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星”东堂子胡同

藏龙卧虎的传奇胡同，住过鳌拜、蔡元培、沈从文，还是总理衙门所在地……

700 多米长的东堂子胡同, 西起东单北大街，东止朝阳门南小街，据说是元代形成的。在而今平淡无奇的东堂子胡同里，曾经群星璀璨，居住过一大批高官显贵、社会名流。

鲍毓麟：张作霖的亲家‍

东堂子胡同3号，曾经住过一个叫鲍毓麟的人。提及鲍毓麟，您可能全然无感。但说起他的父亲鲍贵卿，或许有些朋友会知道。鲍贵卿曾经担任过黑龙江督军，同时又是张作霖的发小。张作霖把自己的大女儿嫁给了鲍贵卿的小儿子鲍英麟，鲍毓麟也就成了张学良的姻兄。鲍毓麟于1930年担任北平市公安局局长，他的房产不止东堂子胡同这一处。在西交民巷内，鲍毓麟还拥有一栋比较气派的园林式建筑。可惜，东堂子胡同已无鲍毓麟旧居。您能见到的，只是一栋闲置多年的宾馆。

伍连德：“老牌儿”抗疫英雄‍

其实，站在东堂子胡同的东口位置，您就能瞧见一栋很漂亮的小洋楼。在小洋楼的墙外，是“东堂子胡同4、6号近代建筑”的文保碑。这座建造于20世纪初的西洋建筑，便是医学泰斗伍连德的旧居。

您是否看过“协和医学院新校址开幕典礼”的老影像？根据那段影像所示，在一大堆身着博士服的洋人之中，有一位深肤色的华人博士，显得有些“异类”。这位华人博士，便是伍连德。伍连德是出生在马来西亚的华侨，其在英国留学时获得了剑桥大学医学博士学位。1907年左右，他应直隶总督袁世凯之邀，担任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副监督。

就在伍连德归来后的第三年，即宣统二年(1910)冬季，东北地区突然爆发肺鼠疫，疫情很快便扩散至北京。当时的北京，每天都有几百人死亡，总共有6万人丢掉了性命。在此危难之际，伍连德被委任为全权总医官。他组织各方力量，在哈尔滨建立起一整套防疫体系，只用了4个月的时间便结束了疫情。回到北京后的伍连德，被清廷授予二等双龙勋章。

进入民国时期，伍连德在京购买了东堂子胡同55号院。这处宅院的设计者，是著名建筑设计师华南圭先生。55号院主体建筑是一栋三层西洋楼，屋顶具有典型法国建筑风格，小楼南面还有一个漂亮的花园。

入住东堂子胡同的寓所之后，伍连德又带领医疗团队成功扑灭了山西鼠疫、上海的霍乱等诸多疫情。他还在哈尔滨建立了第一个鼠疫研究所。受奉系军阀张作霖之托，于1922年在沈阳创建了东北陆军总医院。此外，他还参与创建了北京中央医院（而今的人民医院）、中华医学会、北京协和医院等医学机构。由此，伍连德也被誉为“中国

现代医学和卫生防疫事业的先驱”。抗日战争爆发后，伍连德返回了马来西亚，1960年1月21日与世长辞，享年81岁。根据伍连德的遗愿，其逝后东堂子胡同55号捐献给了中华医学会。

东堂子胡同45号，有一座比较显眼的院门。这座宅院昔日的主人，是英国伯明翰大学的理科硕士。他曾应蔡元培之邀，出任北京大学物理系主任，此后还担任过中央研究院物理学研究所所长、“国立”台湾大学理学院教授兼教务长。

当然，他的成就还不光是在物理学科方面。根据《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说法，他是现代文学史上唯一专门写喜剧的剧作家。尽管是业余爱好，但他做得太漂亮了。从而为广大读者留下了《一只马蜂》《压迫》和《三块钱国币》等十部经典剧目。

他，就是丁西林。

新中国成立后，丁西林曾先后担任了文化部副部长、北京图书馆馆长等职务。他所居住的45号，大体上见证了这一切。

据说文化名人张致祥也曾在45号居住。平津战役的时候，张致祥与高粮、周游等一道，作为聂荣臻的秘书。他参与过开国大典筹备及现场指挥工作。据说他还是最早提出组建东方歌舞团构想的人。

京师同文馆：鳌拜旧居有文气‍

东堂子胡同47号，这里于清初之际，乃是权臣鳌拜的宅第。在多年前风靡华夏的电视剧《康熙王朝》中，每当鳌拜出现时，我总会暗暗为小玄烨揪着心。

时光荏苒。及至1861年，权臣的宅院又改为京师同文馆的教学场地。这里是被用来培养洋务人才的。到1900年，京师同文馆因庚子事变而停办，此后又被并入京师大学堂，改名京师译学馆。

鳌拜旧居大致位置

见证中国近代史的大院落

东堂子胡同49号是个“白头宫女说玄宗”的好地方。

最迟晚清时期，49号院的主人，是蒙古正蓝旗人阿鲁特•赛尚阿。赛尚阿曾经位高权重。1851年，太平天国运动兴起，赛尚阿被咸丰帝任命为钦差大臣，前往湖南围堵太平军。但赛尚阿并没有能力阻挡太平军的北上。结果，被震怒中的咸丰帝革去官职，押解回京治罪。他在东堂子胡同49号的宅邸也被籍没了。

赛尚阿之子崇绮是清代唯一的旗人状元，也是晚清重臣。崇绮的一妹一女皆为同治帝后妃，妹妹即恭肃皇贵妃，女儿即孝哲毅皇后。

惩处了赛尚阿，太平军该折腾还得折腾。此时，为了解决军费的巨额亏空，咸丰朝铸造大量的大钱、铁钱、铅钱。1854年，赛尚阿的宅第就成为铁钱局公社的所在。铁钱一出，通货膨胀随之而来。到1857年，竟然发生北京商人罢市，拒用铁钱的事件。及至1861年，同治帝即位后，铁钱局公社被撤并。东堂子胡同49号也要改换门庭了，这里将成为总理衙门的所在地。

早在咸丰帝还活着的时候，他就批准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接管以往礼部和理藩院所执掌的对外事务。

总理衙门设立之时一切从简。按照恭亲王奕䜣的想法，这本来就是一个应对英法等国的临时机构。待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就裁撤，却没想到英法等国极为重视这个衙门，将其视作中国的外交部，最终不但没有被裁撤，反而日渐壮大。

赛尚阿府邸在变为铁钱局之后已是面貌大改，且是旧有住宅形制，但是为节俭费用，奕诉只是将大门改为衙门形式以示尊严，其他都没有改动。根据文献记载，总理衙门全部职员80余人，每月的办公经费仅有300两白银。

回顾昔日的总理衙门，我还做不到。不如将话语权交给苏格兰人约翰·汤姆森。在此人的著作里，曾经这样写道：

“走进一道低矮狭窄的门，进人了那沉闷的高墙内。循着路我们走过了几个庭院，庭院里分布着假山、花园和池塘。在走过了一条幽暗失修的长廊后，我们站在一棵参天古树下，面前是一间典型中国风格的谒见堂。”

写这段话的时候，是同治七年（1868）。此时的总理衙门，几乎承包了与“洋”字相关的一切。从外交、外贸、海关税收，到兴办近代军事或民用工业、创办京师同文馆、派遣留学生等，有啥做啥。主持过总理衙门的官员，从恭亲王奕䜣（首席）、醇亲王奕到庆亲王奕劻（首席），连续三位大清帝国的“铁帽子王”，身份高贵，地位显赫。待到1901年《辛丑条约》签字后，总理衙门被改为外务部，且被排在原有的兵工刑吏户礼六部前面，成为晚清最重要的政府部门。由此，东堂子胡同更加热闹。这番热闹，一直要持续到1912年民国外交部迁至石大人胡同（后改称外交部街胡同）为止。

而今，49号院的总理衙门旧址，仅留下精致的抱厦与回廊，以及胡同路北围墙上的文保牌。

沈从文：27年品味家生活‍

东堂子胡同51号曾是中国历史博物馆（而今的国家博物馆）宿舍。1952年，沈从文一家搬出中老胡同的旧宅，迁至交道口大头条胡同。1953年，身为历史博物馆馆员的沈从文，又被分配居住在这座小院以里靠东头的北房三间。从这时起至1980年，沈从文在此生活了27年。到了特殊年代，沈从文全家不得不挤在一间房内。1972年，经过反复争取，沈从文的夫人张兆和才分得小羊宜宾胡同3号东厢房两间，沈从文也开始了“东家食而西家宿”的生活。据说，每天下午5点左右，沈从文会提着竹篮到小羊宜宾胡同吃晚饭，而后将第二天的早餐和午餐带到东堂子胡同。直到1980年，沈从文才从51号迁出，搬到了前门东大街3号的一套小三居室楼房。

马占山：打响抗战第一枪‍

抗日将领马占山，曾经居住在东堂子胡同53号。在中学的历史课本中，提及马占山的时候，用的是这样一句话：“九一八”事变后，他率领爱国官兵奋起抵抗日本侵略军，打响了中国人民抵抗日本侵略的第一枪。当然，马占山的历史功绩，还不止这件事。到了1948年年底，也就是平津战役关键时刻，当时寓居东堂子胡同53号的马占山，参与了北平和平解放，邀请邓宝珊到北平劝说傅作义。然天不假年，一年多之后，马占山便病逝于此，终年65岁。目前，您已经很难辨认出马占山寓所了。

蔡元培：校长时光的深思‍

东堂子胡同75号是蔡元培先生的故居，也是蔡元培先生于1917年到1920年担任北大校长时期的寓所。这段时间的蔡元培，深度参与了对后世影响巨大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据说，蔡元培进入北大的第一天，校工们排队在门口恭恭敬敬地向他行礼，他一反以前历任校长目中无人、不予理睬的惯例，脱下自己头上的礼帽，郑重其事地向校工们回鞠了一躬，这就使校工和学生们大为惊讶。在“五四运动”前后，蔡元培多次召集北大学生在东堂子胡同的家中开会。

《觉醒年代》里，扮演蔡元培的是著名演员马少骅。此前，马少骅还曾在《走向共和》中饰演孙中山。虽然饰演孙中山的行止，多少有些滑稽，但马少骅饰演的蔡元培，确实颇有蔡公神韵。

十年北大校长任期内，蔡元培共辞职七次，如1917年7月因抗议张勋复辟辞职。1918年5月又因学生罢课抗议《中日防敌军事协定》签订，自己劝阻无效而辞职。蔡元培也因此被戏称为“辞职校长”。反复请辞，可以视为蔡元培作为文人的一种政治抗争手段，也可以看出北大校长一职，虽给蔡元培带来巨大的声誉，但也实在是沉重的责任。

每个人都要在历史的大潮中，随着那潮水起落。置于其中的，有你有我。

高申

北京城市发展研究院研究员，中国文物学会会员 ，北京史研究会会员，北京市史地民俗学会会员。中国文联出版社签约作者。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财经之声”栏目、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乐行京津冀”“文化之门”“运河”节目嘉宾。北京日报客户端“光影记忆”“旧京图说”“胡同冷知识”客座嘉宾。

著有《北京中轴线文化游典・建筑》（北京出版社）、《带着课本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等图书， 于多家报刊杂志发表文章，并接受《人民日报》等媒体访谈。

作者说：“我对北京有情，因我生于斯长于斯。我对历史与考古有意，因我用脚步丈量着这座城市。但是要把“城市”与“考古” 相融，却从未敢想。如今，不妨带着考古的视角，寻胡同、找名人、观沧桑、感人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