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粮北运储“两仓”

舳舻衔尾相连，延绵千里不绝。一艘艘满载粮食的漕船，一声声此起彼伏的号子，曾是运河上最常见的场景。南方的粮食通过大运河运输到京城，储存于京仓、通仓，维系着明清两朝的国计民生。通过户部通州坐粮厅，可以了解到漕粮收支储运的历史变迁。

专司漕务通粮厅

中国漕运起源很早，秦始皇征伐南越时“凿渠海阳山下，通粮道并收灌田之利，民称灵渠”。隋朝大运河开凿后，漕运日趋繁盛。唐朝设置转运使，宋朝设置发运使，元朝设置都漕司。

明代始设漕运总督衙门，负责管理全国的漕运事务。明初通州的漕务管理由太监机构忠瑞馆负责；成化十一年（1475）始设“户部通州坐粮厅”，主官称“户部通州坐粮厅郎中”，专管通州漕务。其旧址在今天通州的官园小学一带。

通粮厅主要负责西仓、中仓、南仓、东仓的漕粮收支贮运，通州五县、五卫所和张家湾守备营的俸禄发放，以及漕运十三总将漕粮运抵通州后的相关漕务。

明嘉靖七年（1528），巡按直隶监察御史吴仲重新疏浚通惠河后，驳船可直接抵达大通桥，通粮厅的职责日趋繁重。嘉靖二十八年（1549），户部改派品级更高的户部郎中主管坐粮厅，并增加了管理漕军的权限。

清代，通粮厅地位更加重要，坐粮厅郎中通常由满族贵胄担任，同时也受到朝廷严格监督。乾隆十八年（1753），坐粮厅郎中绰克托刚愎自用，经常任意延迟支放官员俸禄，随意保荐德才不配位的人担任要职，受到仓场侍郎鹤年的参劾，被乾隆皇帝撤职。

两仓分设存漕粮

明清时期，京杭大运河的漕运发展到了鼎盛时期，成为国家的经济命脉。漕船通过运河抵达通州后，分京城、通州两地交卸漕粮。

明朝定都北京后，开始兴建宫殿，并在京城建立仓廒，称为“京仓”。清朝沿袭明制在北京设有13个粮仓，即禄米、南新、旧太、富新、兴平、海运、北新、太平、万安、本裕、丰益、储济、裕丰。这些粮仓多数已不存，只有少量的遗址。

其中，位于东四十条的南新仓，于明永乐七年（1409）在元代北太仓的基础上建造，为明清两代京师储藏粮米的皇家粮仓，迄今已有600多年历史。清初南新仓有30廒，后屡有增建，到乾隆年间增至76廒，如今仍保留古仓廒9座。

建在通州的粮仓总称为“通仓”。金代通州建有丰备、通积、太仓3座国仓。元代通州建有乃积、及秭（zǐ）等13座国仓，存储漕粮和其他物资，总计可储存漕粮189万余石。

明永乐二年（1404）， 通州河西务起盖仓屯160间。正统元年（1436）确定通州城“大运西仓”“大运中仓”“大运东仓”名称。从这年起，定制每年运抵北京漕粮500万石，分储京仓四成、通仓六成。嘉靖四十三年（1564），朝廷根据巡仓御史王用祯的建议，始建张家湾仓。

南新仓今照（寻竹生 摄）

对是否在通州建粮仓，明朝还曾发生过很多次争论。一些官员认为“通州兵力寡弱，城难为守，而仓粮厚积，适以资寇”，不适合建仓。嘉靖六年（1527），御史吴仲奏议：“密云等处，皆有间道可（达）通（通州），若使奸细为之向导，轻骑疾驰，旋日可至。或据仓廒，或肆烧毁，国储一空，则京师坐困矣。”且以通州支取俸禄有诸多不便为由，建议取消通仓，将储粮全部移至京仓。

左副都御史杨行中则反对这个观点。他驳斥吴仲，通州四周卫所众多，守备严密，是京师的重要辅地，与京师互为掎角之势，唇齿相依，必须设立通仓，至于支取不便之说，换了京仓也是一样。杨行中的观点得到皇帝首肯。最终，通仓照例保留。

清代在沿用明代通仓的基础上，进行了增建和整修。《通县志·专记》记载：“仓内建廒，一廒五间。数廒连山并建称‘连’。连与连之间相距三丈，左右各宽二丈，称水道。”各廒按《千字文》中“天地玄黄……”顺序编号。每廒储米1万石，康熙六十一年（1722），通仓存粮最多，达513.9万石。

严格验收防流弊

自古以来，朝廷都高度重视粮食安全。明清时期，平均每年都有三四百万石漕粮运到通州。保证其数量和质量的重任，便落在了坐粮厅的肩上。

明成化十一年（1475），户部委派1名员外郎，专管通州漕粮的核验。为防止舞弊，嘉靖九年（1530）御史李循奏议：由坐粮厅员外与巡仓御史共同验粮。

为确保漕粮质量，嘉靖十六年（1537）皇帝批准：各漕总运来的粮米抵达张家湾后，要查验其质量。坐粮厅的官员如果发现米的质量腐坏，须将运丁呈送漕运总督衙门并移送司法衙门从重发问。不合格的漕米要及时扬晒，并由运丁赔补。坐粮厅也要追究相关漕总的责任。

清代漕粮收储制度与明代相比更加严格细致。康熙五十四年（1715）定制，各省漕粮起运前，先派人将各帮所载漕粮取米样1石封存，送到北京户部；再由户部分别转发至接收该漕米的粮仓。待漕船抵达通州后，将米样与漕粮比对，检查质量是否一致，防止运丁中途偷梁换柱。

清乾隆年间，江萱受在坐粮厅任职的冯应榴所邀，绘制了《潞河督运图》。画中细致描绘了验粮的场景：坐粮厅使者乘官船查验各船漕粮，一条小船迎面而来，运丁立于船头，双手捧盘，其中所盛就是样米。

收纳漕粮时要过斛以统计数量。明朝，朝廷专门制作了铁斛作为标准计量器具，存放在通州坐粮厅。万历《通粮厅志》载：“钦降铁斛一张，见贮通粮厅，一面铸‘成化十五年奏准铸成永为法则’，一面铸‘监铸官直隶大河卫指挥仲纲直隶淮安府同知夏祈铸匠袁宗范斌等’。”

通粮厅的官员以铁斛为标准，先制作若干个铁口木斛，分发给各仓使用；后又制作标准斛斗发给运丁，作为标准量具，以相互校准，防止短斤少两。

清代直隶总督李绂，曾于雍正元年（1723）受领催漕（催办漕务），著有《漕行日记》专门记载此次经历。他采用“重赏重罚，行之以信”的方法，广贴告示于沿河村庄军民铺户，若发现有买盗米者，立即捉拿重究；凡折耗之米，俱令买米之人赔补。如此做法，自然没有了买米之人，船户即使有盗米，也无处销赃，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偷盗漕米的问题。

漕粮经过长达几千里的运输和层层查验，转运进京城和通州的各个粮仓，维持了明清两朝的正常运转，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如今，通州的坐粮厅早已荡然无存，通州中仓也仅有一段仓墙遗存，只有京仓中的南新仓，作为北京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皇家仓廒仍旧巍然屹立，向人们倾诉着明清两朝南粮北运的漕运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