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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可·波罗可信吗?700年来的去伪存真

2023-6-27 16:41| 发布者: weiwei |原作者: 孙文晔|来自: 北京日报纪事

摘要: 马可·波罗马赛克镶嵌画,作于1867年。在威尼斯,大运河的东头就是望不到边的亚得里亚海。1271年,马可·波罗从这里出发,穿过陆上丝绸之路来到中国。24年后,才从海上回到家乡。在热那亚监狱,由他口述、狱友记录成 ...

马可·波罗马赛克镶嵌画,作于1867年。

在威尼斯,大运河的东头就是望不到边的亚得里亚海。1271年,马可·波罗从这里出发,穿过陆上丝绸之路来到中国。24年后,才从海上回到家乡。

在热那亚监狱,由他口述、狱友记录成书的便是《马可·波罗行纪》。如果把他讲述的地名串起来,就会发现两条重要的驿路,和今天倡导的“一带一路”几乎一模一样。

不过,马可·波罗真的来过中国吗?这个问题,争论了几个世纪,就连他的绰号“马可百万”也一度成了骗子、小丑的代名词。正是这些质疑,让专家们各显其能,从不同角度,不断丰富着马可·波罗的故事,至今仍有新的发现。

马可·波罗来中国、在中国以及回威尼斯的路线图。

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

  人教版初中历史教材这样描述马可·波罗,说他“在元朝生活了17年……反映了中国的富庶和先进。马可·波罗游记激起了欧洲人对东方世界的极大向往”。

  这也反映了国人对他的第一印象:一个对于东方无限向往、不吝夸赞甚至有些浮夸的西方旅行家。在近年流行的一些网络视频里,他还被形容为一个文盲、妄人、吹牛大王,“韦小宝”似的人物。

  即便在自己的家乡,马可·波罗也常被质疑和讽刺。1324年,69岁的马可·波罗临终前,他的朋友们要求他删除书中那些令人难以置信的“谎言”,并称惟有如此,灵魂才能前往天堂。尽管如此,他的回答仍是:“我所说的,还未及我亲眼所见的一半。”

  16世纪后,西方传教士大批东来,看到“闭关锁国”政策下日益衰败的明清,远不如《行纪》中描述的富饶,越发不相信此书。

  1871年,英国学者亨利·玉尔在其翻译的《行纪》导言里说,马可·波罗遗漏了长城、茶叶、缠足、鸬鹚捕鱼、印刷术、汉字等中国的标志性事物,这是不正常的。

  从此,这一悬案将诸多鼎鼎有名的学者卷入其中。最令他们不安的是,在素有“汗牛充栋”之誉的中国史籍内,居然未能寻见马可·波罗的名字和事迹,也就是没“铁证”。

  一筹莫展时,一个研究生却意外地发现了“孤证”。1941年夏,杨志玖在西南联大攻读研究生,无意间从《永乐大典》的残片中,找到了至今仍是独一份的典籍证据。

  那是一份关于元朝驿站的公文,记载了坐船护送阔阔真公主远嫁伊利汗国的三位波斯使臣的名字——兀鲁䚟(dǎi)、阿必失呵、火者;《行纪》曾记载此事,说波罗一家搭乘那条船顺道回国,并将三位使臣的名字写作Oulatai、Apuscah、Coja。

  马可·波罗还说三位使者最后只有火者(Coja)活着,另两位死于海难;波斯语写的《史集》中,的确只提到火者一人的名字。信息对上了,基本算是“铁证”。

  不过,这份公文并未提及马可·波罗的名字。对此,杨志玖的解释是:“此文既系公文,自当仅列负责人的名字,其余从略。由此可想到,他在中国的官职,大概不太高贵,亦不为其同时人所重视。”

  时逢“二战”,许多西方学者没能及时看到杨志玖的论文。但令人欣慰的是,大汉学家伯希和用西方史料,印证和支持了杨志玖的结论。

  1960年代,又有德国的蒙古学家傅海波提出质疑:马可·波罗自称在扬州做过官,并吹嘘自己提供了投石机技术协助蒙古大军攻陷襄阳,前者没有史料可以佐证,后者已被证明是不实之词(《元史》记载,献回回炮的是波斯人亦思马因与阿老瓦丁)。据此,可怀疑“波罗一家长期住在中国”不属实。

  已经成为元史学家的杨志玖,为了解释和回击,学了多种语言,写了数篇文章,列出种种证据。然而,风波一浪高过一浪,1994年,大英图书馆东方部主任吴芳思出版《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一书,以畅销书形式,把质疑论升级成了否定论。

  吴芳思的论据有三:一是中文文献中找不到直接证据;二是书中漏写了许多被视为中国特征的事物,如长城、缠足、汉字、印刷术与茶叶;三是记载失误,如助攻襄阳等。由此,“马可·波罗可能从来没有到过,此书不过是道听途说”。

  吴芳思这么笃定,是因为她到过中国。1971年,她第一次来中国。所属的代表团没有去参观名胜古迹,而是参观红旗渠,去公社采访赤脚医生。1975年,她又来北大学习一年。和中国学生一样,她每天早上要做广播体操,白天去四季青公社劳动,夜里还要在北大挖防空洞。这样的中国,在吴芳思眼中,有一层挥之不去的浪漫。进入大英图书馆后,她开始进行通俗历史写作。

  “她的立场源于对古代中国的想象。”北京大学的党宝海教授认为,吴芳思某些证据源于“中国印象”。比如长城,元朝之前,中国确实多次建造过长城。但是,当马可·波罗来到中国时,长城的绝大部分都已成为荒芜的遗址。将长城看成中国象征,是明长城修筑之后的事。

  关于缠足,学者黄时鉴收集了出土的元代女鞋资料,考据认为:元代女子缠足的主流是“窄足”,也就是将脚的前掌与足趾缠窄,而非后世广为人知的“三寸金莲”。直到明代后期,“三寸金莲”才引起来华传教士的注意。

  茶叶与汉字在游记中的缺失,也大体可以做相似的解释——马可·波罗来中国时,茶叶还没有在蒙古人当中真正流行开来;波罗一家主要依靠波斯语在华经商,不懂汉语,所以他对汉人的饮茶习俗和汉字缺乏关注。

  别看吴芳思的论证在“圈内人”眼里是外行话,但公众却更愿意相信“抄袭者”“大骗局”这类说法。为澄清是非,杨志玖在1999年专门撰写了《马可·波罗在中国》一书,展开新一轮论辩。

  “若说是抄自波斯文指南,试问,哪有如此内容丰富的指南书可抄?”对此,吴芳思无言以对。2000年夏,杨志玖在南开大学发起“马可·波罗与13世纪中国国际学术讨论会”,特邀吴芳思来商榷。然而,剑拔弩张的交锋场面并没有出现,吴芳思说,自己并非否定马可·波罗来华,只是提出一些疑问。

  这一轮世界范围内的交流,使真相越辩越明。怀疑论者“迫使”中外学者又举出了大量证据,罗沙比在《剑桥中国史》中评述:“诸如此类的怀疑都已被杨志玖永久地否定了。他最终证实马可·波罗在忽必烈统治时期曾经到过中国”。

“马可百万”是吹牛大王吗

   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已成定论,但《行纪》的可信度仍存疑。毕竟,失实内容有着人为加工或夸大的痕迹。

  在2000年这次会议上,吴芳思提交了论文《马可·波罗的读者:抄本复杂性的问题》,这给学者们又出了个难题——《行纪》是如何在流转中被添油加醋的?

  《行纪》成书于印刷术发明之前,原始版本早已失传,流传中产生的抄本、翻译本、印刷本近150个,内容也不完全一致。如何确认哪些是马可·波罗的原意,哪些是后人增删,在欧洲,这几乎成了和“红学”一样的学问。

  哪些内容是马可·波罗的原话?这还得从此书诞生谈起。专家们通过史料,还原了1296年热那亚监狱的情景。

  在狱中,一个威尼斯商人和一个骑士文学作家邂逅了,他们就是马可·波罗和鲁斯蒂切洛。前者刚从东方归来,在威尼斯和热那亚的海战中被俘,后者则因卷入比萨的战争,在狱中已住了十多年。

  当时,热那亚为了与意大利其他城邦争夺海上霸权,抓了很多人,这些人必须出钱赎身方能出狱,狱中的伙食也要自掏腰包。

  鲁斯蒂切洛赚钱心切,看到经常有人请马可·波罗讲东方见闻,就拿出多年前把《亚瑟王传奇》转译成意大利语的热情,鼓动马可·波罗合作写书。作为专业人士,鲁在执笔中,把枯燥的商旅笔记装进了更受欢迎的骑士小说和百科全书体裁。因此,在现存最早的版本中,这本书的书名是《寰宇记》,意思是“对世界的描述”。

  1298年,书稿完成。同年夏,威尼斯与热那亚议和,马可·波罗获释回家。冥冥中仿佛有天助,马可·波罗进监狱就是为了完成这本书。

  此书面世即大热,人们在威尼斯街头朗读它,就像中国的“说书人”一样。不过,遭遇了黑死病、十字军东征失败等打击的欧洲人并不愿相信,在东方竟有如此灿烂的文明。

  在意大利方言版本里,这本书叫《百万》。

  一百多年前,学者还以为,这个名字来源于马可·波罗的绰号,因为他爱吹牛,说起元朝的人口、物产、税收,都是百万级,所以叫“百万”。甚至在化装舞会上,都会有个叫“马可百万”的来讲荒诞笑话。

  现代学者通过档案研究发现,波罗家祖上就有这个绰号,这可能是因为,他们家是威尼斯的“百万富翁”;也可能和他家祖宅的发音有关。抄书者或许因为波罗家是当地的商业大佬,为吸引粉丝,而把《寰宇记》改成了《百万》。

  这本书传到法国,又被叫做《惊异之书》。因为它无所不包,还提到了一些奇闻轶事(虽然只是书中的一小部分),浮夸的名字有助于“炒作”。

  16世纪,也就是大航海时代之后,航海、旅行成了最受欢迎的话题。意大利学者在编辑“航海旅行丛书”时,又改名《马可·波罗行纪》。

  这个版本后来被翻译成英文,现在流传最广的就是这个名字。目前中国最好的、也最方便阅读的版本,由著名翻译家冯承钧所译。1307年,一个法国骑士到威尼斯,马可·波罗把手抄本赠送给他,骑士的儿子又做了多个抄本,冯承钧所译的版本由此而来。

  冲着书名去阅读,可能会失望,因为这不是一本关于远东大冒险的游记。书里没有九死一生的悬疑,没有性格鲜明的主人公,只有一条一条不厌其烦的客观描述,掺杂着商业笔记、地理信息和政治秘闻。

  有人戏称《行纪》是《三国演义》和《鹿鼎记》的结合。其实,这部书像百科全书一样结构简洁。

  书的第一部分简介了马可·波罗的家世,而后开始分地名描述他与父亲、叔叔从威尼斯到元上都(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境内)的沿途见闻。

  第二部分记载了蒙古大汗忽必烈的相貌、家庭、都城、宫殿、起居、节庆、游猎、战争,以及元朝的政府部门、驿站交通、经济商贸、社会事务、民族关系等。

  接着写马可·波罗在中国旅行的两条线路:一是西南行,自大都经河北、山西、陕西、四川、云南到缅甸等地;二是沿京杭大运河到杭州,然后继续向东南,到福建泉州等地。

  第三、四部分用叙事手法,记载了蒙古宗王之间的战争。记载了中国以外的地区,包括日本、越南、东印度、南印度、西亚、东北非、北方地带(今俄罗斯一带)等。

  相对于游记,此书更像地理志,几乎涵盖了13世纪所知的全部世界,因而更适合被称为《寰宇记》。

  一个人怎么能有如此丰富的阅历和惊人的记忆呢?遗憾的是,除了开头部分,书里很少提及主人公,也很少使用第一人称,仅凭此书,人们对马可·波罗知之甚少。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马可·波罗。”正因为面目模糊不清,发挥空间大,他在各种创作中显现着完全不同的样子。

  如果不了解一个人,又怎能判断他讲的东西到底有几分真?连书名都改得面目全非,内容上会不会也随意增删?《行纪》饱受质疑,和版本变迁及马可·波罗隐身都有关系。

《马可·波罗行纪》手抄本,抄写于1298年-1299年。

《行纪》的细节可信吗

  很多人认为,《行纪》是狱中回忆之作,不能苛求严谨,对细节不要太较真儿,那些动辄百万的数字更不可信。但德国汉学家傅汉思偏要较真儿,他要核查马可·波罗那些屡受质疑的经济数据,是不是信口胡说。

  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出版这个著作的中文版,题目鲜明地体现了作者的观点——《马可·波罗到过中国:货币、食盐、税收的新证据》。

  傅汉思曾担任李约瑟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盐业卷执笔人,对中国钱币史、盐业史关注已久。

  他认为,威尼斯商人的重要财产来源就是盐的专卖和贸易,马可·波罗作为一个威尼斯人,并且是商人后代,必然对跟盐业相关的事情非常敏感。

  《行纪》中也的确有很多关于元代盐业的记录。比如,马可·波罗写下如何通过煮沸卤水制盐的过程,这种技术当时别处都没有,一定是他在中国亲眼所见。

  《行纪》中还有杭州地区纳税情况的记载,详细到具体数字:

  “行在(今杭州)当时上报的有160万户。大汗从行在以及行在所属的各地每年征收数量庞大的税收。排在第一位的是盐税,大汗每年可收得80万个货币单位。除盐税外,大汗每年还可收到210万货币单位的其他税收,相当于1680万金萨吉。”

  马可·波罗自言在扬州做官三年,并在杭州检查地方税收,这些统计都是他本人亲眼所见。为了验证这些数据的合理性,傅汉思先耐心地研究出元、波斯、威尼斯的货币、度量衡换算关系,而后将不同手稿和版本中的数据,与《元史》等中方史料对照,最终认定马可·波罗记载的数据不仅可靠,而且能精确到具体年份。

  要知道,马可·波罗在中国时,税收数据并不为公众所知,《元史》要到元朝灭亡之后才编纂、出版。他根本不可能从其他途径找到蓝本,要么直接介入过杭州的行政事务,要么就是从当事人那里了解到的。

  在货币方面,马可·波罗的观察更为精准。在中世纪西方、阿拉伯或波斯文献中,唯独他提到云南和藏区使用并流通贝币和盐币。

  至此,悬案已破,马可·波罗不仅到过中国,而且在很多领域,他所描述的历史信息是最全面、最详细和最准确的。

  傅汉思这项研究旁征博引,非常考验多语言能力,而他刚好天赋异禀,除了母语德语,还能够熟练掌握英文、法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荷兰文、拉丁文,以及中文、日文和满文。这使得他能够读到多种一手材料和二手研究文献。

  马晓林是傅汉思项目的翻译者之一,也是元史研究的后起之秀,著有《马可·波罗和元代中国》一书,他非常肯定地说:“最新研究不断证明,马可·波罗虽然在一些细节上有错误,但总体上与已知历史非常符合。他的绝大部分数字资料(如时间的起始点和持续状况、年龄、距离、城市的建筑、地理数据、行政单位、人、军队、动物、船只、服装、度量、价格等等)根据当前的历史研究,被证明是非常可靠的。”

  为什么马可·波罗能记得这么多,这么准?马晓林认为,他可能在口述时就参照了旅行笔记。又或者,在出狱后,通过笔记对《寰宇记》作了修订和补充。

  例如,在记述“行在城”之前,马可·波罗说他“数次来到这座城市,曾留心城中的事情,把自己的见闻一一做了记录。下面的描述就是从笔记中摘录下来的”。

  马可·波罗在中国是什么身份

  《行纪》一书中,最不可靠的,大概就是马可·波罗对自己身份的吹嘘。他能出入皇宫与大汗对谈,手持金牌在中国及海外行走,但到底做的是什么官,却没有明确写。人们也不知道,他在中国有没有妻儿,住在哪里,有什么朋友。

  专家们用《行纪》和威尼斯当地资料,包括波罗家的遗嘱和财产登记,威尼斯法庭审判记录等,像拼图一样,才得到一份他的简历:

  马可·波罗1254年生于意大利威尼斯的一个商人家庭,父亲和两个叔叔在君士坦丁堡、地中海、黑海北岸一带从事国际贸易。

  那时,蒙古帝国被成吉思汗的子孙们分裂为元朝、金帐汗国、察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伊利汗国几部分,东起太平洋、西到地中海的辽阔地域,终于迎来了短暂和平。

  马可·波罗的同乡、佛罗伦萨商人裴哥罗梯曾在14世纪前期写了一本《经商指南》,提到从塔纳(今俄国亚速海岸边的亚速城)至甘州(今甘肃张掖)的行程,共需270多天,而且“无论白天黑夜都很安全”。

  在蒙古铁骑缔造的“全球化”下,波罗家的生意开始向东方探索。

  1260年,马可·波罗的父亲、叔叔去金帐汗国出售珠宝,返乡时恰逢战乱,兄弟俩阴差阳错地与波斯使团一起,到了元朝的上都,受到忽必烈的接见。

  大汗命他们出使罗马教廷,请教皇选派教士来华,并把耶稣圣墓的长明灯油带到上都。但他们返回欧洲时,正值教皇去世,两年后,为了向忽必烈复命,他们带着17岁的马可·波罗重启东方之旅。

  在历时三年半的漫长旅途中,他们经地中海、巴勒斯坦、小亚细亚、亚美尼亚、伊朗高原、帕米尔高原,走过丝绸之路上的荒漠绿洲,终于在1275年到达上都。尽管没有完成大汗的使命,但波罗一家还是得到谅解和重用。

  在《行纪》中,马可·波罗说自己在很短的时期内就学会了四种文字(研究表明,不包括汉语),能够顺利地读书、写作。大汗看见他如此聪敏,便派他前往缅甸、印度等地执行重要公务。

  在元代,波罗一家并不是唯一的意大利人,更不是唯一的欧洲人。扬州文物工作者发现,卡特琳娜1342年卒于扬州,她的墓碑用拉丁文书写,碑上镌刻着圣母圣婴像和圣女殉教图。从种种迹象推测,在扬州水门一带曾有一座天主教堂,可能还有一个意大利商人的聚居区。

  元朝根据种族特征和降顺时间,把臣民分为四等: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马可作为色目人,虽然地位低于蒙古人,但比汉人(华北、四川、云南等地的汉、契丹、女真人等)、南人(原南宋的臣民)的地位高得多。

  至于具体职务,学者蔡美彪认为,他是享有特权的斡脱商人(即官商),李治安则认为,他是忽必烈的近侍。

  斡脱商人是个好解释,他替皇室、贵族放高利贷或经商,到各地包括域外采办商货、珍宝等物,这或许就是他能接近高层,却不被史料记载的原因。

  回朝复命时,他发现大汗喜欢听臣下讲述各地的风俗民情和奇闻轶事,因此,每到一处便用心收集这类资料,对于所见所闻的一切趣事,都记录下来,以满足大汗的好奇心。

  从文本看,马可·波罗记录的主要是各地区的物产、贸易、集市、交通、货币、税收等与商业有关的事物,对名山大川、文物古迹、行政事务、官场纠葛记载得不多。

  用有趣有料的内容,讨忽必烈欢心,这或许就是《行纪》如此丰富详尽的原因吧。

《马可·波罗行纪》(15世纪拉丁文版),上面的批注是哥伦布写的。

鲜活的丝路记载

  连忽必烈都好奇的内容是什么呢?让我们跟随马可·波罗的足迹,去游历一下13世纪的东亚大地。

  在帕米尔高原,马可·波罗看到一种特殊的野生绵羊:羊体肥大,羊角长达6掌。牧羊人甚至还用这种羊角围成篱笆,作为羊群过夜的遮护。

  欧洲人没见过如此硕大的绵羊,将其称为马可·波罗羊。实际上,这是对帕米尔高原上独有的大角盘羊的真实写照。

  和田一带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有一条河流经过,在河里可以找到大量珍贵的石头,人们把它们称作碧玉和玉髓”。和田玉在中国久负盛名,近年却因过度采挖,在原产地几乎绝迹。

  在沙州(今甘肃敦煌),马可·波罗说,那里的人们崇拜偶像(即佛像),有许多寺庙和各种偶像,居民对之极为崇敬。举世闻名的莫高窟就在敦煌,它曾被中国人遗忘了几个世纪,但马可·波罗笔下的敦煌,商旅纵横,并不荒凉。

  在酒泉,马可·波罗发现一种怪现象:“当商人们经过这里时,只能雇用习惯当地水土的牲畜,不能使用其它牲畜。因为此处山中长着一种有毒植物,外来的牲畜一旦误食,会引起脱蹄的悲惨下场。”

  现代兽医学研究表明,这是一种硒中毒现象,马可·波罗很可能是世界上第一个记录此种病理现象的人。

  “西凉(今甘肃武威)人取麝香的方法如下:麝每月分泌一次麝香。在月圆之夜,这种动物的肚脐处会有一个血袋,血袋处于皮肉之间。专门猎取此物的人,把血袋连皮割下,袋中的血就是麝香,能发出很浓的香气。”

  麝香体积小、价值高,是丝路上的抢手货,马可·波罗的遗产里就有为数众多的麝香,显然,他做过这个买卖。

  波罗一家到天德(今内蒙古呼和浩特一带)时,这里的织造被称作“纳石失的金锦”。近年的考古发掘,终于使我们能够欣赏到这种极为精巧的织物,而在威尼斯的财产清单中,马可·波罗家的毯子就是这种稀罕物。

  元上都是忽必烈的夏都,他们到达时21岁的马可·波罗已褪去青涩。在《行纪》中,他激动地描述了“上都竹宫”的壮美:

  “草原的中央有一片美丽的树林。在那里,大汗建了一座亭子,全用竹竿结成,内部涂上黄金。……竹亭的好处,在于搭建和拆卸不会用太长的时间,而且可以根据大汗的命令,完全拆成散片,运到别的地方,重新组装。”

  2015年,考古人员采用无人机进行地貌考察时,发现了一处圆形的建筑遗存,足以容纳1000人左右,发掘时还找到了11根基柱,基柱周围有竹子的残留物。原来,此地就是马可·波罗记录的竹宫,它的高度约为三十米,总面积上万平方米。

  上都是忽必烈的龙兴之地,大汗每年夏季,都会率群臣来此避暑。马可·波罗在上都,刚好赶上忽必烈过生日。他用中世纪历法记下忽必烈生于“九月那个阴历月的28日”,即中国阴历的八月二十八日,与《元史》完全一致。

  “在这天,大汗会穿上华丽高贵的金袍。同时足有12000名贵族和武官由他赐予同样颜色和样式的袍子,只不过料子没有那么富丽罢了。”马可·波罗描述的华服,在元代文献中被称为“质孙服”,由刘秉中按照等级设计,专门用于增加仪式感。

  马可·波罗还记录了张北草原上一个叫白城子的地方。1999年,这个传说已久、扑朔迷离的地方被确定为元中都遗址。一个仅仅存在50年的城池,因为马可·波罗的记载而栩栩如生。

元上都遗址

元大都的真与假

  要说马可·波罗着墨最多的,必定是元大都(今北京)无疑。这位意大利旅行家至少在这里度过了9年时光,对大都的历史、掌故以及风土人情等,颇为熟悉,大都见闻占《行纪》篇幅的十分之一。

  “无与伦比”是马可·波罗描述大都时最常用的词汇之一。他在《行纪》中对“汗八里”(突厥语,意为皇帝之城)的描述,常使人觉得大都宛如“人间仙境”。

  “城是如此美丽,布置得如此巧妙,我们竟不能描写它了!”他说,此城位于辽南京城的东北端,从外到内,分别由大都城、皇城、宫城三重城墙,套合而成。大都外城墙为“土墙”,由黄土板筑而成,十分坚实。城墙四周,建有雄伟高大的城门,“形如大宫,壮丽相等”。

  对皇城,《行纪》记述得更为详尽。皇宫环列于琼华岛(今北海白塔山)和太液池(今北海)的东西两岸。宫殿建筑,堪称奇观,“满涂金银、并绘龙兽、骑士形象及其他数物于其上”。殿顶皆以红黄蓝绿之琉璃瓦铺砌,“光泽灿烂,犹如水晶,致使远处亦能见此宫光辉”。

  这与元末陶宗仪《南村辍耕录》中记载的元代大明殿非常相似,《行纪》所述的“顶瓦涂以彩釉”,也与后来发掘元宫所得的材料一致。

  《行纪》特别提到,琼华岛之巅,建有一座宫殿,被青山绿水环抱,构成一幅“美丽堪娱”的人间奇景。马可·波罗虽然未道出这座宫殿的名称,但根据其记载方位,所指应为始建于元、毁于明代的广寒殿。

  在后英房元代民宅遗址中,就出土了绘有广寒殿的漆器。今北海团城玉瓮亭中陈放的“渎山大玉海”,俗称玉瓮,是当年忽必烈在广寒殿中大宴群臣时使用的酒器。而饮酒时的场景,被马可·波罗写在书里,又被欧洲人画在了画里。

后英房遗址出土元螺钿平脱广寒殿漆盘

  元大都的胡同,同样引起马可·波罗的好奇和赞赏。“大都的街道,给人以横平竖直、整齐划一,犹如棋盘的感觉。街道两旁,绿树成荫、华屋巨邸,鳞次栉比”,见此情景,他的仰慕之情不能自已:“设计得如此精巧美观,简直非语言能尽述”。

  十三世纪中期,当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还不知道煤为何物时,大都居民已经以煤代薪了,马可·波罗稀罕地称煤块为“黑石头”。“凡是世界上最稀奇最有价值的东西,都会集中在这里。”

  马可·波罗还向西方首次披露了纸币的秘密,称大汗通过发行纸币,“获得了超过全世界一切宝藏的财货”。1982年,在维修呼和浩特市辽代白塔时,考古人员发现元代中统元宝交钞一张,该钞为灰黑色麻桑皮纸,在忽必烈时期印制,大都子民用的,应该也是这种钱。

  1368年,元朝灭亡时的一场大火,让这座曾被描述为黄金铸就的城市,沦为焦土。人们开始怀疑,那个犹如“天方夜谭”的元大都,是不是真的存在呢?

  1964年,由中科院考古所和北京市文物工作队(现北京市文研所)联合组建的“元大都考古队”成立,当年不到30岁、日后成为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的徐苹芳担任队长。

  “一米一个孔,足足钻探了三年。”全面的考古钻探,使考古队基本上弄清了元大都街道的布局:九纵九横的大街构成元大都的主干道,全城应有东西向胡同88条。“自南以至于北谓之经,自东至西谓之纬。大街二十四步阔,小街十二步阔。”马可·波罗又说对了。

  1969年,为了修环线地铁,在西直门城墙里发现了“包着的”元代和义门。关于和义门的结构、规模,史籍记载很少,仅在《行纪》中有记载:“每门之上及城角之上,均有宏丽之殿……”

  1980年代,蒋忠义负责考察维修中的古观象台,他发现台下的元代夯土基础,与曾经发掘过的元大都东北角角楼几乎一样,因此断定古观象台所在地在元代就已经有角楼了。“可见,马可·波罗的描述是对的。”

  元明清时,虽然留下了一些关于元大都的文献,但古人对司空见惯的事多不记录,关于元大都的记载多是片段的,有些地方反而不如马可·波罗这个外国人时时猎奇,全面生动。

  当然,他也留下一些仍待解答的谜题,比如卢沟桥,因《行纪》的描写而在西方广为人知,被叫马可·波罗桥。马可·波罗说元代的卢沟桥有24个拱,但留存至今的却只有11拱。

  还有一些不可思议的地方,比如,马可·波罗说元大都的城墙是白色的,皇宫的窗户上有玻璃。这是真的吗?蒙古人的确崇尚白色,但也不排除后世在传抄时出现了错误。

马可·波罗的遗产

元代罟罟冠。马可·波罗遗产中有类似收藏品,有研究认为,他有个在中国出生的女儿。

元代八思巴文金牌(与马可·波罗遗产为同一时代) 内蒙古大学民族博物馆藏

  在中国待了17年,马可·波罗的爸爸和叔叔都老了,他也快40岁,应该考虑回家了。但马可·波罗说忽必烈太喜欢他,一直不让他走。

  直到从印度办差事回来,他才遇到了一个返回欧洲的绝佳契机。

  伊利汗国皇后去世前留下遗言,如果阿鲁浑汗要续娶的话,一定要娶她本氏族的姑娘,于是阿鲁浑就派三位使臣来元朝求婚。忽必烈选了一位叫阔阔真的蒙古少女出嫁,和亲使团本来想走陆路,由于战争此路不通,只好走海路。波罗一家刚从印度返回,了解这条路,于是便以护送阔阔真为由,得到了回乡许可。

  他们从泉州出发,这里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港口,所乘的“船用好铁钉结合,有二重板叠加于上”,“最大船舶有内舱十三所,互以厚板隔之”。

  “内舱十三所”可从泉州出土的宋代古船看出端倪,12道舱壁将全船分隔成13个舱,等于给船舱进水加了多重保险。1976年,韩国新安郡海域发现一艘古代沉船,也是通过马可·波罗描述的“鱼鳞式搭接外板”确定了中国国籍。

  不过,欧洲造船者似乎并不重视马可·波罗介绍的造船术,以至于到18世纪后期,才开始采用《行纪》中就有的“水密隔舱”技术。

  马可·波罗记述中国古船建有6层外板,但中外文献未见记载,考古亦未见实物,所以常常被诟病。直到 2008年,在中国西沙群岛发现的“华光礁1号”宋朝沉船出土,才终于得以证明。

  后人推算,1291年1月,马可·波罗从泉州港出发离开中国,1293年4月,拜见了伊利汗国的新任君主乞合都。这时候,原国王阿鲁浑已死,阔阔真就嫁给了阿鲁浑的儿子。1295年,波罗一家从波斯出发,经小亚细亚等地回到了威尼斯。

  16世纪的意大利学者曾记载了这样一个威尼斯传说:

  波罗一家刚到威尼斯码头就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他们穿着高至膝盖的脏皮靴和绸面皮袍,绸面的质地虽然非常考究,但已破烂不堪。亲属在见面之初居然没能认出这三位亲人,他们的威尼斯方言也已几乎忘光。当波罗父子在家里安顿下来之后,他们举行了一个宴会,邀请所有亲友出席。在宴会中,马可·波罗和他的父亲、叔叔三次更换华丽的衣服,使宾客大开眼界。最后,他们撕开回来时穿的蒙古袍,藏在衣服衬里的翡翠、红宝石、蓝宝石、石榴石和钻石纷纷掉落出来。

  据研究,这一传说纯属想象。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东方之行为他们家带来了万贯家私。

  马可·波罗的遗嘱是关于这位传奇人物的重要文献之一,收藏在威尼斯圣马可·波罗图书馆。这个图书馆还收藏了波罗家族的其他两份羊皮遗嘱。

  马可·波罗的叔叔在1310年所立的遗嘱在先。他特别提到,离开中国之前,蒙古大汗赐给他们三枚乘驿金牌,让他们可以利用蒙元驿站到达波斯,这三枚金牌由他保管,后来被马可·波罗借走一枚,一直没有归还,子子孙孙要向马可·波罗追讨这枚金牌。

  元代的驿路四通八达,但这种金牌目前在中国只发现了一枚,是黄金和白银合金的,上面用八思巴蒙文写了较长的一段话:“凭着长生天的气力,大汗的名字是神圣的,凡是不尊敬的人就要论罪处死”。在19世纪以前,这段文字只有马可·波罗记录过,如果不是真正持有,是不可能知道上面写了什么的。

  马可·波罗的遗嘱,写在一张25厘米×68厘米、微微泛黄的羊皮纸上,标注日期是1323年1月9日(实为公元1324年)。

  遗嘱上虽然没有亲笔签名,但这并不能表明马可·波罗是文盲。有公证人在场,根据当时惯例,只象征性地用手碰一下羊皮纸,就表示同意其中的内容。

  遗嘱的指定继承人,是他回威尼斯后生的三个女儿。他给46岁那年才娶的妻子,留下8个杜卡托的年金(是常规的4倍),以及嫁妆、衣柜、陈设品、三张包括床上用品的床等。交代完各种杂事后,他郑重地给鞑靼仆人彼得罗以自由,还付给他100里拉小钱币。

  法律文书显示,波罗家族最起码拥有三枚大汗金牌,家中还有一个蒙古仆从。

  扬州的马可·波罗纪念馆,也有一件引入注目的展品——威尼斯法庭的一封判决书(复制件)——进一步显示了他的东方所得。

  这份1366年的羊皮卷,是马可·波罗的一个女儿与夫家打官司,讨要被霸占嫁妆的判决书。上面详细列出马可·波罗从中国带回并留给女儿的物品:“一张黄金打造的小茶几(上面有中国帝王的印章)、会变色的上面有奇怪的动物(龙)和玫瑰花装饰的丝绸窗帘、一包大黄、地毯、檀香、珠宝、马匹装饰的银腰带……”据威尼斯国家档案馆工作人员的估计,所有物品的总价值超过了当时的1000金币,相当于3.8千克黄金。

  写在遗嘱上的马可·波罗遗产并不是全部,他们家族的动产和不动产不少,家庭物品清单里不乏东方奢侈品,还有两袋子贸易合同,三个女儿也都嫁给了威尼斯贵族,足见远东之行的收获。

  除了这些可计算的“真金白银”,马可·波罗最重要的遗产当然是无价的《行纪》。

  哥伦布订购了该书的第一个印刷版本,并于空白处做了近百个眉批。这些眉批主要以拉丁文写成,间杂以西班牙文,显示了最吸引哥伦布注意的段落。

  他对马可·波罗提到的,主人死后火焚家仆及女眷做陪葬的习俗深感震惊;在一段描述藏人婚俗的段落旁,哥伦布记道:“他们只要已有性经验的妻子。”

  虽然哥伦布对八卦深表兴趣,但他真正的意图还是在贸易经商。几个看来颇有潜力的中国城市被做了记号,其中包括扬州和杭州,但他只对一个城市写下“商机无限”几个字,这个城市就是“汗八里”。他在眉批旁还加了一个图案,那是歇息在云端或浪涛上的一只手,所有手指紧握,只有顶端的食指直伸,指向撩动它的那段文字。

  1492年,哥伦布扬帆远行,就是为了寻找书里黄金遍地的元大都。他最终没能到达中国,却发现了新大陆,开启了大航海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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