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出访到寓居：周馥的三次青岛之行

近日，研究者在淄博云志艺术馆馆藏老照片中，发现了一组1904年10月山东巡抚周馥奉命前往南京署理两江总督时，顺访德租青岛，并观礼驻防德军阅兵的照片。这些从未公开的珍贵照片，不仅让今天的人们能直观地看见历史，而且引出了周馥从出访到寓居、三次来到青岛的往事。

出访：主政山东后的“破冰”之旅

1904年10月，大清帝国的官场上发生了一次不大不小的人事变动。署理两江总督的江西巡抚李兴锐（1827—1904）卒于任上后，由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1859—1916）保举，山东巡抚周馥（1837—1921）奉命署理两江总督。两年前，这个淮军文书出身、能写一手好字的安徽布衣刚从四川布政使升任山东巡抚。虽然周馥督鲁时间不长，但其在任期间治水患、减赋税、办实业、兴教育……对这个儒家文化发源地的近代化推进有目共睹，对此后十余年齐鲁大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这不仅与他在19世纪70年代以来追随李鸿章帮办洋务积累的丰富经验有关，更与他1902年12月擢山东巡抚不到半年的青岛之行有关。

显然，这次被后世赞为“破冰暖冬”的青岛之访在周馥上任之初就已开始筹划。对谙熟洋务的周氏来说，1897年11月因德国占领胶州湾如鲠在喉，怎样妥善应对就成了他履新之后亟需解决的问题之一。这次史无前例的出访在时任德国胶澳总督都沛禄（Oskar von Truppel，1854—1931）看来，也是一个“几乎无法令人相信的愿望”。因为德国海军对胶州湾的突袭和占领，再加之义和团运动和高密筑路之争，“几乎使分别坐镇济南的山东巡抚和青岛的德国总督之间不可能有任何交往”。对于周馥这次从济南主动抛向青岛的橄榄枝，让胶澳总督府有些措手不及。尽管有些居心叵测的观点认为，周馥此行是“想对这块德国保护地来个精神上的占有”，但德方却没有理由“拒绝这次友好的访问”，于是“在采取了一些秘密的防备措施之后，访问的要求到底还是接受了”。

图1、周馥在青岛跑马场观礼德军阅兵仪式前，在德方翻译魏理慈（H. Wirtz）协助下，与德方人员交谈。中间白须者为周馥，其身边戴礼帽者为翻译魏理慈。

图2、德国胶澳总督都沛禄在阅兵仪式前，与周馥及其随行官员进行交流。中间着军装的德国人为都沛禄。

图3、德国海军第三营军乐队的礼仪正在进行行进表演。周馥回到济南后，仿效德军组建了一支军乐队。

当时人们曾推测周馥的姿态是基于这样一种动机，即“如果双方能怀着相互信任和良好愿望，而不是互不信任和彼此孤立，那么双方都能取得更大成效”。其实，周馥前往青岛的目的大概要复杂得多，除了“亲眼看一看当地的境况”，对这个距离济南府三百多千米的德国租借地有个基本的了解外，后来周馥联名袁世凯上奏朝廷，史无前例地在济南、潍县和周村同时开辟商埠，也应视之为此次出访的目的和成果。

至于周馥在这个寒冷冬天的行程，尽管中德双方均有较为详细的文字记载公开，但迄今未发现任何当时的留影却令人费解。根据史料显示，此次出访的时间和路线是从光绪二十八年的十月廿九（1902年11月28日）开始，由小清河乘船到羊角沟出海至烟台，十一月初七（12月6日）至威海，初八（12月7日）抵胶州。周馥一行来到青岛后，德方遂“派员迎接，礼貌周备，供张颇盛”，并将此时正在德国休假的管理中华事宜的辅政司单维廉（Wilhelm Schrameier，1859—1926）的官邸腾出以供周馥下榻。访问期间，周馥曾与都沛禄举行了数次正式或非正式的会谈，除了谈及一些关于济南与青岛关系的具体问题，周馥还在为其接风的正式晚宴上强调“即使青岛已被租借给德国，但仍属于山东”，同时“鉴于（双方）机构联系的缺乏，周希望通过外交访问的方式，加以弥补”。在接见青岛的华商时，周馥谈到促进青岛与山东贸易关系的措施，也提到了在青岛设立中国领事机构的积极意义，他还提议派遣一位中国官员调解商人之间的争端或协助处理诉讼。但对此，都沛禄在稍晚的会晤中表示了异议。

图4、踢着正步接受检阅的德国第三海军营步兵方阵。图左侧可见周馥正举手遮阳观看阅兵。

图5、斜背毛瑟步枪、统一骑乘白马的德国第三海军营骑兵方队。

图6、德国海军第三营的重机枪方队在两名骑马军官的引领下接受检阅。图右侧可见一名摄影师的背影。

应汉学家卫礼贤（Richard Wilhelm，1873—1930）之邀，周馥在青岛期间还参观了刚刚开学两年的礼贤书院。由于时间有限，虽然没法观看学生们提前准备的演出，但周馥提议组织一次有奖的作文比赛。对此学生们非常高兴，他们从上午9点一直等到下午5点，最终周馥到来后，向优胜者颁发了一百五十元的奖金。而卫礼贤之前提出的，礼贤书院的学生在经相应考试后可进入山东大学堂继续深造的建议也得到了正式认可。此外，周馥还在山东铁路公司的安排下，乘坐火车前往潍县，参加了潍县至昌乐区间铁路的开通仪式。

结束此次为期三天的青岛之行后，周馥辗转省内多地，于12月20日才回到济南。在随后上奏朝廷的密折中，周馥提到了自己在青岛的见闻：

 德人经营不已，土木之工日数千人，洋楼大小几近百座；修街平道，种树引泉，以及电灯、自来水、机器厂等，德国岁拨银三四百万两。此外，建筑码头、修造船坞和炮台，闻估一千数百万两，大约三五年后始能粗备。

 周馥还认为，德国营建青岛的目的在于：

窥其意旨，以振兴商务、开采矿产为本，而以笼络中国官商为用。深谋远虑，愿力极宏。在我视为租界，在彼以视若属地。

 显然，周馥已清楚地知晓德国人已将青岛视为己有。而条约签订后，生活在租借地的国人受制于德国管理，也很难提出异议。对此周馥提出“内修戎政，外固邦交”的策略：“惟有讲求工商诸务通功易事，与之相维相制，而因以观摩受益。”

图7、全副武装的德军士兵和威力巨大的马克沁水冷式重机枪。日俄战争期间，俄军从德国进口了这种型号的机枪，给予进攻旅顺要塞的日军以巨大伤亡。

图8、接受检阅的德国海军第三营野战炮兵方阵。当时驻青岛德军配备的是77毫米口径的轮式轻型速射野战炮。

图9、参与检阅的德国海军第三营野战炮兵和牵引火炮的骡马车。

周馥这次主动出访“为山东巡抚出巡胶澳之始”，开启了双方持续十年的对话与交流，周馥的继任者之中，杨士骧（1860—1909）、吴廷斌（1839—1914）、袁树勋（1847—1915）、孙宝琦（1867—1931）皆曾到访青岛。

作为友好与积极的响应，胶澳总督都沛禄在次年3月前往济南进行了回访。而之前德国方面对周的猜忌与戒备，也被“他那真诚坦率和健康的幽默感立刻扫去”。对于双方始自周馥的互动，《胶澳发展备忘录》的编撰者也认为，“与中国当局保持这种十分友好的交往，为中国人对保护区德国人的信任提供了保证，同时也对山东省产生了良好的作用。”

告别：途经青岛的履新之行

两年后的1904年10月，周馥再一次来到了青岛。不过这次并不是正式的出访，而是告别之行。对于周馥的此次到来，中德双方均无更为翔实的文字记载公开，但相对较多的图片资源可以让人们在百余年后的今天大致了解这位年逾古稀、须发皆白的老人在青岛的活动轨迹。

根据1904年的《北洋官报》所记，周馥在11月16日（十月初十）将代表着军政大权的印信交接给护理巡抚山东布政使尚其亨（1859—1920）后即前往周村，并计划于11月21日（十月十五）从青岛乘坐“新济”轮前往上海。

此时距青岛改旗易帜的胶州湾事件已过去了七载。这一年，大港I号码头于3月6日正式竣工启用，连接青岛与省城济南府的山东铁路（今称胶济铁路）也在6月1日全线贯通。当时出版的《胶澳发展备忘录》曾这样评论：“租借地的发展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进步，尤其是新建大港和铁路对贸易与交通的推动作用越来越显而易见。”彼时之青岛，俨然已成黄海之滨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除却这两件在青岛城市发展史上的大事，1904年，中德两国还在北京签署了《续立会订青岛设关征税办法附件》，胶澳总督府、欧人墓地、植物试验场，以及崂山的梅克伦堡宫疗养院相继开工建设，《青岛及其近郊指南》《青岛新报》《德亚瞭望》等书籍报章也先后出版发行。德国人在青岛不遗余力地投资与建设，让这座位于边隅之地的渔港小镇渐渐呈现出了一幅新兴都市的图景。

图10、在阅兵现场的一侧，几个盛装的德国女士正在饶有兴趣地骑马，骑马姿势还是欧洲女性传统的侧骑式。

图11、阅兵式观礼席上，精彩的表演吸引了盛装出席的男男女女纷纷站立观望。看来彼时已经有了折叠椅。远处伊尔蒂斯兵营的营房和起伏的丘陵清楚可见。

图12、观礼结束后周馥似乎被阅兵卷起的风沙迷了眼睛。旁边是德方已备好的送其前往码头的专车。

周馥再次莅临青岛，胶澳总督府照例给予了甚隆的礼遇。这一次，他被安排住进了威廉皇帝海岸（今太平路）的海因里希亲王饭店。除了和都沛禄总督在其位于奥古斯特·维多利亚湾畔（今汇泉湾）的官邸进行会晤，还与青岛的军政官员、宗教领袖等合影留念。周馥还饶有兴致地观看了德方在占地广大的跑马场（今汇泉广场）为其准备的阅兵仪式。

这组照片显示，这次颇为正式的阅兵不仅有礼仪性质的军乐队行进表演，还有踢着正步的步兵方队、统一驭马的骑兵方队，更有马车拖拽的马克沁重机枪方队和野战炮方队。显然，德方是在尽地主之谊的同时，也顺势耀武扬威地向周馥和随行中国官员展示德意志强大的军事力量。这次在彼时青岛难得一见的阵仗，引来了大量的德籍侨民围观点评。一时间，在这个秋冬季节略显荒凉的广场之上，有了难得的热闹与人气。今天，我们已经无从知晓周馥在这块中国领土上观礼德军阅兵时的心情，大概是五味杂陈之中的难以名状吧！

图13、德方人员与已经乘坐上马车的周馥和随从交谈话别。左三为周馥，左四为魏理慈。

图14、陪同周馥观礼的随行官员，左侧几位大人的恭敬之情溢于言表。

 寓居：赋诗怀旧中的乐得其所

在青岛仅住了一天，周馥就登上了前往上海的轮船。12月5日（十月廿九），他在南京接过了两江总督的印信。两年后，六十九岁的周馥又被任命为闽浙总督，但尚未成行，旋又调补两广总督。次年四月十七日，周馥接到“上谕两广总督开缺，另候简用”，遂“于交卸折内奏明回籍就医”。

图15、周馥一行与送行的德国军政官员话别。

图16、周馥一行由大港登船前往上海。从跪在登船梯旁的卫队人员的号衣上可以看出，周馥这次青岛之行的警卫工作已由两江总督府负责。

退隐后的周馥居于安徽芜湖，辛亥革命后，为避乱世兵火，周馥偕家人四十余口自上海北上，又一次来到了青岛。与前两次的出访和转乘不同，这回周馥在今湖南路、蒙阴路路口处的自家大宅门里当起了寓公，这应该与他第一次来青岛的见闻有着很大关系。在暂居的三年里，除了继续与卫礼贤等人的友好往来，周馥还与吕海寰（1842—1927）、陆润庠（1841—1915）、赵尔巽（1844—1927）、劳乃宣（1843—1921）等寓居青岛的年过古稀，且经常往来的前清官员自组“十老会”，他们常聚在一起赋诗怀旧，也算乐得其所。时在天津开办纱厂的四子周学熙（1866—1947）也常来看望父亲，并认为德人治下的青岛可为“久居之地”。1913年，周学熙买下了沧口的原德华缫丝厂旧址筹建棉纺厂，并“向德商瑞记洋行（Arnhold Karberg & Co.）订购了英国爱色利斯纺纱机五千锭，但货未到即战起，日本出兵围攻青岛……”战事又起之后，周馥又偕家人前往天津。“一战”结束后，周学熙“以全部厂产作价三十万元，并另醵资凑足一百二十万元作为青岛华新纱厂资本。此时因原订纱机因瑞记洋行停业，遂改向美商美兴公司订购美国怀丁厂纱机，先为一万五千锭，后续加五千锭”。1919年年底，这家被誉为“我国民营事业之巨擘，执华北纺织业之牛耳”的纱厂才正式开业。而回到天津这座曾经的北洋系兴起之地的周馥一直过着远离纷争、含饴弄孙的平静生活，不过他还是不断地用文字叮嘱子孙“待人以厚，齐家以俭，治学以儒，处世以善”。1921年10月21日，八十三岁的周馥故于天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