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琉璃窑赵”

北京西郊琉璃渠村曾经有一个以烧造琉璃而闻名的赵氏家族，清代曾被人们称为“琉璃窑赵”，那时和建筑设计著名的“样式雷”齐名。我是京西琉璃赵氏家族的后人之一，是工匠的后人。

记忆之火

在我很小的时候，祖父赵金就告诉我，他听他的祖父说，我们祖上是山西榆次南小赵村的人，是从事琉璃烧造有名的工匠，那时候朝廷为了兴建宫殿、园林、陵寝、坛庙等建筑，急需要烧造琉璃的匠人，我们祖上一支脉就从山西举家迁到了现在的京西琉璃渠村。祖父还给我讲起琉璃渠村和“琉璃窑赵”的琉璃烧造史，林林总总。“琉璃局”名字的由来，琉璃烧造的制作工艺和流程，我就是那时候知道的。后来，查阅了不少资料，还真找到了一些关于琉璃渠村“琉璃窑赵”的文字记载，但众说纷纭，始终没有一个确切肯定的答案。

古建学家刘敦祯（1897——1968）写过一篇文章《琉璃窑轶闻》，文中引用了一些史籍记载，以证其说。刘先生的观点是琉璃赵祖上从元朝开始就从山西来到北京从事琉璃的烧造了，开始建窑在宣武门外海王村，然后来到现在的门头沟琉璃渠村。

历史学家王伟杰也写过一篇《为皇家建筑服务的“琉璃窑赵”与“样式雷”》，其观点和刘敦祯略有分歧，但大致相同，琉璃窑赵氏匠人，是山西榆次人，元末明初来到北京兴办琉璃厂。但王伟杰说琉璃窑第一任窑主赵邦庆元末明初来到北京肯定是不对的，琉璃渠村口三官阁上的两块琉璃牌匾，前些年三官阁重新修缮的时候被摘下来，现保存在琉璃窑厂商宅院里，是当年修建三官阁时烧制的，一牌匾上面有赵邦庆亲笔题名的落款，而牌匾烧制在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

还有一种说法。据《琉璃窑赵氏访问记》一文记载，明末以前赵氏世居山西榆次县，清初其远祖赵邦庆始迁入北京，而赵家专营琉璃烧造工艺也是发轫于赵邦庆。文中说赵邦庆迁入北京后，先以小工的身份在某姓承办的官琉璃窑打工，赵邦庆天资聪慧，勤奋好学，又经过多年的实践，终掌握了琉璃烧造工艺的各种技术秘诀，赵邦庆后来开办了自己的窑场。

从这些记述可看出，琉璃赵家何时来北京开窑场烧琉璃的观点上，时间竟相差了二三百年之多。

传承之火

琉璃渠村烧造琉璃的历史很久远却是不争的事实。

琉璃渠村烧造琉璃的历史很元朝初年，朝廷就在北京地区设立了四个窑场，《元史•百官志六》就有记载，其中就有琉璃局，他们从全国各地征召来烧造琉璃的工匠，以兴建元大都。

到了明朝，琉璃局依旧是烧造琉璃的中心，明代的《宛署杂记》中就有清晰的记载。

这些记载都是琉璃渠烧造琉璃历史悠久的佐证。

“琉璃窑赵”从赵邦庆开始开创了赵氏家族烧造琉璃的辉煌家史与业绩。在赵邦庆主管琉璃窑厂期间，正值清王朝经济发展如日中天之际，大规模皇家园林“三山五园”的修建，紫禁城的多次修葺，还有甲第连云的王府和官家建造，所用的琉璃制品近一半产自赵邦庆管辖的窑厂。乾隆二十一年（1756），他的窑厂为现在的北海公园烧制了那著名的光彩夺目的九龙壁。同年秋天，在赵邦庆和王朝璟（瑾）等人的倡导下，修建了琉璃渠村口的三官阁。而后又为本村及周边地区山西籍人购买土地，建立了现在琉璃渠地界内的“山西义坟”，这是京西地区目前发现的唯一一处山西公墓（出土有碑刻）。乾隆二十七年（1762），皇帝亲批库银36850两交赵邦庆全权负责，重修西山煤窑一带的泄水沟。可以看出，赵邦庆当时在京西地区是位叫得响、拿得起、举足轻重，最有影响的一代皇商。

同期经营窑厂的还有他的同宗兄弟赵邦烈、赵邦成、赵邦璟等人。赵邦庆最后将烧造琉璃的技艺、秘方传给了侄子赵士林。这里要着重说一下，赵邦庆是有儿子的，他的儿子就是榆次南小赵赵氏家族著名的人物，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的武进士探花（一甲第三名）赵士魁（约1733--1789），由于他仕途高光，历任浙江严州副将和衢州总兵，所以琉璃窑主的父亲赵邦庆才把手艺和秘方传给了侄子赵士林。赵士魁小时候在琉璃渠生活长大，为官17年，1789年去世，死后就葬在了榆次南小赵，有规模很大的探花坟，毁于建国初到文革时期，无存。

赵士林，清王朝乾隆末年至嘉庆年间琉璃渠村官琉璃窑（南场）主事人之一。在这时期是清王朝国力发展已过午时之际，也是生产高质量琉璃制品的最后阶段。在赵士林主事生产琉璃制品期间，他所负责生产的钦贡琉璃制品除要打印上生产的年代外，还要打印上各主要生产环节负责人的姓名，这在紫禁城内琉璃制品上是不多见的。赵士林主事期间，除了供应旷古绝伦的三山五园内亭台楼阁继续扩建所用琉璃制品外，紫禁城内的乾清宫、交泰殿重建所用的瓦件也均由他负责烧制。在村里，他还出资出力，对村内大街西头的关帝庙（老爷庙）进行了落架大修。赵士林在这一时期中华皇家琉璃制造业中起着架海金梁的重要作用。

清朝道光和咸丰年间没有对琉璃赵家的传人和琉璃烧造生产的文字记载，直到赵春宜。“琉璃赵”后人赵春宜，字“花农”，清王朝时期琉璃渠村官琉璃窑场最后一位窑主，主事时间应该是清同治和光绪年间。那时窑厂里都叫他六当家的，当时窑场主事的不只赵春宜一人，据说有九位，赵春宜排行老六，他是干得最出色、最有威望的，赵春华、赵春龙都是他的本家兄弟。在赵花农任职之际，正值清王朝没落之时，但他还是鞠躬尽瘁，尽心竭力地完成了天坛、紫禁城外朝太和门、颐和园等重要皇家建筑上所用琉璃制品的烧造任务。在中国古建史即将曲终奏雅之时写上了自己浓墨重彩的一笔。在赵花农的倡导和资助下，重修或扩建了京西妙峰山古香道上的建筑，万缘同善茶棚和三家店的山西公议会馆就是他的杰作。他还多次出资捐助京西地区十三档民间花会去涿州进香走会。在他管事期间正是社会不安定的时候，赵花农安富恤贫，惩恶扬善，保护了一方百姓的利益与安宁。由于承造皇家“大工”构件有功，“琉璃窑赵”十六代孙赵花农被受封五品蓝顶子，他也成为继其先祖赵邦庆之后又一位显赫一方的皇商。还有一个有趣的话题：赵春宜威名显赫以后，还认了一个德国人当了他的干儿子，那时管外国人都叫鬼子，所以村里人还给赵春宜起了“六鬼子”的外号。

琉璃窑赵后人赵雪舫（1885-1940），其掌管窑场时，琉璃烧造已呈衰败之势。我的曾祖父赵应忠（1887—1970）和赵雪舫是同时代、同辈的琉璃渠村赵氏家族另一支脉的人。曾祖父早年从事琉璃烧造生产（挂色和烧窑），就在赵雪舫掌管的窑场。后来窑场衰败、停产，曾祖父不再做琉璃，去北平城里东四牌楼演乐胡同34号做起了小买卖。他手里的琉璃釉色配方后来也找不到了，祖父的手艺是在朝阳西通和窑厂向二爷赵才学的。其实后来的琉璃窑赵家掌管窑场的人，大多是从事管理和领导的工作，虽然他们掌握着核心的技术，也精通琉璃的烧造工艺，但自己基本上不从事一线生产了。手艺慢慢传给了村里其他李、邢、周、武、张、肖、郭等姓氏的人，都在窑厂里当“上三作”的匠人。肖瑞稳、武文志、郭万隆都是他们的代表，尤其是武文志，是新中国成立后建筑琉璃制造业最早的顶级八级技师之一。

赵雪舫死后，窑场交给了朱启录掌管。朱启录烧造琉璃的技艺很全面，非常精湛，武文志就是朱启录带出的徒弟。而且武文志的上辈也是和琉璃赵家有联姻关系。

琉璃窑赵后人赵学礼，掌握着琉璃配色釉的技术与秘方，他在朱启录掌管的窑场里专门负责配色釉。赵学礼晚年将自己掌握的技术和秘方传给了朱启录的儿子朱庆华。色釉工艺秘方中含铅，用来提高彩釉的融流性（抓色），铅有毒，在熔铅、烤铅、配釉料时，易被人体吸入，因此赵家历代掌门人常因铅中毒而无子女，掌门人通常是将同辈兄弟的儿子过继给自己，以传承秘方。

民国年间，传统的建筑工程基本上停顿下来，琉璃业和建筑业呈现一片萧条的景象。那兵荒马乱的年代，军阀混战、日寇入侵、国共内战，京西琉璃渠窑场则自谋生计，工艺技术及生产规模锐减。到新中国成立前夕，窑场到了破产的边缘。

窑火新生

解放后，建筑兴起，百废待兴，琉璃窑赵家各支脉的后人又开始活跃在烧造琉璃的窑场上。二爷赵才去朝阳西通和琉璃窑场当了技师，祖父赵金从村里生产队长的位置上，在时任北京副市长万里特批下去了国营的琉璃制品厂（原皇家官琉璃窑场）工作，其他本家大伯赵恒才、赵恒金、赵恒权等也都去了国营琉璃制品厂。

国家对技术人员很重视，祖父一去厂里工资就是技术工人里最高档的。1958年9月兴建北京著名的十大建筑，1969年天安门城楼的大修，故宫的多次修缮，1977年毛主席纪念堂建设等大的工程，都留下祖父他们辛勤的汗水。现在天安门城楼房脊左侧的大吻，就是祖父亲自制作和安装的。高三米五、宽两米七，直到祖父去世前他都能够准确地说出那个大吻的尺寸。那时，由于故宫修缮，祖父每年都要到故宫里几次，帮助设计安装琉璃瓦件。故宫西北角楼修缮时，顶中间的一个琉璃墩子损坏了，需要重新按照原样烧一个。别的工人研究老半天，谁都不知怎么弄，不敢保证制作一个新的就能合适地安装上。祖父爬到角楼顶，根据他多年的经验，量好尺寸，一个多星期时间就烧好成品运来了，往上一安，严丝合缝，和原来的一模一样。

祖父1979年5月1日（62周岁）在北京琉璃制品厂光荣退休。晚年的祖父也从没有离开过挚爱一生的琉璃烧造。他先后在村办小窑场、顺义南庄头、天津等地方从事琉璃的烧造和技术指导，天津食品街的琉璃瓦件全都是祖父指导帮助烧造的。如今琉璃窑火重燃，引故宫前院长单霁翔言：“非遗应该是活的，常常有人把活理解成火，火了不一定是活态的，但在琉璃渠，在琉璃窑场，活和火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