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家日用品是怎样成为国宝的I古都

北京作为历史悠久的著名古都和文化名城，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但真正意识到城市遗产的价值并予以保护，却要追溯到清朝的最后几年。

　起念于国家危难之时

“古”意味着悠久的历史和文明的结晶，“古物”泛指有价值的古代遗物。在漫长的封建统治时期，传统的古物保护集中体现在古代统治者对钟鼎、古器等前代遗物和皇家陵园的保护上，它们大多因为礼仪和政治意义而受到朝廷重视。自宋代金石学兴起后，前代碑石、造像等受到文人士大夫的青睐，到清代金石学进入鼎盛期，其研究范围扩大到玉器、竹简、甲骨、明器等众多古物。

不过，长期以来，对古物的关注只是出于文士们开展文字考订、证经补史的特定学术研究需要，或是满足文人清赏的业余爱好，所以古物保护总体而言局限在狭小圈子之内，与近代意义上的遗产保护截然不同。

近代古物保存观念产生于国家危难之时。自晚清西方用坚船利炮打开古老中国的大门，中国便被迫卷入世界近代化进程中，风雨飘摇中的传统专制王朝不可避免走向末路。与王朝一道陷入困境的还有作为皇室私家收藏的历代珍宝，圆明园之劫和多国联军攻陷北京使原本深藏于内府的珍宝大量流散。当时的有识之士，无论是在异国博物馆目睹祖国之宝玺珍玩，还是亲见流散在市面作价售卖的内廷珍宝，无不激起沉痛悲愤之感。

维新改良派代表康有为一生致力于救亡图存，他于戊戌变法失败后逃亡海外，在异域考察了外国的政治文化、历史变迁及古迹遗存，以期对国家改良有所裨益。当康有为看到国外博物馆展陈的中国珍奇宝物，有感于国家精华流失，他在痛心疾首之余也思索并意识到作为国粹的古物与国家文明的内在联系。这一心绪在康有为所著《欧洲十一国游记》中记载为：“古物存，可令国增文明；古物存，可知民敬贤英；古物存，能令民心感兴。”古物在这里已然成为文明兴衰和国家命运前途的隐喻。作为一国的文明象征，古物保存的必要性得到了知识阶层的普遍认同。

公开展示的皇家用品

从古物陈列所到故宫博物院

除了流落海外和散佚民间的大内古物珍玩，清代皇室收藏还有相当一部分分散在多处皇宫和行宫中，主要集中在北京紫禁城、盛京皇宫（今沈阳故宫）和热河行宫（今承德避暑山庄）。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后，对于如何处理前朝遗产，清室和北洋政府并未就皇室收藏的归属达成一致。

清室依据《清室优待条件》坚称皇室收藏属于私产，即“清帝原有之私产由中华民国特别保护”，后又多次声明“宫中所有物品，按照优待条件皆属私产”。而民国政府则将前清收藏视为国家公共财富，希望将它们纳入现代古物保存管理体制中。热河行宫古物失窃一事，直接促成了民国政府将各处清朝皇室珍玩如盛京故宫和热河行宫古物运输至北京，并于1914年在紫禁城成立古物陈列所，成为第一个国家博物馆性质的收藏机构。

由于古物归属模糊，地点也位于逊帝溥仪实际居住的紫禁城之内，古物陈列所实际上归民国政府和清室共同管理，第一任所长也由清室护军都统担任。遗憾的是，被展陈的古物有时被清内务府或民国的政府机关提取不归，这也反映出当时古物保存的名不副实。

这一状况延续到溥仪被逐出宫。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清室古物转变为故宫博物院永久藏品，成为民国所有的国宝，不再归于一人一姓，从而彻底排除了任何个体占为己有的可能。

事实上，古物的物，本身其实并不一定是古老而久远的，诸如珠宝玉石等物件，有些就是前清皇室日常所用，不过，由于时代和社会已经发生巨大变革，使得新旧之间的差异直接变成古今之别，昨天皇家的日用品，如今成了被视为国家公共财富的古物。

　　古物陈列所外景

建筑遗产成为保护对象

随着政治中心南移，1928年南京政府设立北平特别市，北京改称北平，这成为城市身份的一大重要转折。当城市的政治属性被剥离后，拥有大量皇家宫殿、坛庙、苑囿的北平，以文化城作为新的城市定位，这也意味着古老帝京以文化重振城市的雄心。

1933年华北战事吃紧，战争逼近使得故宫古物南迁，残留的帝王宫阙成为北平城的文化代言。因而，相较于清末民初注重可移动古物的收集保存，这一阶段北平建筑古迹开始受到更多关注，而建筑古迹的保护多放在“文物”名目下得以开展。

“文物”作为汉语固有词汇源自《左传》，即“文物以纪之，声明以发之”，这里的“文物”与现今意义不同，指传统礼仪、典章制度及相关器物。随着时代的变迁，在20世纪初的语境中，文物的含义主要指物质文化遗存，尤其指包括宫殿楼阙在内的古代建筑。在中西建筑相对照的视野下，认识到我国传统建筑和工艺的独特价值并以“文物”来命名则要归功于朱启钤。

朱启钤一生经历清末、民国至新中国多个时期，曾任北洋政府内务总长，主持京都市政公所，对北京市政建设有开拓之功，他不仅改建正阳门，打通东西长安街，还在社稷坛基础上改建了北京市第一个公园——中央公园。朱启钤也是古物陈列所的发起人之一，后于1930年成立中国营造学社，以中国古代建筑和营造法式为研究对象，为古建筑研究保护做出了开创性贡献。营造学社的主要成员有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刘敦桢等人。朱启钤在《中国营造学社缘起》中介绍，“就此巍然独存之文物，作精确立标本”，明确以“文物”指称建筑遗产，并指出，“北平为文化中心，亦即营造学历史美术之宝库，自宜暂以北平为社址”，突出北平的文化艺术价值。

在营造学社推进文物研究与保护的同时，文物一词也为北平市政府接受，并得到官方的进一步推广实施。为了保护好北平的名胜古迹，1930年北平市政府公布了名胜古迹、古物保存规则，明确了古迹古物的保存责任；1935年又成立旧都文物整理委员会，聘请营造学社为技术顾问，制定古建维修计划，天坛、香山碧云寺、正阳门五牌楼等得到修缮。

这一时期文物得到重视，其原因一方面是营造学社对文物价值的提倡，使人们逐渐认识到不可移动遗产的珍贵；另一方面，战争对文物建筑的威胁和实际损害极大，激起人们的注意。相较于今日专指古代器物的古物这一称谓，文物一词的覆盖面显然更广，因而被一直沿用下来。

从意识到古物的价值，到古物保存，再到文物保护，代表着城市文化遗产保护观念的进步。保存意为保有维持古物的原初状态和面目，其主要途径是归集保存，以免散佚破坏；而保护则突出传统技艺和文化精神，在避免衰颓的同时强调传统的弘扬和延续。从古物保存到文物保护，人们对城市遗产及其价值的认识不断深入，以朱启钤、梁思成等为代表的建筑学家，为城市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开辟出一条新的道路。

（作者单位：北京市社科院文化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