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是怎样完结的

2002-12-1 11:00| 发布者: 佚名

1905年，在中国已经实行了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终于走到了生命的尽头。这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在中国文化史上的意义也十分重大。描述科举制完结的过程和线索，不仅可以看到近代中国历史前进的脚步，对于古老的科举制本身的研究也可能是一个有意义的视角。一科举制的历史变迁 1905年，为着科举制的废除，社会一片欢呼。报章兴奋异常，有的称这是“革千年沉痼之积弊”，有的说废科举是“真中国历史上之新纪元，而东方大局之转移在此矣”。废除科举制的意义当然是重大的，但就历史而言，科举制是否真的就是千年沉痼呢？科举制从汉代的察举制进化而来，本身已经带有历史选择的意味。科举制从诞生之时起，就没有停止过讨论。批评，但总的方向还是不断改进而不是废弃不用。在科举制度刚刚兴起不久的时候，它的许多弊端就已经显现出来。历代统治者也不是置之不理。唐高宗永隆二年（681），根据考功员外郎刘思立的建议，皇帝专门下了一道诏：“学者立身之本，文者经国之资，岂可假以虚名，必须征其实效。如闻明经射策，不读正经，抄撮义条，才有数卷。进士不寻史传；惟诵旧策。共相模拟，本无实才。所司考试之日，曾不简练，因循旧例，以分数为限。至于不辩章句，未涉文词者以人数未充，皆听及第。其中亦有明经学业该深者，惟许通六，进士文理华赡者，竟无科甲。铨综艺能，遂无优劣。试官又加颜面，或容假手，更相嘱请，莫惮纠绳。由是侥幸路开，文儒渐废，兴廉举孝，因此失人，简贤任能，无方可致。自今已后，考功试人，明经试帖，取十帖得六已上者，进土试杂文两首识文律者，然后并令试策，仍严加捉搦，必材艺灼然。合升高第者，并即依令。其明法、并书算贡举人，亦量准此例，即为常式。”（《全唐文》卷十三）正是考试本身造成了应试主义盛行。考试不在于显示才干和什么真才实学，最重要的是考中。所以，什么方法有利于考中，就采取什么方法。这还不包括通常的作弊。“明经射策，不读正经，抄撮义条，才有数卷。”这是一种简便的复习方法，这样做虽不利于经典的理解，但有利于考中。“进土不寻史传，推诵旧策。共相模拟，本无实才。”旧策，就相当于清人的所谓时文，虽然并不能证明自己的文章水准，但也是有利于考中，所以这种方法能够千百年流传。唐高宗的诏书，说明统治者并不喜欢这样的风气，但他们能做什么呢？一是想方设法考出真才实学，一是尽量做到程序公正。应该说，从唐朝到清朝，在考试的程序公正方面是有很大进步的，宋朝出现了锁院制，考官在考选期间与外界隔绝；糊名制，把考生的名字籍贯封糊，以免评卷人认出；后来进一步发展到誊录制，干脆把试卷誊写一遍，评卷人连字体也没有办法辨认出来了。唐朝时还可以带参考书，到宋受到限制，明清时片纸不许带入。与此同时，考场纪律更加严明，甚至要对考生搜身检查，考官分工更加明细，纪律更加严格，试卷管理更加繁复。可以这样说，就科举考试的程序公正的进步而言，差不多已经达到了人类智能的极限。最困难的是用考题考出真才实学，考出国家需要的人才来。安史之乱发生以后，唐朝的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总结安史之乱的教训，有人把科举考试的弊端与社会伦常联系起来，从而对当时的科举制进行了激烈的攻击。唐代宗广德元年（763），礼部侍郎杨绾、尚书左丞贾至都指出正是当时的考试制度造成了社会道德水准下降，并且为安史之乱的发生提供了条件。他们主张取消进土科和明经科，令地方察举孝廉，尚书只考试经义和对策。这种意见是用心良苦的，但最后终于没有改动，因为实行的制度已经延续了很多年，一旦废去，可能会激化新的矛盾。虽然如此，但对于考试项目比如考试诗赋的问题，却引起了长期的争论，而占上风的观点是以诗赋取人最不实用。加上古文运动的推波助澜，世人普遍倾向于从文章的观点看学识，不重视诗赋表现的才华。当然在考试的具体问题上，是否考试诗赋，唐朝后期时有改动摇摆，并没有真正解决（参见吴宗国先生《唐代科举制度研究》第七章，辽宁大学出版社）。北宋神宗时期，王安石主持变法，关于科举考试，再次出现争论。苏轼反对改革科举考试中的诗赋项目，认为从唐朝以后，“以诗赋为名臣者，不可胜数，何负于天下，而必欲废之？”但改革派的王安石则主张一是要统一道德，所以要修学校，变科举。另外，他认为：“今以少壮之时，正当讲求天下正理，乃闭门学作诗赋，及其入官，世事皆所不习，此科法败坏人材，致不如古。”最后罢诗赋、帖经、墨义，只考经典大义、论、策。取消诗赋考试之后，又增加明法一科，后来连进士科也加试法律（《宋史·选举志一》）。王安石的科举内容改革，明显的目标是减少虚华（如诗赋）、增加实用（如法律）。但是，就总体而言，如果从近代的眼光看，依然在儒家经典里打转，并没有跳出多远。不仅如此，王安石的这个改革，到了哲宗元祐更化，又一项项被推翻，恢复诗赋考试，罢试律义，科举又回到老路上去了。朱元璋定天下，洪武三年（1370）开始恢复科举考试，下诏：“汉、唐及宋，取士各有定制，然但贵文学而不求德艺之全。……自今年八月始，特设科举，务取经明行修、博古通今、名实相称者。”科举连续进行了三年，朱元璋突然失去了兴趣。他认为：“所取多后生少年，能以所学措诸行事者寡，乃但令有司察举贤才，而罢科举不用。至十五年，复设。十七年始定科举之式，命礼部颁行各省，后遂以为永制。而荐举渐轻，久且废不用矣。”（《明史·选举二》）朱元璋的这个变化过程，意味深长。他也是从批判文学、召唤真才实学开始，然后发现科举上来的后生没有实践能力，就干脆放弃了科举，恢复察举制度，但最后还是回到科举上来了，应该说这是历史的选择。乾隆三年（1738），兵部待郎舒赫德认为科举考试不合理，从八股文这种文体，到考试内容，他要求全面改革科举。他的这种说法在当时是共识，反对者以大学土鄂尔泰为代表，当时就承认舒赫德的看法是正确的。他对科举的非议范围比舒赫德更大，但他还是反对改革之说的。他认为舒赫德没看到更根本的地方，不是循名责实，而是抓住末节不放。“时艺所论，孔、孟之绪言，精微之奥旨。参之经史子集，以发其光华。范之规矩准绳，以密其法律。虽曰小技，而文武干济、英伟特达之才，未尝不出乎其中。不思力挽末流之失，而转咎作法之凉，不已过乎？”这次争论，要求改革全面失败，并不是八股文等没有问题，而是连舒赫德自己也只要求别思良法，但他自己也没有想出什么好办法，所以反倒是鄂尔泰显得理直气壮：“时艺取士，自明至今，殆四百年，人知其弊而守之不变者，诚以变之而未有良法美意，以善其后。”（《皇朝经世文编》卷57《礼政四》）鄂尔泰的这个说法特别值得重视，近代以前，关于科举的批评代代而有，但科举的变化从根本上而言并没有发生。从文章形式上看，唐宋关于诗赋考试的争论最多，而到清朝批判则多针对八股文。但这些变化，都可以说是在科举制的范围内的变化。以至于如顾炎武这样的思想家，对科举有许多批评，但看他的建议，也仍是在传统的范围之内，比如要求重视五经全体，重视考试的难度以阻止侥幸等。从总体上看，科举制尽管有种种问题，但相对于已有的历史经验毕竟仍然有它的长处，比如程序相对公正，吸收人才的范围相对广泛等。应该看到，古代的中国统治者并不能说都是因循守旧、不思进取的，但在那个时代，他们所能进行比较的资源是有限的，而在有限的参考系统中，选择科举制是一种择善而从。不能认为科举制在近代的废除结局就意味着在古代也没有存在的理由。二明清科举制与八股文科举制的废除，是在近代才显得理由充足的。从科举制退出历史的步骤来看，这个理由也是不断充足起来的。明清时代考科举，必须使用八股文这种文章体裁，《明史·选举志》的说明是：“其文略仿宋经义，然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谓之八股，通谓之制义。”八股文，又称八比、时文、时艺、制艺、经义、四书文等，全文分八个部分，要求严格实即死板（参见启功《说八股》，《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5、6期）。不管是乡试（省内统考）还是会试（全国统考），都是三场考试，“首场《四书》三题，《五经》各四题，士子各占一经”《清史稿·选举三》）。三场考试并不是都用八股文，只有第一场使用，但由于第一场对于是否考中最关重要，所以科举考试与八股文就当然被看成是紧密的连带关系了。从总体上论证八股文作用的，可以纪晓岚的一段文字为代表：“夫设科取土，将使分治天下事也。欲治天下之事，必折衷于理；欲明天下之理，必折衷于经。其明经与否不可知，则以所言之是非醇驳，验所学之得失，准诸圣贤以定去取，较他徒尚为有凭。而学者求工经义，不得不研思于经术，藉以考究古训，诵法先儒，不涉于奇邪之说，于民心士习，尤为先正其本原。经义一法，至今不变，明体达用之士，亦时时挺出于其间，职是故也。”（《纪晓岚文集》第一册148页，河北教育出版社）另外，虽然没有看到有关论证，但推测八股文存在的一个重要理由是与试卷的评判有关。如果不规定文体，同样的题目就会有许多种类型的回答，而这对于评判者来说，难度是加大了的。而同一种八股文，结构的严格一致，很有利于评判者对考生的对比排队。林则徐曾经建议制定乡试考官校阅章程以防流弊，“窃查江南为文人渊薮，入闱士子，多至一万四、五千人，额设同考官十八房，每房约须校阅八百余卷。……乃头场荐卷本毕，而二、三场试卷已陆续送入内帘。……似此校阅情形，定弃取于俄顷之间，判升沉于恍惚之际。”（葛士浚《皇朝经世文续编·礼政四》）试卷多而校阅的考官少，完全相同格式的答卷应该是有利于迅速校阅的。明代的八股文，在最后有一个部分叫“大结”，是自由发挥的部分，但清朝取消了这部分，理由是容易做暗号给考官，可能也有不希望增加校阅试卷工作量的意思，当然谁也不会把这当作公开的理由提出罢了。八股文事关圣贤微言大义、士人心术，又有利于考官评卷，再加上清人迷信文风关乎气运，于是即使有人反对也没能动摇它的地位。何况，有成千上万的青年人急于在科举上找到出路，而科举非通过八股文这块敲门砖不可，所以事实上也形成了很大的一个市场。翻阅徐继畲（1795—1873）的文集，这个印象特别深刻。他给别人的八股文集写序，把自己的一百多篇八股文结集刻印，选编明清的优秀八股文作批注，还专门写了一篇《示诸生行文法》，不厌其烦地讲解八股文的写作技巧（《徐继畲集》，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但到了近代，人们的思考方向发生了变化，强调的内容也不再相同，原来的理由于是变得不那么充分了。认为八股文空言无用于是渐渐成为共识，八股文也就从无用变成了有害。郑观应说：“中国之士今尚制艺。上以此求，下以此应，将一生有用之精神，尽销磨于八股五言之中，舍是不遑涉猎。洎登第入官而后，上自国计民生，下至人情风俗，及兵粮钱谷等事，非所素习。猝膺民社，措治无从，皆因仕、学两歧，以至言行不逮也。”（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他认为，八股文的教育与实际需求的矛盾是严重的，一、徒然消耗了士人的生命，二、并不利于政治，三、甚至导致了言行不一的道德问题。这与纪晓岚的说法刚好相反，八股文的虚假繁荣真相也就变得很清楚了。陈澧（1810-1882）认为：“文章之弊至时文而极。时文之弊，至今日而极。士子应试者又或不自为文，而剿袭旧文，试官患之，乃割裂经书以出题，于是题不成题，文不成文。”（盛康编《皇朝经世文续编·和政六·贡举》）同一时期的王韬（1828-1897），主张废八股文的文字更加激烈。他在《原才》一文中指出：“今国家取士，三年而登之贤书，升之大廷，称之曰进士，重之曰翰林，以为天下人才在是矣。不知所试者时文也，非内圣外王之学也，非治国经野之道也，非强兵富民之略也。……败坏人才，斫丧人才，使天下无真才，以至人才不能若古，无不由此。”在《原士》一文中，他又说：“为今之计，当废时文而以实学……且士既不为时文，其心思智慧，咸磨砺以成有用之学。”在《洋务下》一篇中，他又说道：“不废时文，人才终将不能古若，而西法终不能行，洋务终不能明，国家富强之效，终不能几。”（王韬《弢园文录外编》，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在王韬的思想里，考试用八股文，不仅浪费人才而且是败坏人才，不废八股文，不仅实学难以兴起，连西学也不可能流行，国家富强的梦想也终于不能实现。值得注意的是，在反对八股文考试的巨大浪潮中，并不是所有的观点都把八股文与科举考试的内容联系起来，更多的人反对的只是八股文这种文体而已。至于四书等科举的内容，许多人还是抱着极大的尊敬态度的。在科举制改革问题上，因为八股文集中了最大的反对意见，所以成了科举改革的首选对象。当废除八股文从思想变成行动的时候，直接推动者的思想就变得很关键。康有为在几年内已经成了当时中国改革的民间倡导者和变法运动的领袖，而他在科举问题上，恰好是一个只反八股，不反“四书”的人。“夫因文体之极弊，而欲废四书文者，过激之说也。因四书之足资，而并袒护今日之文体者，不通之论也。厘正文体乃以尊四书，变通流弊乃以符旧制。其为事至顺，其图变至易，其所关至大，其收效至神。”（汤志均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249页，中华书局）这是康有为在1898年农历六月一日替杨深秀拟订的《请厘定文体折》，而在此之前，康有为面见光绪皇帝，就废八股已经达成一致意见。康有为就这个观点，在这一年春天的强学会上，还作过一次讲演。八股文这种文体，形式主义太强烈。在纪晓岚的年代，他还可以讲心术训练，但到了近代，中国饱受列强侵袭，国将不国，八股取土，不仅无法适应时代对人才的急需，而且成了阻碍历史进步的存在。用康有为的话说，就是八股弊端有二，“能使天下无人才，一也。即有人才，而皇上无从知之，无从用之，二也。”八股文在首次科举制改革中就落马毙命，决非偶然。　三科举制的最终完结废除八股是铲除了科举制度的一个痼疾，而经济特科的设立则是代表了考试制度的一个新方向。严修（1860-1929），天津人，光绪九年进土。1894年，甲午战争发生以后，被任命为贵州省学政。从现存的严修日记中可以看到，任学政的几年中，他一直在考虑科举考试问题，他还把王安石与苏轼的科举争论出成考题。在贵州的最后一段时间，他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写出了建议设立经济特科的奏折。“词科之目，稽古为荣，而目前所须，则尤以通今为切要。或周知天下郡国利病，或熟谙中外交涉事宜，或算学译学擅绝专门，或格致制造能创新法，或堪游历之选，或工测绘之长，统立经济之名，以别旧时之科举。”（《严修年谱》102页，齐鲁书社）他把这种掌握具体知识拥有一技之长者称之为经济科，经国济世的人才，并且认为是目前所需。这不仅显示了他与以往不同的人才观念，更重要的是，把新的学科与科举联络起来，把民间提倡多年的西学与现行制度结合起来。冯桂芬是较早提倡西学的学者，他在《校颁庐抗议·采西学议》中已经列举西学，说：“如算学、重学、视学、光学、化学等，皆得格物至理，舆地书备列百国山川厄塞、风上物产，多中人所不及。”但他对科举的改革却没有什么新的建议，基本上停留在顾炎武的思想里。郑观应在西学与学校，西学与科举的问题上，是有很成熟设想的，在《盛世危言》的学校篇中，他广泛介绍西方和日本的学校和学科，如基础学科的国教、格致、算学、地理、史事、绘图、体操等。在考试篇中，他主张加试西学，“一试格致、化学、电学、重学。矿学新法。二试畅发天文精蕴、五洲地舆水陆形势。三试内外医科、配药及农家植物新法。” 严修的特科建议，肯定受到了郑观应思想的影响。根据他的日记，就在他提交奏折不久，有人从他那里借去了《盛世危言》。严修的建议在朝廷的详议之后，最后形成了六个科目，即内政、外交、理财、经武、格物、考工，看起来都是老名词，实际的内容则多是西学，比如在理财一项中有税则、矿产、农功、商务。在格物一项中有中西算学、声光、化电。特科只在新政时期进行过一次，但对于改革科举和促使科举走向覆灭却是很关键的。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写到：“贵州学政严修，适抗疏请举特科，得旨允行。当时八股未废，得此亦足稍新耳目，盖实新政最初之起点也。”严修的特科建议，使得科举改革走上了可操作的层面，而此例一开，一发而不可收拾。保守派似乎也看到了这一点，严修的老师徐桐宣布与他断绝关系，而严修实际上也因此丢官。他自己也知道问题的严重性，甚至做了更坏的准备。戊戌变法的内容，有一项是建立新式学堂，推广新式学科。但新式学堂与新科举的关系并不明晰，只有特科可以与新式学科保持一种沟通。在郑观应的思想中，首先是学校与西学是对应的关系，而科举考试西学不过是退而求其次的办法，但竟然是他设想的补救办法首先得到承认和实施。经过戊戌政变，到了新政时期，学校与西学的关系被凸显出来，成为培养人才的首选方案。在张之洞等人1903年年底的奏折中，要求逐渐摒退科举的最大理由是科举妨碍了学校，一是学堂不同于科举，“科举文字每多剽窃，学堂功课务在实修，科举只凭一日之短长，学堂必尽累年之研究。”二是学堂已经包括了科举的内容，“凡中国向有之经学、史学、文学、理学，无不包举靡遗”，“而学堂之所兼通者，科举所未备”，现在要求减退科举，并不是说废科举，“实乃将科举、学堂合并为一而已。”但是，由于社会上人们还有所观望，所以民间不肯出资兴办学堂，而“除兴学堂外，更无养才济时之术”（《张之洞全集》第三册1596－1600页）。 1905年8月，袁世凯等六大臣上书，请立停科举，所陈述的原因依然是科举妨碍学堂，由于国家急需人才，如果按原来的计划，只能等到二十年以后才会出现有用人才，而强邻环伺，刻不容缓，即使立即停止科举，新的人才也要等待十年之后了。此次奏折，也不是没有新意，除了科举无用之外，更强调国民教育的意义。“且设立学堂者，并非专为储才，乃以开通民智为主，使人人获得普及之教育，具有普通之智能，上知效忠于国，下知自谋其生也。其才高者固足以佐治理，次者亦不失为合格之国民，兵农工商，各完其义务而分任其事业，妇人孺子，亦不使佚处而兴教于家庭。无地无学，无人不学，以此致富奚不富，以此图强奚不强。”（《袁世凯奏议》下册1187页，天津古籍出版社）这差不多是近代中国教育救国论的先声了。这个奏折上达的第二天，皇帝的批准上谕发下，科举制正式废除。就是在科举制的时代，全国各地也都设有学校，但由于做官是唯一出路，学校实际上都是科举的预备学校。西学传入中国，在教育上首先是洋务运动中成立的一些专门学校中才有相应课程，并没有成为普通的教育课程。严修的特科开设，给了学习西学者一个政治出路，但没有对应的学校教育，这种特科的基础是很有限的。戊戌变法，正式在全国设立新式学堂，课程内容已经是中西合璧了，当然这种学堂的真正发展应该是新政时期。科举废除以前的新政时期，有两种学校并存，新式学堂和科举预备学校。1903年限制科举，科举预备学校遭到致命打击，到1905年宣布废除科举制，学校的双轨制正式结束。从这个过程中我们不难看出，如果没有新式学堂和相应的西学传入，科举制的弊端就不会如此明显，废除科举制的条件就不成熟，因为没有科举制的替代物，科举制的废除也就不会发生。与此同时，中国的人才观念在近代发生了极大变化，从古代的贵族式的通才思想（王安石已经属于特例），一变成为工具主义，特别强调具体的实践能力。这对中国历史的影响当然是深远的。（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历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