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益鸣1915年农历7月16日出生于北京郊区通县小甘棠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家中四口人,有两间土房和几亩地,过着糠菜半年粮的苦日子。 1920年京东大旱,庄稼颗粒没收。他的父亲为生计所迫,不得不去开滦煤矿挖煤。1921年矿井塌方,父亲右臂被砸断而为矿主辞退。他的母亲望着失去右臂的丈夫和嗷嗷待哺的一双儿女,忍痛去到京城给人家当保姆。她没日没夜苦干,收入还买不到半袋面。 梁益呜8岁那年,母亲把他送到北京天桥张起家,请张起帮忙给他找个学本领的地方。张起是梁益明的姨夫,京剧演员张宝华的父亲,此时正在天桥“群益社”科班管事。由于科班成立不久正在收徒,于是张起为梁写了关书(入科时的文书),梁踏上了京剧艺术之路。他本名梁大龙,进科班学戏,沿“益”排行,改名叫梁益呜。 过去学戏和现在不一样,全靠师父“打”出来的。艺徒生活,一般人难以想象,学戏八年,简直就如坐了八年大狱一样。艺徒们吃住条件十分差,虽说孩子们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每天只是玉米面贴饼子、稀菜汤。只有在每年正月初一到初五、八月中秋节这几天,科班才改善一下伙食,吃儿顿细米白面,还能吃上点儿肉。群益社在天坛西坛根租了九间平房,师父们占去三间,其余六间则是五十多名孩子吃饭、睡觉、练功、上课、排戏的场所。孩子们挤在一条大炕上,睡觉时连翻身都困难。师父从早到晚棒打鞭抽,小小的梁益鸣曾产生过轻生的念头。有一次,师父教他《四郎探母》中杨延辉的四句“流水板”:“把头的儿郎要令箭,翻身下了马雕鞍。背后取出金批箭,把关的儿郎你们仔细观。”这四句唱难度并不大,但梁益鸣学了多遍仍然走调,师父见此情形,抡开双臂,左右开弓,扇了他的耳光。11岁的梁益呜顿时口吐鲜血,还不敢哭出声来。打完后师父让他在院里“站桩”,大冬天冻得他手脚麻木,嘴唇发青,一动也不敢动一动。这种办法在科班里是常事儿。群益社还有个制度叫“打通堂”。一个孩子学戏不用心或是做错了事,大家都得跟着他挨打。为了《四郎探母》四句唱词,全班跟着他挨了两次通堂,他自己也被打得晕死过去两次。 梁益呜虽天赋不佳,但韧性强,缺乏灵气,有股傻气。这韧性和傻气又恰是一般天赋优越、资质卓异的孩子所不具备的。年复一年,月复一月,孜孜不倦,水滴石穿,几年后,他成了戏班的“台柱子”。 梁益呜原来不是马连良师门的弟子。他学习马派艺术纯属偶然。1938年,他在新新戏院看了一次马连良、郝寿臣、张君秋、马富禄、叶盛兰等人合作演出的京剧《串龙珠》(原名《反徐州》后,对马派艺术产生钟情。从此,每当马连良演出,他都追看去看,买不到坐票,站着也要把戏看完。回来后又苦苦琢磨,然而这种耳闻心记的观摩终是收效甚微。他曾托人走门路,欲以师徒之礼拜在马先生门下,但因种种原因,未能如愿。对此,梁益鸣深感遗憾,但也成了他掌握马派艺术的动力。他不惜重金聘请对马派艺术研究有素的专家给自已授课,向马先生的师友以及早年与马先生合作过的鼓师、琴师和演员们(如萧长华、姜妙香、于连泉、郝寿臣、侯喜瑞、李慕良、马富禄、刘连荣、赵荣琛、叶盛兰、迟金声、刘雪涛等人)求教,甚至那些年纪比自已小,艺龄比自已短的马派弟子,他也登门求教。这种广师博求、不耻下问的好学精神,使梁益鸣从剧目演出到表演风韵等,都不同程度地得到了马派艺术的精髓。勤能补拙,熟能生巧。梁益呜在自已钻研马派艺术的刻苦实践中,发明了一种唯他自己才能识别的记录符号。数年之后,他除了学到了《借东风》、《空城计》《春秋笔》、《清风亭》《十道本》、《将相和》、《淮河营》、《四进士》、《苏武牧羊》、《十老安刘》、《龙凤呈祥》、《打渔杀家》、《六出祁山》、《胭脂宝摺》等一系列马派剧目外,就连马连良先生早年经常演出的而后来久辍舞台的《南天门》《火牛阵》、《骂王朗》、《淮安府》、《朱砂痣》、《二堂教子》等,他也通过各种间接渠道记录了下来,然后按照自己的理解去融合吸收,在天桥实践演出。这种师其意而不泥其迹的学习方法收效甚好,他终于赢得了“天桥马连良”的美誉。 1952年,梁益鸣与张宝华组建“鸣华京剧团,大量的排演了马派的经典剧目《借东风》、《四进士》、《苏武牧羊》、《空城计》、《春秋笔》、《清风亭》、《将相和》等等,他还与张宝华先生合作串演《遇皇后·打龙袍》,梁反串李后,张反串包拯。 久居北京南城的老北京人可能还记得,爱看京剧的人在1948年至1951年那几年,看不到马连良的戏了,因为马连良当时旅居香港。戏迷们看不到马连良的演出,便纷纷奔天桥去欣赏“天桥马连良”献艺。这个被大家称之为“天桥马连良”的人叫梁益呜,在天桥唱了半辈子戏,以在“天乐剧场”演出时间最长。戏迷们都认可梁益鸣这位矢志马派艺术的京剧艺人,从台风到扮相,从剧目到服饰,从唱念到表演,甚至顾盼举止,与马连良无一不似。加之梁益鸣见大家喜欢看,就把自己原有的马派剧目,逐一对照理,经过加工,比原来又有很大的提高,于是使越来越多的热爱马派艺术的人纷至沓来,梁益鸣被誉为“天桥马连良”。梁益鸣的声誉益加闻名遐迩。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1959年由于张梦庚的帮助,梁益鸣终于实现了拜马连艮为师的夙愿。这中间还有着一系列的故事呢。马连良先生的戏风、戏德梁益鸣早有耳闻并为之倾倒。尤其是建国初期,马连艮先生不为台湾当局高薪邀请所动的高风亮节,毅然应周恩来总理之邀回到内地和那不避艰险主动赴朝参加慰问志愿车演出的行动,那种平日严于律已、宽以待人、虚怀若谷、授业无私等优秀品质更令梁益鸣心悦诚服,仰慕至极。 1959年6月,北京市文化局副局长张梦庚深知粱益吗存于心中多年的心事,决定自出面为之幹旋。张梦庚向马连良老先生讲述了梁益鸣私淑马派艺术的感人事迹和梁益鸣的凤願。马连良先生颇受感动,但又想到自已桃李遍及全国,授业传艺日无暇给;且梁益鸣已过不惑之年,艺臻佳境,收下这个弟子该当如何施教,深感棘手。但马连良先生还是被梁益鸣多年来的一片赤诚之心眈感动,最终慨然应允了。梁益鸣得知这个消息后,顿感喜出望外。那天下午,便在张梦庚的陪同下拜谒了马连良先生,同时还商讨了有关拜师事宜。6月初,当时已是鸣华京剧团团长的梁益鸣带领师兄弟们以及鸣华京剧团全体成员,在北京前门饭店举行了隆重的拜师仪式,在京文艺界专家名流、数百人出席祝贺。梅兰芳、萧长华等艺术大师还即席讲了话。59岁的老师收了个45岁的门徒,一时成为梨园的佳话。从此,马连良先生倾心尽力向梁益鸣传授马派艺术。经过一年多的时间,梁益鸣演出的马派剧目,基本上都经过了老师认真的点拨和调理,使梁益鸣在艺术成就上百尺竿头更进了一步。 入室弟子梁益鸣对马连良先生一片赤诚。 50年代末,梁益呜带剧团去东北演出,回北京时,给老师带回几筐苹果。60年代初,他去西北演出,回北京时又给老师带回了几包当时供应紧张的鲜牛肉。梁益鸣的妻子分娩时,乡下亲戚送来了一只老母鸡,他想老师很久吃不上鸡肉,于是征得妻子同意给老师送了去。1964年夏天,64岁的马连良先生赶排现代戏《杜鹃山》,十分辛苦。一天,梁益呜听说老师患病在家,连忙冒着磅礴大雨,撑着雨伞到西单报子街马宅看望。由于鞋已被泥水浸透,梁益鸣进门时便轻轻把鞋脱在门外,赤脚而入。马连良先生十分感动,亲自从门外给他把鞋提了进来。马连良先生十分理解梁益呜,可以说是既感且愧,对他的馈赠虽多婉谢拒收,但梁益呜尊师重艺之心苍天可鉴。 梁益鸣和天桥有一种特殊的感情。1955年,梁益呜早已有不小的名气了。当时一个国家大剧院正在组建,特约梁益呜去担任主演,许下月工资人民币1000元。梁益谢绝了。理由是自己从小在天桥长大,他不能丢下天桥,丢下天桥的观众。他和张宝华、王益禄等人苦心经营的鸣华京剧团十几年来风风雨雨,他是团长兼主演,每天至少唱两出大轴戏。他每月工资才150元,按说呜华这个集体所有制的剧团,财务支出不受国家制度约束,想提高工资极容易,他却把公共资金积累全用在了扩大剧团基本建设和培养京剧接班人上了。他们团招收50多名京剧学员,培养出李士明、宋宝奎、侯宪政、顾金水、黄胜春、王世刚、张少华、吴小平、林雅文等一批后起 之秀。 梁益鸣为我国京剧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他曾是宣武区政协委员、区人大代表,北京市文联及中国音乐家协会、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理事。 在“文革”中,被观众长期爱戴的梁益鸣竟成了“攻击旗手”、“死心塌地反对革命”的反革命分子。其罪证就是1962年春天,他紧步马连良后尘演出了吴晗的《海瑞罢官》。他被挂上了黑帮牌子,剃了阴阳头,接连受批斗,下去劳动改造。从1966年8月起,梁益鸣的工资由150元降为60元,后来干脆勒令出京剧团。梁益鸣被迫离开了他挚爱一生的京剧舞台。 1970年10月18日,梁益鸣在北京协和医院离开了人世。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梁益鸣得以平反昭雪,并为他隆重举行了追悼会。 (注:本传内容引自刘仲孝著作《天桥》) 图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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