服，也有了善意解读：在这个“大家一致”的国家里，人们感到比在贫富悬殊、穷人潦倒的国家里更舒服。

　　显然，打动他们的是北京人，而不是北京的古迹。

　　封闭的故宫在他们眼里有点丑，因为它给天子的，不是瞭望世界的视点，而是一堵墙，不让他的威严受到外面世界的侵犯，是一种绝对的隔离。

　　参观天坛时，导游说“这座建筑证明中国的劳动人民是多么能干”，他们不认同。“尽管这些伟大遗产的建筑风格来自民间，但它们并没有表达人民的意愿，而是反映了帝王的野心、他们巨大的孤独和对人民的压迫。”

　　与皇家建筑相比，他们更喜欢上世纪50年代建设的、那些带有中国民族风格的新建筑。

1955年国庆游行队伍中的文艺表演 北京日报图片库

　　“十一”观礼

　　北京的魅力，在“十一”达到高潮。

　　萨特、波伏瓦去东北参观了几天，再回来，北京的城市面貌就发生了巨大变化，街道焕然一新，让他们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北京饭店的新翼已修缮完毕，脚手架也拆了。饭店外墙上挂着彩色的横幅标语和圆鼓鼓的红灯笼，到处都飘着红旗，是红色的海洋。

　　波伏瓦从9月29日开始，详细记录了那几天的活动，尤其是国庆酒会、在天安门城楼与中国领导人检阅游行队伍和当天的焰火晚会。

　　9月29日，周恩来在北京饭店新落成的宴会厅招待包括萨特、波伏瓦在内的外国代表团，加上外交使团的人员，竟有2200人之多。

　　宴会上，萨特、波伏瓦首次领略了总理的魅力，“他的微笑像乔治·拉夫特一样迷人，他有一种在中国人脸上很难见到的东西：不卑不亢。他善于辩论，应答机智……”

　　当周恩来踏着“斗牛士”乐曲，从这桌走到那桌，不停地与客人们碰杯，交换微笑时，波伏瓦觉得，他认识他们每一个。周恩来还特地给卓娅的母亲鞠躬，当时，卓娅是家喻户晓的苏联英雄。

　　“十一”当天，萨特、波伏瓦作为贵宾被送往观礼台。在观礼台上，他们遇到了新朋旧友，1.2万个座位，座无虚席。

　　上午十时，毛泽东在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宋庆龄等人的陪同下，来到观礼台，“他穿着一件灰绿色的旧式呢制服，戴着帽子，这顶帽子在游行过程中他不时取下，向欢呼的人群挥舞。”

　　在长达4个小时的活动中，穿着深蓝色棉布服的队伍川流不息，“第一个五年计划万岁!”“解放台湾!”“和平万岁!”50万北京市民高呼口号，喜气洋洋。

　　在中国待过很久的新西兰记者艾黎转过身问波伏瓦：“您能想象这不是发自内心的吗？”当然不，波伏瓦认为，他们的脸上没有奴性的表情，也不像是被迷惑的样子，他们对毛泽东的感情如此深厚、如此直接，不是“集体狂热”，而是发自内心的爱戴。

　　波兰物理学家因菲尔德说：“当你看到这些，你再也不想做一个愤世嫉俗的人了。”另一位目瞪口呆的外国友人喃喃地说：“在罗马或是巴黎，很难想象有这样的事情，我们心灵太缺乏纯洁了。”波伏瓦颇有共鸣：这种纯洁会使人们的生活像刚被洗过的天空一样明净。

　　当天晚上，萨特、波伏瓦同100个代表团一道，被邀请到天安门城楼上观看焰火。因为是作家，他们与茅盾夫妇同桌。除去交谈，人们的注意力都在与大家问候的毛泽东、周恩来身上：“他们穿得跟大家一样，没有因为自己位高权重而板起脸孔，或要显示自己的身份，一点都没有……他们不但深具魅力，而且能唤起人们一种十分罕见的感情——尊重。”

　　焰火后，萨特、波伏瓦走向广场，在欢歌笑语的青年中穿行，被他们的微笑感染，看他们跳舞，一直到凌晨。

　　10月3日，陈毅副总理接见了萨特和波伏瓦，老舍、茅盾、夏衍等也在座。

　　“十一”的欢愉，让北京饭店宴会厅充满了对中国的赞许。有人说中国的农村比法国的农村更舒服、更富裕，也有人说中国的妇女总体而言是世界上最解放的妇女。

　　作为女权主义者，波伏瓦希望社会主义为女性带来平等和公平，但她也怕中国被过度赞扬“捧杀”了，就委婉地以“老人”身份提醒刚到中国的“新人”：“在中国，有个错误一定要避免：那就是静止地判断问题。”

　　“看不到它所面临的困难就是无视它的努力。”她意味深长地说。

　　从北到南

　　上世纪50年代中期的中国，“三反”“五反”运动使国内安全有了很大的改善，土改完成让广大农民看到了希望，农业合作化运动接近尾声，第一个“五年计划”如火如荼，新中国的经济迅速发展，国际影响也在逐渐提升。

　　在北京，萨特、波伏瓦感受着如日初升的活力，但作为新中国的观察者，仅看北京还远远不够。为此，他们没有像大多数受邀者一样待在北京饭店，而是不辞辛苦，访问了东北的几个重工业城市，月底赶回北京参加国庆大典后，又南下南京、上海、杭州和广州。

　　为了看得更多，行程以火车为主。从北京到沈阳要20个小时，到南京要30个小时，到广东则要3天，整个行程，花在火车上的，就有130个小时。

　　工业化是萨特的兴趣所在。听说中国人决心用50年来追赶一千年的差距，他吃惊于这个任务的跨度。

　　但当他在同一天，既看了鞍山高炉，又看了附近土墙茅舍、徒手耕作的乡村，萨特感慨道，“每一天，每看一眼，必定要同时看到古老的中国和未来的中国，才能够懂得你们当前的情况，正是这个生动的矛盾所构成的。”

　　在抚顺，一位工程师很淡定地告诉他：“这个城下面有矿，我们要把这个城搬开。”萨特对他肃然起敬，回国后，在一次记者访谈中，他自问自答：

　　“中国对我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呢？我告诉你，我为那里的人民和他们的领袖之间共有目标的一致性所震惊。群众的被动性是中国正在消失的许多事物之一，他们正为实现那些简洁明确的具体目标而奋斗。我把这称为群众的自主决定。”

　　“这些集体性的成功是如何可能的？是因为中国人民有无穷的智慧。……他们有信心、能克服私欲。他们的领袖坦率地说，在目前这一代，人们的生活只能有一定的改善，目前只能做些暂时性的工作，建设一个新中国需要50年时间。但群众对此并不失望，他们有新中国的蓝图，为它而工作，似乎这一新中国在第二天就能真正实现。”

　　扫盲运动也是萨特经常讲的一个例子。政府意识到他们不能提供足够的学校和教师，所以呼吁：所有识字的人要至少教他的一个邻居识字，这一运动开展起来，正是群众的自主决定，中国的面貌正以惊人的速度改变。

　　他还比较了中国土改的成功与东欧国家集体农庄的失败，用苏联的失误来反衬新中国的英明和正确：“没有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生搬硬套，而是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中国已经找到出路，正奔向无限的未来”。

　　在上海，他们受到一对法国富翁的殷勤款待，这对夫妇大倒苦水，想借知名人士为上海的西方资本家鸣冤叫屈。深入交谈后，波伏瓦发现，他们为了抹黑中国，不惜歪曲事实。

　　当这对夫妇继续在西方媒体上撒谎时，波伏瓦站出来：“中国领导人从来就不隐瞒自己的观点，认为他们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取缔外国资本主义。法诺先生和他的朋友们是不是以为自己还能像以前一样，在新中国把事情‘摆平’吗？如果是这样，他们只能怪自己算计错了。”

　　在广州，参观了大片拥挤和贫困的人家后，他们相信，中国政府没有向他们隐瞒中国，没有掩饰他们的广大农村，而是展示给他们看了。

　　从广东回到北京时，秋意正浓，大街上飘散着板栗的味道，树叶是塞尚画笔下的那种绿色。

　　头顶的冷月像一块大浮冰，夜色中，萨特和波伏瓦在胡同中漫步。一个卖面条的小贩在吆喝，声音在没有窗洞的墙壁之间回响。远处，有人在叩打一扇木门的门环，除此以外，就再也没有别的声音了。

　　“重回北京，我才发现我是多么爱它，它没有上海那么嘈杂，也没有广州那么多彩，但在中国，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和美丽的灰色胡同相比……北京是世界上罕见的几个地方之一，在那里，有时，一切都是完美无缺的。”

波伏瓦

萨特

　　三位女作家

　　在中国，最让波伏瓦不知所措的，不是无处不在的痰盂，而是中国人过分的拘谨和礼貌。“真的很客气，他们的关心是无微不至的，但要交心，非常难。”

　　一次，晚宴结束前，大家端起酒杯干杯，默默陪了他们一天的东北作家微笑着自我批评说：“我有一个大缺点：不知道如何表达心中的感情。”翻译也赞同地说：“是的。人们常说，我们中国人像是热水瓶，外冷内热。”

　　其实，这种冷，不仅是中国人的性格使然，互不了解也是主要原因。

　　当时，中国主要是把萨特、波伏瓦当成统战对象来接待的，对他们的理论与创作没有推介。在日内瓦大学任教的萨特研究专家德尼思·贝尔多莱先生讲过这么一个细节：萨特在北京与茅盾、丁玲等知名作家会面时，由于双方都没读过对方的作品，所以大家只好谈美食。

　　在中方作家回忆中，能想起来的对话，好像只有饭桌上的俏皮话。诗人艾青说，“我们什么都吃：四条腿的任何东西，除了桌子；成双成对的所有东西，除了父母。”

　　波伏瓦曾试图与中国作家探讨文学，甚至直接告诉茅盾本人，他的作品有矛盾之处，主角过于“高大全”了。但只得到了敷衍的回答，“中国的文学尚处于起步阶段，要创作出真正令人满意的作品还需要时间”。显然，对如何塑造人物，茅盾并不打算深谈。

　　作为思想家，萨特、波伏瓦渴望与中国人建立起真正的友谊。而知道他们的大名，能与其深入交流的，也就两三个，这是他们第一次在旅行中遭遇这种情形。“这种互相的无知甚至比各种政治限制更阻碍我们的交谈。”

　　新中国成立前就曾翻译萨特作品的罗大冈，终于在北京大学与大师见面了。“这位名重一时的西方大作家，给我的初步印象是出乎意料地谦和朴讷，平易近人。没有听到他在平常谈话时自以为是地高谈阔论，没有听他说过一句故作惊人之谈的俏皮话。”罗大冈在《悼萨特》中回忆。

　　让罗大冈印象最深的是，他早年翻译的《恭顺的妓女》，正准备在《译文》1955年第11期上发表。该刊编辑部主张将这个剧本的标题和结局，按照苏联的译本修改，以强化反美的意味。这样，不但结局相去甚远，连名字都换成了《丽瑟》。罗大冈当面问萨特是否同意这样改，萨特毫不犹豫地表示完全同意。

　　他这种豪爽的风度使罗大冈既惊讶又钦佩，特别是想起我们有些地位相当高，或自以为高的作家和翻译家，你要是改动他一个字，一个标点，他可能就暴跳如雷，越觉得萨特气度不凡。

　　萨特视罗大冈为友，临别时特地问他需要什么法文书。罗大冈以为只是随便问问，所以也就不大在意地说，想要萨特的全部著作。后来，萨特果真从法国将他的著作悉数寄来。“像萨特那样认真，说话算数，把成套的书寄来，可以说是例外中之例外。”

　　相对于萨特，波伏瓦在中国更是知音难觅。幸而，陈毅把一个最合适的人派到了波伏瓦身边。

　　留法15年的陈学昭是法国文学博士，有着法式优雅，给自己的侄子写信都称“您”。她也有很多层次很高的法国朋友，甚至还有一本法文版的《第二性》。

　　陪同他们北上南下时，陈学昭和波伏瓦在卧铺车厢里，彻夜长谈，成了很好的朋友。波伏瓦形容，她非常聪明，极有教养，是个出色的观察者，她给我提供了各方面的非常宝贵的信息，嘴里没有一句废话和宣传，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其他“干部”身上的客套和僵化。

　　鉴于萨特、波伏瓦的特殊关系，陈学昭还特地关照工作人员，给他们安排一套有两个房间的房子，两个房间要既独立又相通。这种细节，绝非一般女干部能够想到。

　　在中国，波伏瓦主动想去结交的是丁玲。在作协给她的英文资料里，她读到了丁玲获斯大林文学奖的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为此，她提出登门拜访，陈学昭作陪。

　　这三位中法女作家，丁玲出生于1904年，陈学昭出生于1906年,波伏瓦出生于1908年，她们年龄相仿，都有文学成就，感情经历也都称得上波澜壮阔，陈学昭还是丁玲在延安的旧识、1950年代关系最密切的朋友之一。

　　按常理，这应该是一次能够畅谈的欢聚，但波伏瓦觉得丁玲冷淡得有点不礼貌。她注意到丁玲工作台上有支画笔，就问她是否作画，可丁玲笑了笑，什么都没说。

　　波伏瓦有所不知，1955年，正是丁玲后半生坎坷命运的开始。8月8日，作协配合“肃反”运动，开始揭发批判丁玲。丁玲一下就蒙了，她没想到自己会成为批判对象，更没想到陈学昭这样的朋友也会揭发她。

　　陈学昭无意伤害丁玲，但她和丁玲的私房话被曲解为“一本书主义”，成了批判中的猛料，这搞得陈学昭心事重重，一直想找机会跟丁玲解释。但有波伏瓦在，此事又不能谈，尴尬可想而知。丁玲不说话，也许是怕说错话。

　　这顿家宴，吃的是萃华楼的鱼翅，但丁玲已经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陈学昭恰好是“递刀子”的人，那种暗地里的剑拔弩张，波伏瓦怎能明白。

　　1983年4月，应密特朗总统之邀，丁玲访问法国。这次，波伏瓦也在家里接待了丁玲。28年后再重逢，客厅里最引人注目的，是桌子上那两只萨特的石膏手模。回忆起在丁玲家吃到的鱼翅，波伏瓦大笑着说“鲨鱼的鳍”！

　　一个月后，丁玲途经杭州时去看了陈学昭，并转达了波伏瓦的问候。对困顿中的陈学昭来说，这无疑是一种安慰。当年夏天，她写了《一九五五年夏天在北京》一文，回忆在中国作协批判丁玲大会上，某些人动员她揭发丁玲的经过。

　　三位女作家，三次电光火石的相见，就这么匆匆诉说了悠悠岁月。

1955年国庆，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的代表们走过天安门广场。李祖慧摄 北京日报图片库

　　精神之旅

　　45天的访问后，萨特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我对新中国的观感》，在《法兰西观察家》周刊发表了《我们所见到的中国》。

　　他盛赞中国的发展变化：“这个伟大的国家正不断地在转变。当我到达这里的时候，我那些从中国回到法国的朋友所讲的情况已经不再完全正确。等过了一星期，我再说的话，也不会是完全正确的了。”

　　他还对法国公众说：“对这个曾经遭受过多少苦难，而且今天又能够不计较旧日仇恨的伟大国家，法国人民只能抱有一种情感，那就是：友谊。”

　　但在法国，反华势力依然强大，《世界报》《费加罗报》等几家主要报纸都大放厥词，讽刺萨特、波伏瓦是拿了中国的钱，替共产党唱赞歌。为了回应这些攻击，萨特接受记者采访，并组织了大量文章，发表在他任主编的《现代》杂志上。萨特还想写一本书，但未能如愿。

　　到1975年，萨特还在其《七十岁自画像》的长篇谈话中谈到中国。当记者问他：“在你的同时代人中，你有没有对别的人也予以完全的看重？”他的回答是：

　　“毛（毛泽东）。我给与毛以完全的看重，至少一直到前几年。”

　　“我在余年还愿意去几个地方旅行，其中有中国。我在它的历史的一个瞬间，1955年，见过这个国家。后来发生了‘文革’，我很乐意现在重新见到它，我想这样我就能更好地理解它。”

　　萨特重游中国的愿望终未实现，但在他死后，却完成了在中国的精神之旅。1980年萨特逝世，《人民日报》称其为“中国人民的朋友”，以此为契机，在我国的知识青年群体中，掀起了一波“萨特热”。1982年，萨特曾被短暂批判，与当时流行的蛤蟆镜、喇叭裤并列为“三大精神污染”，足见其影响之大。媒体评价说，萨特是“80年代新一辈人的精神初恋”。不过，“萨特热”来去如风，很快就与1980年代一同成了历史记忆。

　　波伏瓦看出1955年的中国不过是一种过渡状态，描述也是白费心机，“它需要的是解释”。于是，她用一年时间收集了大量资料，并结合自己观感，写出一部厚达500余页的著作《长征》。这部书，以“论中国”为副题，几乎讨论了关于中国的一切，引用了无数资料和数据，还加上作者的实地考察和理性分析。

　　虽然颇费功夫，也清醒地知道这本书“明天就会过时”，但中国现在发生的故事太激动人心了，各个阶段都值得记录下来。

　　正如萨特、波伏瓦的学说在中国传播颇费周折一样，这部反对妖魔化中国，当时在西方世界引起争论的书，多年都未被翻译成中文。这也是波伏瓦一生中唯一一本，没有在西方世界获得再版的著作。

　　2006年10月，译者胡小跃陪同波伏瓦的密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艺处原处长戈贝尔女士在中国作关于波伏瓦的巡回演讲。一路上，无论在机场还是在车站，甚至在旅馆等待工作人员的时候，只要有空隙，已过古稀之年的戈贝尔女士就会从随身手袋里掏出一本发黄的旧书。

　　胡小跃好奇地凑过去看是什么书，原来是波伏瓦的《长征》。他早听说过这本写中国的书，但没找到。戈贝尔女士说，这本书绝版了，她的这本还是从古旧书店里预订了很久才得到的。

　　为了翻译此书，胡小跃联系了原版的出版社，连出版社也只剩几个留做档案的保存本了。到2012年，此书的全译本，在出版50多年后，才第一次以中文出版。

　　正如萨特所说：“初步的印象也许会包含一些真理。我所看到的也就是大家都看得到的东西：中国已经显示了它的无所不包的容貌。至于一些特定的真理，那是下一步专家们的事情。”

波伏瓦中国之行后的著作《长征 中国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