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奎章阁学士院二三事

建于元大都兴圣殿西廊的奎章阁学士院，是元文宗（1304年—1332年）实行“文治”的主要成就之一。元文宗被誉为元诸帝中最为风雅的一位皇帝，精通汉文、能诗文书画、重视中原历史文化，其在位时创建的奎章阁学士院，与翰林国史院、集贤院并称元代三大文化机构。奎章阁学士院的设立，也是北京历史上首次成为全国文化中心的重要标志之一。

元文宗画像。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命儒臣进经史之书，考帝王之治”

为了便于了解奎章阁的大致位置，首先略述元大都城建设的基本情况。

 元于元世祖至元四年（1267年），在原金中都的东北三里处，筑城围六十里，到了至元九年（1272年），正式更名为元大都。大都城内的宫殿主要有：一是宫城（亦称大内），即皇帝的主要宫殿；二是隆福宫，为皇太后住的宫殿；三是兴圣殿，是皇后妃嫔们居住的地方。

天历二年（1329年）二月，文宗在大都立奎章阁学士院，目的是“命儒臣进经史之书，考帝王之治”。文宗对奎章阁学士院的重视，主要反映在品秩的提升以及官员的增添上。立奎章阁学士院之初，其秩为正三品，同元代重要政务中枢中书省下设的六部品级相当，置大学士、侍书学士等官职。同年八月，升奎章阁学士院秩正二品，更司籍郎为群玉署（秩正六品），立艺文监（秩正三品，专掌书籍），艺文监下设艺林库（掌藏贮书籍事）和广成局（掌传刻经籍及印造之事）。次年正月，再升群玉署为群玉内司（秩正三品，掌秘玩古物），并置奎章阁监书博士二人（秩正五品，专一鉴辨书画）。概言之，奎章阁学士院是同翰林国史院、集贤院地位相当的元代文化机构，下设有三个职能部门：分别是群玉内司、艺文监、监书博士司。

奎章阁位置图（采自王璞子《元大都城平面规划图述略》)

奎章阁位于兴圣殿的西廊。据元人陶宗仪《南村辍耕录》记：“天历初，建奎章阁于西宫兴圣殿之西廊，为屋三间，高明敞爽。南间以藏物，中间诸官入直所，北间南向设御座，左右列珍玩，命群玉内司掌之。”可见，奎章阁在建阁之初的位置、规模，以及阁内三间房屋具备的功能。据古建筑专家王璞子考订，兴圣宫的遗迹约在今西城文津街国家图书馆古籍馆一带。位于兴圣殿西庑宣则门北的奎章阁遗迹，亦当是在这片区域。值得一提的是，奎章阁学士院的一项重要职能就是保存图书，其遗迹与今国家图书馆古籍馆位置相近，可谓历史的巧合。

元顺帝时期，奎章阁学士院面临被废除的危机，在康里巎巎（元代书法名家，曾任礼部尚书、奎章阁大学士）的据理力争之下，以改名为宣文阁而得以留存下来。后至元六年（1340年），奎章阁易名宣文阁。《元史·巎巎传》记载此事的经过：“大臣议罢先朝所置奎章阁学士院及艺文监诸属官。巎巎进曰：‘民有千金之产，犹设家塾，延馆客，岂有堂堂天朝，富有四海，一学房乃不能容耶。’帝闻而深然之。即日改奎章阁为宣文阁，艺文监为崇文监，存设如初，就命巎巎董治。”尽管改称宣文阁后“存设如初”，但规模与执掌不断缩小，次年，崇文监归属于翰林国史院。至正九年（1349年），又改宣文阁为端本堂，作为皇子读书之所。

会集天下英才

奎章阁学士院中群英荟萃，聚集了当时全国一流人才。《元史·谢端传》记：文宗建奎章阁，搜罗中外才俊置其中，尝语阿荣曰：“当今文学之士，朕惟未识谢端。”这里，尽管元文宗是在感慨未识文士谢端的遗憾，但这恰好说明奎章阁确实汇聚了当时大批人才。据研究者统计，奎章阁自建立到更名，前后不到十二年时间里，网罗人才见于文献者数以百计。其中，既有汉族学者，虞集、宋本、柯九思、揭傒斯、欧阳玄等，也有蒙古族燕铁木儿、朵儿直班、泰不华等，还有色目学者忽都鲁儿迷失、赵世延、康里巎巎、沙剌班等，各民族文士均在其列，使奎章阁学士院成为各民族士人融合的中心。值得关注的是，有不少阁官为皇帝特授、亲擢，如文宗特授柯九思学士院鉴书博士、亲署欧阳玄为艺文少监,显示出文宗对人才的格外重视。    

概括说来，奎章阁学士院及其下设的机构主要职掌有五项：

——进文史典籍、向皇帝敷陈祖训与历代治乱得失。天历二年（1329年）四月，侍书学士虞集奉敕撰写《奎章阁记》（后有文宗御书，并刻石禁中）记：建阁是为了“备燕闲之居，将以渊潜遐思，缉熙典学”。置学士员的目的，一是“俾颂乎祖宗之成训，毋忘乎创业之艰难，而守成之不易也”；二是“俾陈夫内圣外王之道，兴亡得失之故，而以自儆焉”。这当是设立奎章阁最核心的一个目的。

——修纂。奎章阁学士院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修成元代著名政书《经世大典》八百八十卷（原书已佚，现有《经世大典辑校》本行世）。元文宗天历二年（1329年）冬诏修，命奎章阁学士院同翰林国史院，“参酌唐宋会要之体，会萃国朝故实之文，作为成书，赐名《皇朝经世大典》”。次年（1330年）二月，以翰林国史院自有著述任务，而命奎章阁学士院独立纂修。至顺二年（1331年）五月，《皇朝经世大典》修成，为一代典章制度史巨制。

——翻译经史典籍。艺文监的主要职掌，是“专以国语敷译儒书，及儒书之合校雠者俾兼治之”。这期间翻译、刊刻出《贞观政要》《皇图大训》等书。

——鉴定皇室所藏书法和绘画作品。书画鉴定家鉴书博士柯九思，专门负责鉴定“凡内府所藏法书名画金石鼎彝之器”。《南村辍耕录》载，文宗御奎章阁，学士虞集与博士柯九思常侍从“以讨论法书名画为事”。可见文宗君臣对于品鉴书画的热情。

——皇家（宫廷）教育。设授经郎，以教育勋戚大臣子孙。《元史·揭傒斯传》载：“天历初，开奎章阁，首擢（揭傒斯）为授经郞，以教勋戚大臣子孙。”其见亲重如此。

民族交融与文化认同

奎章阁学士院的设立及其展开的一系列有关活动，表明它是元代历史上政治文化领域的一桩盛事。上文所举五个方面，多集中于文化，例如制作了唐太宗《晋祠铭》之摹本，以及命人研制翰墨等，都具有很高的文化品位。

奎章阁学士院自创建到更名，存在时间并不长。但奎章阁的文化价值与历史影响却是极为重要而深远的，举其要者，大凡有三点：

一是搜罗、会聚了相当数目的儒雅之士。虞集、欧阳玄、揭傒斯、柯九思等诸多元代文学、史学、书画艺术领域的名士均在奎章阁学士院供职，发挥作用。研究表明，在一个政府机构集中如此多的人才，从事各种文学、艺术、教育活动，这不仅在元代是前所未有的，在中国历史上也不多见。

二是推动元代中后期文化的繁荣。汇聚一堂的艺文之士，在大型典制体史书的撰述方面、历史文化典籍的翻译方面、书画文物的保存与鉴定方面等，都作出了历史贡献。

三是促进了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元大都不仅是全国文化中心，也是民族融合的中心。奎章阁中聚集各族杰出的学者，多民族文化相互交融，而迸发出新的生命力。尤其是在家族与家学的传承上，这种生命力显得尤为突出。正如当时知名学者马祖常在《恭赞〈御制奎章阁记〉》一文中咏四言诗所歌颂的那样：

皇帝明圣，受天之命。抚御四海，民物遂性。物性既遂，泰和雍熙。雨旸咸宜，于于施施。清燕暇逸，不游不田。刻文垂训，万世是传。贱臣荷宠，天光临门。宝藏私家，以遗子孙。

更为重要的是，元朝是个多民族国家，在奎章阁官员构成上同样具有多民族成分。这些馆阁官员在探讨古今治乱之道、翻译儒家经典以及讨论法书名画的过程中，进一步加深了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另一位当时知名学者揭傒斯在《奎章阁贺表》的表文中写道：当时的政治形势是“天下归仁”“光被华夷”，而回望历史，则“上有成、康之君，下有周、召之臣”，等等。从现实和历史两个层面赋予奎章阁学士院的种种活动以现实价值和历史影响，其中包含着深刻的民族交融情怀和历史文化认同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