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书店故事

2023年4月，北京的地安门外大街156号，与北京中轴线重合的所在。北京书业迎来一大喜事——中轴线上的新华书店、“新华书店·为宝书局”开业了。

“为宝书局”本是西城区文物保护单位。“为宝”取字于《大学》“惟善以为宝”，意即“只把善良当作是宝贵的”，与北京首善之区的定位完美吻合。

新闻图

当这座民国风格的二层小楼，以“新华书店”的名义，矗立于北京中轴线的东边，此时距离新华书店1937年在延安开设第一家店已经过了85年。

地图上检索“书店”二字，新华书店占去一半。

新华书店最初并不在北京，1937年始建于延安，后迁入北京；1953年，经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系列重组，定址西城区北礼士路135号，直至今日。新华书店先天居于行业领头羊地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北京老百姓说去书店，就等同于去新华书店。

老北京四九城，讲究对称，西单东单各有一新华书店——1958年新华书店就选址到了西单，1998年北京图书大厦落成，成为全国最大的国有零售书店。

北京市新华书店王府井书店,被誉为“共和国第一店”

东单的王府井书店，始建于1949年2月10日，是北京市第一家新华书店；1970扩建后一度是亚洲最大的书城；2000年，重建于王府井南口。此外，新华书店的西四、花市、地安门店等营业多年，共同塑造了北京市民的书店记忆。

作为全国文化中心，新华书店在北京的重要性不可或缺，但并非单一垄断。老牌出版社大都有自家所属的实体书店，以作读者服务部的功能，或者干脆已脱胎于服务部。近代中国最早的出版业，本就有“店社一体”的传统，一块牌子两块业务，前店后社，售书和出书不分家。与出版界对应，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三家，分别对应有三联韬奋书店、涵芬楼和灿然书屋。

位于美术馆后街的三联韬奋书店就是“店社一体”的典型。对北京这座城市而言，三联书店，原本也是“外来”的。1932年，在上海，邹韬奋等人创办了生活书店；随后，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相继在上海创立。1948年10月，三店合并，在香港成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总管理处。1949年5月，总管理处才迁至北京。1949年7月，中共中央《关于三联书店今后工作方针的指示》确认：“三联书店与新华书店一样，是党领导下的书店”。据有关统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国内共出版红色读物四百余种，而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就出了二百种左右。”

可以说，诞生于国土沦丧、民生凋敝之时，书店经营不是一般的文化出版事业，而是国民启蒙、救亡图存的事业。

这一种子也凝成了书店经营者的“三联精神”：通过积极、深刻的思考看清时代发展的大方向，以大无畏的精神追求真理和进步，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厚重的人文关怀关注现实问题。

另一“店社一体”的典型，是涵芬楼。涵芬楼立在商务印书馆社址大楼前方，前店后社的位置关系最为直观；书店现址，南来直通繁华的王府井，北往美术馆三联韬奋，近邻首都剧场内的戏剧书店，隔壁就是中华书局的灿然书屋——书店因建国后中华书局首任总经理金灿然先生而得名。

其他的出版社书店，其“主题性书店”特质是先天的，因为附着在专注于某一领域的文化出版机构之上。譬如，贡院东街有社科出版社的社科书店，在主题书店中算规模比较大的；北河沿有科学出版社的科学书店，沙滩红楼有文物出版社的文物书店，紫禁城内有故宫书店；地图主题书店，中国地图出版集团的直属书店，是地图爱好者的宝藏；中国建筑书店，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旗下书店，主要经营建筑专业相关图书、图集……这一类书店，大多没有脱去读者服务部的属性，规模一般也都不大，不过丰富了读者的多样化阅读需求。

北京，是一个有着悠久的书店传统的城市。书店，古代称为“书肆”，又名“书坊”、“书林”、“书铺”、“书堂”、“书棚”、“经籍铺”等。中国的书肆，最早起源于西汉时期。随着我国古代雕版印刷技术的成熟，书刊流通更为广泛，开始出现规模性的图书贸易活动，书肆业成为一个“新兴行业”。北京历史上的图书贸易活动，最早出现的时间约在唐代后期至五代初年，辽代以后开始大规模兴起。

明代北京书肆业进入了发展的成熟期，已经形成行业内刊刻、批发、流通等各环节的专业化分工明显的特征，并成为全国四大聚书之地中最重要的一处。清代，是北京古代书肆业发展鼎盛时期，标志之一是琉璃厂书肆的集中发展。

老照片里的民国书肆

清末民初北京书肆业分化成为古旧书业、新书业，标志着北京图书行业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代。当时北京城的琉璃厂、东安商场、隆福寺以及西单商场、前门打磨厂等地形成了古旧书店集中之所，最多时达数百家之众。

古旧书肆往往围绕着文人学士的学术文化需要开展经营，因此，自古就注重与文人学士的密切交往，“以书会友”。

文人学者往往将古旧书店视为“安身立命之所”，称书肆店铺的店员为“书友”。

上世纪20年代，鲁迅先生寓居北京时也与古旧书肆结缘，日记显示在琉璃厂访书购物达480次之多，足迹遍布当时的来薰阁、通学斋、有正书局、直隶书局、商务印书馆等。顾颉刚主编《禹贡》半月刊，原中国书店业务顾问郭纪森给他找到许多地方志和地图。店员因久居书业而成为“行家”，是北京古旧书业的一大特色。

1952年8月，国家政务院秘书长齐燕铭、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北京市常务副市长张友渔、北京市副市长吴晗等一批人民代表共同倡议，成立国营古旧书店。11月4日，中国书店在演乐胡同正式成立，这是我国第一家国营古旧书店；专营古旧书业务，共有13人；后与111家私营古旧书店合营，成为我国最大的国有旧书店。

中国书店中的古书

中国书店的发展也是一波三折：1954年5月3日，并入新华书店北京分店；1958年5月9日，恢复独立建制。1960年4月，中国书店成立以来第一次较为系统和全面地厘清古旧书收售业务价格拟定的管理办法。1964年6月，中国书店受文化部委托培训的第一批古书装订修补专业的7名学员正式结束为期两年的培训。1966年8月，因“破四旧”，书店古旧书刊收售业务停顿。1973年，中国书店先后派出六组，分赴上海、天津、江苏、浙江、湖南、湖北、江西等省市收购，古旧书业务逐渐正常。

1990年7月，与香港集古斋在香港联合举办书画展销，这是中国书店首次向大陆之外地区进行业务拓展。1994年9月，中国书店在荷兰参加国际旧书商联盟第三十四届代表大会，这是中国古旧书业第一次参加国际旧书业活动。2008年2月，中国书店肄雅堂古籍修复技艺，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遗产名录。

紧邻长安街的复兴门内大街20号，佟麟阁路北口，有一处木结构的两层小楼，这里也是北京书店行业标志性的存在。

1988年，捧着国营木材厂“铁饭碗”的李世强和北京教师刘元生一起辞职，夫妇俩变卖家产，揣着十几万满北京找房子，后来在西单地界找到一处，一通折腾，老房子变新书店——1988年5月18日，三味书屋开门迎客，成为北京甚至中国最早的民营书店。

这一幕，也拉开了整个1990年代中国民营书店的黄金时代。

1995年10月，中国最大的民营学术书店风入松书店，由北京大学哲学系王炜教授创办，引领了一股学术阅读之风。在1980年代文化热过后，学术阅读成为当时大学生的普遍需求。王炜教授本人就是著名的人文书系“文化：中国与社会”编委会成员，2005年因病故去。

彼时的北京，有五家主要的民营书店。除三味书屋、风入松，还有刘苏里创办于1993年的万圣书园，席殊创办于1995年的席殊书屋，欧阳旭创办于1997年的国林风图书中心。截至目前，还有万圣书园和三味书屋两家存活。

时间进入新世纪，民营实体书店遭遇各种挑战。在电商冲击等诸多因素中，众多民营书店倒闭。数据显示，2007年以来，中国倒闭的民营书店逾一万家，数量超过中国民营书店的一半。

在北京，2006年，自称要做中国亚马逊的全国连锁书店席殊书屋告别；2010年，由国林风升级而来、拟打造中国高端民营书店的第三极书局停业；2011年，风入松书店关店；同年，北京光合作用书店清仓倒闭……高校书店或高校出版社书店，也是北京书店的一大特色。北师大校园的盛世情这等民营独立小店，既无学校官方认养支撑，也无其他商业出路，虽广受认可，口碑著于江湖，却也终究没能走得更远，只能关门歇业。

一代人离场，一代人入场。

2006年初，文青许知远和一些朋友，投资创办了单向街书店。在圆明园东门外一处僻静的小屋，找了个小院，周末一起看书、发呆，听讲座、沙龙。单向街，以艺文空间的方式，开启了书店新模式。数年坚持，单向街一路向东，到蓝色港湾，再到朝阳大悦城，到爱琴海、花家地等，书店渐成规模。西西弗书店，中国最大规模的直营连锁书店品牌，也在北京开到了几十家分店。

越来越多的民营书店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特色：

2007年初，中国首家会员制女性书店——雨枫书馆在万圣附近开张；2008年，时尚集团打造了以时尚定位的时尚廊；2008年，国内第一批绘本书店墨盒子开张。

小众书坊，不仅是一家诗歌主题书店，也是一个出版诗歌读物的品牌；木鸟，在北京漫迷圈中有极高声誉的独立漫画书店；自在博物馆，除了博物图书，书店随处可见矿石、贝壳、树叶、昆虫标本等自然之物；正阳书局，起源于正阳门下的廊房头条，如今栖于金代遗迹万松老人塔下，专注于北京文化。

刚刚开门迎客的新华书店·为宝书局，店内二层的尽头，展示了这座百年书店的记忆和故事——除了实物展示，也有一场数字沉浸之旅。

不难看出，传媒环境的巨变，数字媒体的崛起，阅读习惯的改变，读者需求的多元，成为了包括实体书店在内的传统书业难以规避的挑战。

2022年8月24日上午，北京市实体书店协会宣告成立，以期此举意在共同应对行业发展瓶颈，力促行业转型升级。

实体书店主要有两个功能。第一个是面向个体消费者的商业服务功能。数据显示，个体到店进行图书消费的功能呈迅速弱化趋势，2022年全国实体店渠道零售图书市场同比下降了37.22%。

但是，实体书店第二个功能——公共文化服务功能，正在增强。博物馆、文化馆等同样提供公共文化服务，但存在总体数量少，服务内容单一的问题。相比之下，实体书店在服务的便利性、空间分布的广泛性和低门槛方面具有优势。“书店+”模式可以更好满足政府对于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要求。据介绍，北京市实体书店每年组织近四万场的文化活动，参与市民近200万人次，这些活动极大丰富了首都文化市场，创造了强大的文化影响力和可观的市场价值。

在实践“书店+”公共文化服务的过程中，网上直播等线上传播手段正被广泛应用。部分书店甚至早已走在了自建平台、融合突破的道路上。譬如三联书店。三联优化业务布局，推动图书、期刊、书店三个板块的协同发展，形成品牌传播合力。三联书店不满足于微信、微博试水的新媒体转型之路，“松果生活”APP、知识服务平台“中读”APP先后上线。2017年上线的“中读”，以优质的内容生产能力为基石，通过打造线上阅读、音频、视频等知识付费产品，2021年建立了相对完善的产品线结构布局，即“信息流+知识付费+数字刊+服务”，并首次实现盈利，位居新知榜人文社科类知识付费领域第一名；公司新媒体收入占比达到70%。

与此同时，一些和书业有关的新业务形态也开始出现。除了当当、京东图书、孔夫子旧书网等有年头的网络平台，多抓鱼——这一披着文艺外衣的网络二手书交易平台，打着循环书店的口号，于2016年进入公众视野。但是好景不少，平台新增的“二手衣”等全新“二手交易业务线”，在2022年遭到用户全面质疑，从侧面映射出线上书店的尴尬。

书店兼具文化生命和商业生命。

相信在数字时代，北京的书店能坚守文化价值，通过技术升级和传播方式创新，能兼顾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积极参与大众精神生活的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