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北京鉴藏家完颜衡永

2023-4-10 12:53| 发布者: weiwei |原作者: 叶公平

摘要: 完颜衡永(1881—1985年)是民国时期北京重要的鉴藏家。张伯驹在《北京清末以后之书画收藏家》中专门提到的衡亮生即衡永。启功称端方死后，其旧藏多为衡永和景贤所得。完颜衡永也是与瑞典美术史家喜龙仁交往较多的中国 ...

完颜衡永(1881—1985年)是民国时期北京重要的鉴藏家。张伯驹在《北京清末以后之书画收藏家》中专门提到的衡亮生即衡永。启功称端方死后，其旧藏多为衡永和景贤所得。完颜衡永也是与瑞典美术史家喜龙仁交往较多的中国鉴藏家，至今瑞典尚存有完颜衡永写给喜龙仁的信件以及喜龙仁写给完颜衡永信件的底稿。但是学术界和鉴藏界对于衡永还是不甚了解。2019年出版的芬兰学者米娜•托玛关于喜龙仁的专著的中译本中，Wang Hengyong(即王衡永，民国后，北京的完颜氏多改姓王或汪)居然没有译出，依然保留拼音形式。书中的 Heng (衡)先生译者也没有译出(过去满族人常以名的第一个字当作姓氏使用)。

更早的时候，李铸晋也不知道完颜衡永是谁。李铸晋在《鹊华秋色I赵孟畹纳胶突铡分刑岬健墩允弦幻湃裢季怼肥彼担骸鹤园册螅嘶庥浪兀惺接×逶诨希骸负庥兰也亍埂负庥莱な佟埂妇葡沙の铩埂妇葡尚纳汀辜啊妇葡杉亍梗碛小杆己赘Z秘笈」和「双梅花簷」也可能是他的印。不过关于这位衡姓收藏家，除了这些印外，我们一无所知。』又说：『及至民国，此竹卷为「亮生」所收藏。这可由徐宗浩所书的最后的跋语中得知。徐乃现代画家及鉴藏家，对此一竹卷甚为欣赏：密叶疏梢并绝工，千秋福慧许谁同。人生知己浑难得，况在红窗翠幕中。千里湖山供画本，一门词翰擅风流。王侯峻蚁须臾事，此卷悠悠五百秋。甲子(一九二四)七月三日于亮生先生筠馆中获观此卷，敬题二绝以志眼福。石雪居士徐宗浩。』李铸晋显然不清楚完颜衡永的生平，也不知道完颜衡永号亮生，因此又叫衡亮生。范景中在《中华竹韵》中提到《赵氏一门三竹图》曾经藏在『亮生筠馆』，范先生似乎也不清楚『亮生』即衡亮生，也就是完颜衡永。

据完颜崇厚的年谱《鹤槎年谱》，完颜衡永是晚清满族大臣崇厚的第三子，光绪七年1881年8月18日出生，乳名亮哥，母亲为高佳氏(高兰芬)。完颜衡永之子名世贤，世贤的妻子为悍毓鼎第五女悴荃。完颜衡永之孙名椿茂。入民国后完颜衡永改姓汉姓王，因此滕固《唐宋绘画史》和日本编印的展览图录《唐宋元明名画大观》与《宋元明清名画大观》中均称其为王衡永。因为满族过去习惯把姓名的第一个字当作姓氏用，又名衡亮生。《甲子年江西赈灾书画古物展览目录》中称其为长白衡亮生，满族人常以长白为籍贯或祖居地。

茹辛编著的《民国书画家汇传》中收录有完颜衡永小传如下，不过错误的称其为蒙古人：衡永，姓完颜、字亮生、号湘南、又号酒仙。崇厚子。武进惮珠曾孙。蒙古人(按：不是蒙古人，是满族人)。工书，擅画，富收藏、善鉴赏。居古都，与溥衍诸兄弟善，常相聚研究书法，切磋画学，间有合作书画作品，皆精妙，得者珍之。清末曾官百里侯。这里面除了称其为蒙古人是错误的，其他的大体是准确可信的。崇厚是满洲镶黄旗人，其子当然是满族人。崇厚年谱《鹤槎年谱》称其家源于金章宗，而且完颜崇厚、完颜衡永、完颜景贤都曾在自己姓名或名字前冠以长白二字。只有满族人才在自己姓名或名字前冠以长白，因为满族人视长白人为发源地或祖居地。《鹤槎年谱》一开头就说是长白完颜地山氏(即完颜崇厚)自述。衡永有一方印章『长白衡永(朱文)』。而且衡永还用过『曼殊衡永』的印，而『曼殊』就是『满洲』。完颜衡永还有一方朱文印『金裔』也表明了他的满族身份。而1917年第一次京师书画展览会出品总目录提到完颜景贤时称其为长白景朴孙，根据《鹤槎年谱》，完颜景贤为崇厚次孙，因此普林斯顿大学艺术与考古系王正华教授关于完颜景贤不是满族人的说法是错误的。

衡永作为民国时期北京一位重要的鉴藏家，其收藏的书画碑帖珍品甚多，其中不少是端方旧藏。他收藏的这些书画碑帖珍品无疑会对艺术史学者、书画家、鉴藏家和艺术品商人，如喜龙仁、启功、徐宗浩和马宝山等人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同时他还是民国时期京津遗民圈子中的一员。正是这种遗民身份使得他出现在溥仪、郑孝胥和绍英等人的日记中。遗民宝熙和朱汝珍也曾在他的藏品上留下题跋，杨钟羲去世后讣告诸友名单中也有衡永(衡亮生)。他与溥忻是连襟，与悴毓鼎是儿女亲家。震钧、傅增湘、张葱玉、王世襄、蒋谷孙和高伯雨等人也都认识他。

瑞典近代著名美术史家喜龙仁在华期间认识的人较多。就中国鉴藏界而言，喜龙仁跟马衡、罗振玉和庞元济等人都认识。但是瑞典远东古物博物馆藏喜龙仁档案资料中出现较多的却是完颜衡永(档案资料中称其为衡永Heng Yung、王衡永Wang Henglyung或衡先生 Mr・Heng等)。笔者最近发现了衡永与喜龙仁之间的通信。衡永写给喜龙仁的书信全文如下：喜先生台鉴：久违芝彩，时切驰思，兹奉到来函，乐不可知，即想晤谭，以叙别情。今日星期，不识阁下得暇否，如能相晤，请自电话(衡亮生处电话：东局二百零二号)转知定于何时见可也。专抚敬复，即颂台安！衡永拜启，三月廿四日。

1935年3月22日喜龙仁致其夫人Rose书信中提到衡永的部分如下：

我刚刚被那位穿着很好的丝绸袍子的高大的老先生打断。他五年前常常来看我，并且卖给我几幅好画。衡先生，我想你还记得他。他与我们一起吃过饭，而且他还问起了你。我们刚刚看了我在上海买的一些画。他似乎认为我在收购过程中很幸运。

喜龙仁一九三一年二月七日致衡永的书信底稿全文如下：

衡永先生台鉴：敬启者，接奉台函，多谢多谢！我很喜欢您惦记我。我常想您并曾经给我看过的画儿。可惜现在我住的地方离北京太远。所有我买的画全在博物院。一定我们还要别的画，尤其是宋元明各朝的画。所以我想您写给我的.....不很要紧。盼望您写给我关于别的画儿。我常是喜欢接受您信。请问溥儒(心畲)先生好。敬祝平安！喜龙仁上。

喜龙仁1930年3月的北平购画清单中也两次提及衡永。喜龙仁在其名著《中国早期绘画史》中提到北京的王衡永先生收藏的许道宁的《松山行旅图》。在《中国晚期绘画史》中也提到完颜衡永的藏品。1929年日本出版的《唐宋元明名画大观》中收录的一幅完颜衡永旧藏顾符稹《剑阁图》现藏瑞典远东古物博物馆，是喜龙仁1929年或1930年购自完颜衡永之手。根据喜龙仁1930年3月在北京的购买古画记录，喜龙仁当时曾经两次从完颜衡永那里购买中国古画，一次花了九百墨西哥银元买了三幅画，另一次花了五百墨西哥银元买了一幅肖像画。喜龙仁不仅多次从完颜衡永手中购买中国艺术品，他对中国艺术的观点无疑也或多或少的受到过衡永的影响。

许宝蘅与衡永都对书画鉴藏都有浓厚兴趣。许宝蘅与衡永两人最早结缘就跟黄易本《熹平石经》拓本有关。1945年7月15日，许宝蘅的族姑丈胡嗣瑗给他看黄易本《熹平石经》拓本。原为黄易旧藏，有覃溪、蝯叟、撝叔三君题首，光绪中为汉阳万航所得，端方闻而谋得之。端方死后该拓本成为完颜衡永藏品。当时许宝衡的亲家徐思允应邀为这套《熹平石经》拓本题跋，可能徐思允觉得自己书法不如许宝蘅,因此请许宝衡代为书写题跋。

我们都知道端方死后刘黠本《刘熊碑》拓本为完颜衡永收藏。无独有偶，许宝衡1919年9月3日的日记记载了袁翼(袁涤庵，1881—1959年，晚清民国实业家、官员)从端方家人手中以五千元购得沈均初本《刘熊碑》拓本。

不过许宝蘅与衡永两人来往较多还是在1953年两人都成为中央文史馆馆员之后。这时候两人都领馆员薪水，衣食无忧，空闲时间也很多，加上对书画碑帖鉴赏都有浓厚兴趣，来往较多。可惜日记记载过于简略。大概因为许宝衡书法很好，且有较高鉴赏水平的缘故，衡永也多次请许宝蘅为其藏品题跋。1950年代两人作为中央文史馆馆员还曾多次一同参观书画展览或参加雅集和聚餐等活动。

另外，衡永与悴毓鼎、宝熙、溥衍、朱汝珍、徐宗浩、启功等人也多有往来，惮毓鼎与衡永本来有世亲，后来结为儿女亲家。衡永与溥忻为连襟。启功多次去衡永家观赏其藏品。从这些往来人物中大致可以可以看出其交游圈与文化意识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