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皇家坛庙的开放

     北京作为中国的首都，尤其是一个有着870年建都史的古都，在世界上享有盛名。北京的故宫、天坛、太庙、社稷坛等古典皇家文化特色景点，更是全球名列前茅的珍贵历史遗产。外国游客提起中国，第一个想到的城市往往就是北京，到了北京，往往最想优先目睹的就是这些承载着皇家文化的景点，作为凝聚着深厚皇家文化的“古老都城”，北京被称为“帝都”实至名归。

  北京历史上是金、元、明、清四朝的帝都。除金代的金中都位于今二环西南隅的滨河路一带外，元大都以今北海、景山为中心，基本奠定了老北京城的基础；如今北京的内城布局主要是在明朝永乐年间成型的：城市被城墙分成几个同心圆环绕的区域：紫禁城、皇城、内城和外城。北京的别称“四九城”，其中的“四”，指的就是紫禁城、皇城、内城和外城这四重城；“九”则指的是内城的正阳门、崇文门、宣武门、阜成门、西直门、德胜门、安定门、东直门、朝阳门那9个城门。

  600多年来，老北京这种由原始聚落发展而来的城市空间布局，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明显变化。中国几千年传承下来的城市设计理念、封建时代经久不变的宇宙观，延续了数百年古老但保守的工艺传统，形成了一种从世界角度来看，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缓慢演进，却又十分稳定的城市形态。

  “四九”城这种相对稳定而又彰显尊贵的城市空间格局，是“皇权至上”、“尊卑贵贱”的封建等级观念，在空间与物理上的集中体现。封建时代的北京城，除了外城，内城和皇城基本上没有平民居住，清代甚至很长时期都不允许汉族人住在内城，这也是为什么北京的会馆和汉族的著名官宦府邸大都集中在外城的南城的缘故。因此，即便是在老北京城最辉煌的时代，帝都最好的城市空间也是仅供极少数的统治阶级享用，而广大的普通城市居民是没有资格和机会享用到帝都的城市空间的。

 1911年辛亥革命后，清朝退位民国诞生，北京城进入激烈的变革时期。城市定位由帝都变成了民国首都，随着城市功能的转变和都市近代化发展的需求，北京城市的空间格局发生了由封闭走向开放的深刻变化。

  民国初期北京拓展公共空间

  1912年民国成立后，首都定在北京。“帝都”变成了民国首都，“皇权至上”的封建等级观念，与途穷日暮的紫禁城“帝居”一起成为了过往云烟。延续了两千多年的传统都市空间格局观念，遭遇到了空前冲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这首先表现在京城的众多皇家坛庙，陆续被辟设成了现代意义上的新型民众公园。

  有人说“世界上最好的地方是北京，北京顶好的地方是那些只有北京才有的充满古典皇家文化色彩的公园”，北京皇家特色公园的重要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公园”的概念，清末就已经引入中国。1905年，清廷派遣端方、戴鸿慈等三十余人出使西方各国考察宪政。一年之后，出使归来的端方、戴鸿慈等人连上三道奏折，一奏军政变革，二奏教育改制，第三奏就是辟设公共空间：修建图书馆、博物馆、万牲园、公园等公共设施。虽然奏折立意不错，但当时的清廷已是风雨飘摇，到处面临着内忧外患，哪里还有精力顾及？直到清帝退位，开设公园等事宜也没有提到议事日程上。

  清末民初北京居民传统的公共娱乐空间，主要是庙会、茶馆、戏园子、天桥、什刹海、泡子河（即今前门东南三里河）等。对于少数文人雅士而言，还有陶然亭、西山等处。但偌大的一个京城，虽然有这些场所，但不是局面太小，就是人力不到，况且又都是地处一隅，交通不便，也都不够公共公园的资格。可叹皇皇国都，这么些年，连个市民活动的公共场所都没有，岂非是大大憾事？

老北京主要坛庙分布图

  民国初年京师某报载：“没有一处能寻那正大光明的娱乐，实在没有一处不寻那有损无益的娱乐。现在星期休息，京师已然通行，但是通都大邑，没有个正当的游玩地处，因而闹得多数男子，都趋于吃喝嫖赌的道儿上去”。可见，封建时代的北京，为普通民众服务的城市公共空间资源实在是太匮乏了，民间翘首切盼。

  推动民初北京城市近代化改革的关键人物，是先后任北洋政府交通部长、内务总长的朱启钤。

  1914年，时任京都市政公所督办（相当于市长）的朱启钤在《请开京畿名胜》的呈文中指出：“天坛、文庙、国子监、黄寺、雍和宫、北海、景山、颐和园、玉泉山、汤山、历代山陵等处……名虽禁地，不乏游人，具有空文，实无限制……与其严樵苏之禁，积习相仍，何如纵台藻之观，与民同乐？”在他的倡议下，1914年，民国政府建立了“京都市政公所”——中国首个城市规划与市政建设部门，北京也由此成为全国第一个开始办理现代市政的城市。

  两坛试开放形成强烈冲击

  民国初期，将昔日禁地的皇家坛苑开放，使平民百姓亦得观览，自然是建设公共空间捷径，也是许多寻求休闲娱乐的百姓心中的首选。一位时评家这样说道：“凡昔日帝后游兴场所，今咸为市民宴乐之地。” 这种新型城市公共空间的开拓，在当时其社会意义及影响非常深远。

  1912年12月27日，为庆祝清廷退位一周年，民国古物保存所在报上发表公告，定于中华民国二年一月一日起至十日止为开幕之期，在这十天内，天坛、先农坛一律免费开放，任人浏览。

  这是官方第一次对民众开放皇家祭坛，对京城普通百姓来说可是破天荒头一遭，可以毫无限制地涌进昔日神秘的皇家禁地。这在当时成为轰动一时的盛事，日子一到，各界民众如潮水般涌入二坛，京城掀起了一股“两坛游玩热”。

  在1913年1月13日的《正宗爱国报》上，有一篇杨曼青的《游坛纪盛》，极其生动地描述了当时的盛况：“中华民国二年一月一日为始，前门外天坛先农坛，各开放十日，任人入内游览。前日正值天气晴朗，鄙人又没什么事情，赶紧打扮起来，戴上黑毡帽，穿上白碴儿皮袄，系上香色褡包，换上紫色蝠子履，掏出半包儿铜元，前往两坛之内，游逛一番便了。正是：大街车马人拥挤，旅顺坛根绕过来。

  说话之间，就来到天坛门首，但见一片黑压压，人山人海，好像千佛头一般，人是直个点儿的往里灌。像在下兄弟我，这样的年纪，也能够挤呀挤呀的，挤将进去，这不是该当逛坛吗！

  干脆说，又进了二道坛门，斜插柳儿奔东南。斋宫虽不开门，我可知道里面有什么。斋宫殿内，有乾隆御笔四大字，写的是“钦若昊天”。内设宝座，后有雕刻围屏一架，上有江南景致。游人既不能进内，由此穿廊过桥，往东南再行半里许，缭垣围一青琉璃瓦亭，正名皇穹宇，也是不准进去。往南至圜丘，俗名拜台，阶共三重各九级。上去瞧了一瞧，急忙下来，并没有别的缘故，我怕喝一肚子凉气，醋心！

民国年间航拍的天坛

  顺旧路折回来往北，由成贞门至祈年门，上祈年殿，进殿内观瞻。正中一台不便上去，恐怕人多挤死，岂不臭块地乎。往后瞧，皇乾殿也未开门，更不必留恋喽。打道出坛，正走中间，看见两个活笑话儿：有一中年妇人，上梳蘑菇式的头，蓝袄青裙，黄色坤鞋。有人说这是某旧大老的夫人，我倒是半信半疑。又看见一串改良穿坛小轿，却是两个闲等儿，头戴碟子形的黑色帽，穿着黑布大袍，两人搭着一把大椅子。人坐在椅子上，分外地看着显小，在人群以内行走，好像抬着一抬肉嫁妆。二十枚银元，花的不冤！

洋车小轿逛两坛

  天坛景致游了个到，怎么来的怎么出去。坛内游人虽多，有一样儿好处：我瞧人家，人家不瞧我。照旧出了天坛，可巧那位中年妇人，已经到了坛门以外，手拿两大串糖葫芦儿。看这妇人如此举动，准知不是旧大老的夫人了。不然怎么说：徒步野游，必非世家呢。”

  先农坛内也是人头攒动，观者如堵：“中华民国二年一月一日为始，前门外天坛先农坛各开放十日任人入内浏览，天坛门首，但见一片黑压压的人山人海，好像千佛头一般，人是直个点的往里灌……这一开放，把荒凉的坛地变成无限繁华。这几天游人日盛，不止北京一方面，连天津、保定府、通州之人来逛的也不在少数。”

  “路上则红男绿女，白叟黄童，扶老携幼，纷至沓来。其一种欢欣鼓舞如痴如狂之态，实有非笔墨能以形容者。殆所谓如鲫如蚁车水马龙，不过如是也。”

  “民国二年一月这一开放，把极荒凉的坛地，变成无限繁华。十天里天天游人日盛，不止北京一方面，连天津保定通州之人，来逛的也不在少数。就以这几天说，若说中华民国不兴旺，这话谁信哪？兴旺可是兴旺，也要瞧瞧目下的谷花儿如何，就这么逛将下去，毫无生计上的研究，盼到民国往后多少年，不怕饿的打着晃儿逛，也不能含糊。再逛的时候儿，可留神挤碎了沙锅。”

  天坛和先农坛的尝试性开放引发的社会热度，足见京城市民对公园类公共空间的欢迎程度。此后，在“京都市政公所”的推动下，北京城建史上大规模的“公共工程运动”开始了。

  1914年10月10日，由社稷坛改建的“中央公园”（1928年改名为中山公园）首度向公众开放，成为北京有史以来的第一个近代意义的公园，得到市民的热情追捧。

1914年社稷坛被辟为北京中央公园（首都第一座向民众开放的公园）

  作为“北京第一座经过精心规划、由皇家坛庙改建成的大众公园”，中央公园的成功开放，对后来的先农坛、天坛、太庙、地坛等皇家坛庙的相继开放，产生了深远影响。

  1915年开放城南的先农坛为公园（1917年更名为“城南公园”），成为北京第二座开放的市民公园；

1915年先农坛被辟为北京城南公园（北京第二座向民众开放的公园）

  1918年1月1日天坛正式向社会民众开放，成为北京第三座现代意义上的公园；

1918年天坛向社会民众开放，成为北京第三座向民众开放的公园。

  1925年，在原紫禁城的基础上建立了故宫博物院并向社会公众予以开放，同时还开放了北海公园，以及以地坛为基础的京兆公园；

由地坛改造的京兆公园1925年向社会公众开放

1926年开放了太庙，更名为“和平公园”；

民国时期成为和平公园的太庙

  1928年景山公园（含寿皇殿）向社会市民开放；

1928年景山被开放为公园

  1928年北伐成功，北京的北洋政府倒台。1929年国民政府将首都定在南京，民国政府机构南迁，原先被北洋政府用作总统府的中南海空了出来，也被辟为公园对外开放。

改为公园时的南海瀛台牣鱼亭

  这样，到20世纪20年代末，前清的皇家宫苑坛庙，都渐次改造成为了市民城市公园。而城市公园与京都市政公所推行的其他一系列公共工程项目一起，重构了民国北京的城市面貌，开辟了新型的市民空间。

  被称为“世界园林之母”的中国古典园林有着悠久的历史，并一度达到“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审美旨趣。但是，无论是精致的私家园林，还是恢宏的皇家宫苑，近代以前都是普通民众的禁区。

  民国初期的巨大社会变迁和现代文明的冲突碰撞，使得中国传统的皇家园林、坛庙适时开始向公众开放，涂抹了一幅“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斑斓画卷。

  英国近代西方作家朱莉特·布雷登写道：“以前只有皇帝和皇后才能优哉游哉的场所如今变成了普通市民的桃园仙境。”

  现代意义上的公园出现，改变了古城北京传统的城市空间结构。在这里，人们看到了一座城市古典文化与现代文明交织的驳杂画面，也能感受到那个时代，舒缓与亢奋交融的华美乐章；在这里，流淌着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的涓涓细流，也孕育着社会变迁的种子。

昔日皇家禁苑，今日大众公园。

  现代意义上的公园开放，见证了北京城市公共空间缓慢成长的艰辛历程，是北京城市规划走向近代文明的一个缩影。了解它、理解它，或许能够帮助我们更深入、更透彻地理解那个时代的风云变幻。

  公园成为人们认知并体验城市新生活、新风尚的开放空间，它改变了古都北京的城市风貌，推动了北京城市的现代化步伐，见证了北京城市公共空间缓慢成长的艰辛历程，并对城市居民的社会生活与社会风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曾经是民众百姓禁地的皇家宫苑坛庙，完成了从神坛、御花园到大众公园的角色转换，并开启了向近代大众公共空间转型的历史新时代。（敬请期待精彩下篇）

    民国初期，刚刚脱离满清封建统治的京城还处在百废待兴的时期。由于冲破了封建思想的羁绊，当时社会上关于创办公共空间的呼声此起彼伏。其实早在晚清的1905年，就曾有人建议“京城宜创办公园”，认为“公园者，可以骋怀、娱目，联合社会之同群，呼吸新鲜之空气”，且“各国京城地方皆有公园”，北京系中国“首善之区”，“皇城之内则万不可不造公园”云云。可见，在当时社会上有识之士的眼里，公园建设实非小事。

  1913年，时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的朱启钤视察了社稷坛，他打算把那里辟为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民众公园。次年，朱启钤改任内务总长兼京都市政公所督办（相当于北京市长），有了直接管理改造京城皇家坛庙的权利，开始推动把最初的想法转变成现实。

  1914年，在朱启钤倡导下，包括当时北洋政府的首脑级人物徐世昌、黎元洪、段祺瑞等60多人发起了筹办公园的募捐，不到半年即募得4万多元。朱启钤和那几位民国首脑捐款较多，都在1000元以上，而北平市民凡是捐款50元以上的，都可成为董事，朱启钤被推为董事长。

  1914年10月10日，由社稷坛改建的“中央公园”（1928年改名为中山公园）首度向公众开放，成为北京有史以来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民众公园，得到市民的热情追捧。

中华民国三年（1914年）十月十日，北京第一个公园中央公园挂牌开放。

  1914年10月10日一大早儿，“四九城”的北京市民就扶老携幼蜂拥而至，都想看看这所神秘的皇家祭坛是什么模样。

  《中央公园二十五周年纪念刊》记载了开园第一天的盛况：“于时五色旗交叉于门，黑衣警卫满布于内，各要路竖立消防队面棚。男女游园者数以万计，蹴瓦砾、披荆榛，妇子嘻嘻、笑言哑哑，往来蝶躞柏林丛莽中。与今日之道路修整，亭榭间出，茶寮酒肆分列路旁游人憩息，得以自由，朴野纷华景象各列。然彼时游人初睹宫阙之胜，祀事之隆，吊古感时，自另具一种肃穆心理。”

第一次向民众开放的中央公园受到社会各界热捧，市民公众趋之若鹜。

  中央公园刚刚开放的那几天，“都人联袂来游，极一时之盛”。“想不到饥者易于食，渴者易于饮，每天游览的人，居然过了千啦！”

  即便此后先农坛公园、北海公园、京兆公园（今地坛公园）、天坛公园也都相继开放，但“终不如中央公园位置适中，故游人亦甲于他处”。

  据当时一位在华进行社会调查的外国人观察，每年夏天，来中央公园的游人每天都在4000-5000人之间；而到了数九严寒的冬天，每天仍会有数百人。当节日或有重大活动时，游园通常是免费的，这样的日子里常常有上万人汇集到中央公园里来。

  公园以它的新鲜魅力吸引着来自各方的人们：“中山公园的灵雅素淡，虽然加了些最近修的时代浓装，那松柏森然，仍苍苍表现着古色古香。这里尽管是东方既白的黎明，或者是夜静更深，来这里探时奇花名卉、或呼吸新鲜空气的人，总是络绎不绝……城市里的形形色色，应有尽有地展览在这里。”

  当时中央公园内还没有什么游乐设施，开放的内容主要是老社稷坛皇帝祭祀的御道、祭器、祭坛等，这些遗物仍保持着明清时的原貌，能够亲眼一睹皇家禁地，也在极大程度上满足了北京市民的好奇心。

民国时期中山公园游览平面图

  中央公园辟建初期，先后开辟了园门、道路，增建了些许亭台楼榭，点布假山名石，挖塘栽荷种树，将一个荒凉破败的古社稷坛，初步建成一个坛园结合，具有民族风格的综合性公园。当时游园的人们主要是沿着社稷坛祭祀的路线行进，浏览的主要建筑——戟门、拜殿、社稷坛都排列在一条自北向南的中轴线上。

社稷坛最北面的大戟门

  社稷坛的戟门设在北面的三个坛门门洞内，戟门内两侧原列有72支镀金银的铁戟，故称戟门。戟门是显示皇帝威严的场所，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将戟门内的镀金银铁戟全部掠走。

银镦红杆金龙戟（复制品）

  戟门之南为社稷坛的拜殿，这是皇帝祭祀时休息，或遇雨时行祭礼的地方。拜殿建于明洪熙元年(1425年)，为黄琉璃筒瓦单檐歇山顶，面5间，进深3间，黄琉璃瓦，单檐庑殿顶，白石台基，无天花板。明露着樑架和斗拱，绘和玺彩画。

  1925年曾在此殿停放孙中山先生的灵柩，接受各界人士瞻仰吊唁，故1928年改名中山堂。

社稷坛拜殿（中山堂）

  全坛最主要的建筑——社稷坛位于拜殿南面，是举行祭祀典礼的核心部分。坛上采用古代“东方苍龙、西方白虎、南方朱雀、北方玄武”和“中央黄”的说法铺垫五色土。东为青色土，西为白色土，南为赤色土，北为黑色土，中为黄色土，借此象征东南西北“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社稷坛和五色土

  社稷坛坛台四周建有方形壝墙，每面分别铺覆与其所在方位土色相同的琉璃砖和瓦。  

每面分别铺覆与其所在方位土色相同的琉璃砖和瓦。  

  作为与天坛、太庙同级别的重要国家祭祀场所，社稷坛的精神实质是对农业的重视，对土地、对自然的敬畏，以及对国家社稷兴亡的关注。

  随着北京社稷坛第一个开辟为市民公园，此后先农坛、天坛、地坛、太庙等，也陆续从皇家祭祀场所转变为民众游览的公园，北京皇家坛庙的社会功能发生了深刻的变革。这些曾经庄严辉煌的古坛庙建筑群，成为后来北京最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那一座座曾经神秘、神圣和肃穆的坛庙改造的公园，为古都北京增添了无限神韵。

社稷坛北部郁郁苍苍的古柏林

  社稷坛由于环境优美、位置居中、来去方便，渐渐地，中央公园成了精英荟萃的地方。特别是来今雨轩一带成为民国时期备受知识分子喜爱的休憩、聚会之所。

当年匾额“来今雨轩”是大总统徐世昌手笔，门前楹联：三篇陆羽经，七度卢仝碗；和茶社很是贴切。

民国时期的“来今雨轩”（旧址在现中山公园西侧）

  因1925年孙中山先生逝世在园内拜殿停灵公祭，为纪念这位伟大的民主革命先驱，1928年，中央公园改名为“中山公园”。

1928年中央公园更名为中山公园

  从皇家禁地到公共园林，中央公园开放后成了北京市民休闲放松的好去处，见证了北京城市公共空间的成长历程，也记录了这座城市的成长。

  初开放的中央公园，不像后来有那么多丰富的景点，基本上都是社稷坛原有的殿堂器物。令人瞩目的是坛内有一些古树，树龄长的有六、七百年，短的也有三四百年，虽然有的已经枯死了，但朱启铃不忍心砍掉，他别出心裁地让人把藤萝缠绕在枯树上，春、夏、秋三季，居然满树藤萝香气迷人，仿佛古树焕春，成了中央公园内的一景。

枯死的古树缠绕上绿色藤萝也成中央公园一景

  为了使中央公园有更多的景观，社稷坛园中后来又陆续增添了一些新的建筑，先后移来了兰亭八柱、兰亭碑、习礼亭、格言亭、公理战胜坊等一些具有文物价值的建筑物，这些建筑大多外观是古老的亭台楼榭，为的是尽量使它们与社稷坛古迹融为一体。

上个世纪30年代的中山公园

  兰亭碑石是圆明园四十景之一“坐石临流”中的一个景点，兰亭八柱于1910年（宣统二年）被移到颐和园，后置于耶律楚材祠中。

  1915年，江朝宗（时任北京步兵统领）致函溥仪小朝廷内务府，请求拉运圆明园兰亭碑及山石，以供社稷坛开拓公园之用。其后，兰亭碑及八根石柱，分别于1917年前和1941年之后运至中山公园。

  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1971年，才将在“社左门”内存放了几十年之久的珍贵文物“兰亭八柱”清理出来，与碑一起重建兰亭八柱碑亭，额曰“景自天成”。八根石柱之兰亭帖，多有风化，半数帖尚好，仍可辨读。

从圆明园遗址上辗转移来复建的兰亭八柱碑亭

  这里着重介绍一下真理战胜坊。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西方国家要求慈禧太后归政光绪皇帝，这引起了老太后的强烈不满。6月，清廷借义和团运动开始大规模的反对外国人，列强随即武装干预，引发“八国联军”入侵。

  6月17日，八国联军攻占了天津大沽口炮台。6月19日清廷处理外交事务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照会各国使馆，限各国公使率全体随员、卫兵于24小时内离京，过期不负责其安全。当晚，各国公使联名致函总理衙门，以路途安全无保障为由，要求延缓离京日期，并要求次日上午9时给予答复。但是，这份公文其实是当天半夜才发出去。

  6月20日早晨8点，各国公使在法国使馆召开会议。到了9点半，还没有收到清廷的回复。大部分公使都认为是因为公文发出的时间过晚，应该在使馆中继续等待，如果没有清廷的官方答复，他们贸然从东郊民巷到东堂子胡同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去等，等不等的到人还两说，而且也有损各国的尊严。

  德国的公使是克林德男爵，他性子急躁，认为自己无论如何也要到总理衙门去等。俄国公使格尔斯建议要带上武装护卫，也被克林德爵爷拒绝，他说自己昨天已经出去溜达过，并没有危险。于是克林德吩咐准备礼轿，带上翻译柯士达，和两个穿制服的随从，从东郊民巷的德国公使馆出发，前往总理衙门。走到东单北大街西总布胡同西口处，遇到清军神机营队长恩海率队巡逻。恩海要求停轿接受检查，克林德大怒，在轿子中拿出手枪向外射击，双方展开枪战，柯士达受伤，克林德当场死亡。这就是克林德遇刺事件。

  6月21日，慈禧太后向全世界宣战，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慈禧光绪逃往陕西。8月14日，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史称“庚子国变”。

当年法国报纸上的克林德遇刺

  1901年，清朝战败与英、法、美、俄、德、意、奥、日、比利时、西班牙、荷兰11国签订《辛丑条约》，要求清国按人头每人赔偿一两银子，并拆除大沽口到北京的沿途全部国防设施。德国方面提出的条件更为苛刻，要求严惩克林德一案的凶手，克林德夫人甚至表示要求老太后偿命，光绪皇帝去德国赔礼道歉。

  1900年12月31日，克林德一案的主要当事人恩海被处决，行刑地点就是克林德遇刺事发地。此后，清廷同意在此建造一座克林德碑，以示向德国道歉。

  1901年6月25日，牌坊开工建造。这是一座中国式的白色石头牌坊，横跨在东单北大街上，位于西总布胡同西口的克林德毙命之处。形制是四柱三间七楼，并在三块坊心石上镌刻着用德文、拉丁文、汉文3种文字书写的,以光绪皇帝名义下达的对克林德之死表示惋惜道歉内容的谕旨。

克林德碑落成仪式

  1903年1月8日，牌坊完工，醇亲王载沣代表清廷前往致祭。当时这个牌坊，叫克林德碑。之所以叫“碑”，是因为牌坊上挂有一额，上书“克林德碑”（横者为匾，竖者为碑）。这个碑的建造规格是很高的，柱础、柱身等材料为汉白玉，楼顶系蓝色琉璃瓦。旧时京城牌坊所用琉璃，皇家所用为黄色，王府所用为绿色，祭祀之用为蓝色。可见蓝色琉璃瓦的规格之高。

  从1903年到1918年，克林德碑一直竖立在北京东单北侧。

  1918年11月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由于中国参加了协约国对同盟国的作战而成为战胜国，德国则是战败国。当时的民国总统徐世昌于11月13日下令拆毁克林德碑。

1918年拆除中的克林德碑

  1919年，法国驻北京外交代表会同中国方面，以战胜国的身份命令德国人将堆放在东单北大街的克林德纪念碑散件运至中央公园（现中山公园）重新组装竖立，并将原有所刻的“御旨”等碑文文字全部除掉，另外镌刻了“公理战胜”四字，以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胜利的纪念。

从东城移到中央公园里的公理战胜牌坊（现为保卫和平坊）

  从此这座牌坊被称作“公理战胜坊”。1952年10月2日，在北京召开了“亚洲太平洋地区和平友好会议”，会议期间确定要将中山公园内的“公理战胜”牌坊改为“保卫和平”牌坊，“保卫和平”四字由郭沫若题写，这就是现在的保卫和平坊。

  中央公园开放后，在公园中上演了一系列的重要历史事件，牵涉到中国现代文化史的诸多脉络，因此中央公园决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供游人赏花观月、浅斟低唱的消遣胜地。

  从空间意义上来说，在中央公园内开展的各类活动的文化影响力绝不局限于京城之内。除了国庆纪念、新年纪念、国民庆祝等直接波及全国范围的集体活动之外，还有一些专项活动指向国内的其他某个区域：例如1917年的天津水灾筹赈会，1920年的华北救灾秋节游园助赈会，1921年的贵州赈灾游艺会、江苏水灾筹赈会、湖南新宁筹赈会，1923年的河南灾荒赈济会、山西旱灾会、旅京贵州镇远筹赈会，等等。中央公园可以成为透视历史的聚焦镜头，从公园史的考察中能够侦测到中国近现代史的一些重要信息。

  从时间跨度来看，中央公园自1914年开放以来，它与北京乃至整个中国的近现代社会文化的重大动态的联系从未间断过。如1914年的双十节庆祝会，1918年为庆祝协约国战胜而举行的国民庆祝大会，1924年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大联盟成立大会，1925年的孙中山追悼会，1929年的北京自治讨论会、济南惨案周年纪念追悼会，1930年的北京市民裁兵运动大会，1931年北京市民众学校联合会召开的反日大会、禁烟纪念会，1934年的中国文化协会学术讲演、中国科学化运动会的学术活动，1936年的段祺瑞追悼会等……。梳理一部中央公园的编年史，将有助于解读北京甚至整个现代中国的历史进程。

  1939年由中央公园事务所印制的《中央公园二十五周年纪念册》有过一番说明：中央公园者，民国京都市内首轫之公共园林也……当春秋之交，鸟鸣花开，池水周流，夹道松柏苍翠郁然，中外人士选胜来游，流连景光不能遽去。至于群众之集合，学校之游行，裨补体育之游戏运动，以及有关地方有益公众之聚会咸乐，假斯园以举行……以设置高尚风纪整洁用，能使人民社会交受其利，斯则又非寻常娱乐之场所所可比拟者也。

  这本小册子还具体介绍了民国各界人士在中央公园内举办的各种游艺会、展览会、比赛会、文䜩、讲演会、哀悼会，从这些形形色色的文化活动来看，中央公园见证了民国时期林林总总的时代风情，既有国庆纪念这样显赫重大的国家庆典，也有英美烟公司演放气球以助营业宣传之类的商业行为，还有某些文人展览艺术作品的个人活动，真所谓五花八门、不一而足。

  作为北京第一座经过精心规划、由皇家坛庙改建成的大众公园，中央公园的成功开放，对后来的先农坛、天坛、北海、地坛等公园的相继开放，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央公园北部的筒子河冬天成为溜冰场

  中央公园开放成功以后，京都市政公所又陆续开辟了几处皇家园林作为北京城市居民的公共娱乐空间：1915年开放城南的先农坛为公园（1917年更名为“城南公园”），成为北京第二座开放的市民公园；1918年开放了天坛公园，这是北京第三座现代意义上的公园；1924年开放了太庙，更名为“和平公园”；1925年，在原紫禁城的基础上建立了故宫博物院并向社会开放，同时开放了北海公园，以及以地坛为基础的京兆公园；1928年，景山公园和西郊的皇家园林颐和园先后开放。

  1928年北伐成功，北洋政府倒台，北洋政府的大总统府不复存在；1929年定都南京，国民政府南迁，空出来的中南海也曾被辟为了公园对外开放。

  这样，到20世纪20年代末，此前的皇家宫苑、坛庙渐次改造为城市公共空间或大众公园。城市公园与京都市政公所推行的其他一系列公共工程项目一起，重构了民国初期北京的都市面貌，为现代都市开辟了一种新型的市民空间，公园成为人们认知并体验城市新生活、新风尚的开放空间，改变了古都北京的城市风貌，推动了北京城市的现代化进程，见证了北京城市公共空间缓慢成长的艰辛历程，并对城市居民的社会生活与社会风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曾经被视为禁地的皇家宫苑、坛庙完成了从御花园到大众公园的角色转换，并开启了传统古典园林向近代公园历史性转型的新时代。

民国时期中央公园内的游客

  公园作为大众化的公共空间和社交平台，尽管它所承载的并非都是那个时代最先进的东西。但公园一经产生，对城市居民的社会生活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其象征意义与社会价值依然是不可低估的。公园集政治、教育、生态、休闲娱乐等多功能于一体，不断重塑北京的社会风貌，影响着北京城市居民的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

  民国文人魏兆铭在《北平的公园》中热烈歌颂了北京的公园之美，表达了当时京城的知识分子对于京城公园的神往与迷恋：北平的公园，是具有着古气盎然庄严伟大的，富于东方艺术的圣洁高雅，能使诗人们追怀古今，文人们所谓良辰美景的迷恋吧？那样的大而又花木楼阁甚多的，真是城市里的人们游目骋怀、旷心怡神的桃源境界了。近来已是夏神的季节，于是应时的公园里不用说即有人满之患，尤其文化城的摩登仕绅，男女如云，也是其他地方不敢同北平市的公园一样来比美的。

  现代公园的开设不仅“改变了北京的城市空间结构，影响了近代北京市民的社会文化生活，推动着北京近代化的进程”，而且在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上留下了斑斑驳驳的印迹。所以，与其说“中央公园是一个舞台，在这里上演着大时代的悲喜；中央公园也是一个窗口，通过它我们观察到民初北京社会的生活百态”，不如将该表述中两个分句的语义调换一下顺序，即中央公园既是观察北京社会的一个窗口，又是把脉中国近现代历史的一块镜片。

  民国文人与中央公园的关系非同寻常。自创建以来，那里出现过《新青年》杂志同人、少年中国学会成员、文学研究会发起人、《语丝》社社员等多个文化社团的文人身影，蔡元培、鲁迅、胡适等很多学界精英也常常驻足其间。通俗文学家张恨水也是在中央公园的石桌上构思和写作那风靡全国的《啼笑因缘》的。

  民国文人创作的以中央公园为题材的作品多不胜数，在《中央公园二十五周年纪念册》中就有不少歌咏该园的古典诗、文、词、赋，诗有五古《来今雨轩晚坐》、七古《社稷坛双树歌》、五言排律《暑夕中央公园纳凉四十韵》、七律《中央公园讲经》、七绝《中央公园》等，词有《浪淘沙·公园偶作》、《青玉案·水榭禊集》、《浣溪沙·稷园赏牡丹》等。除小册子中的作品之外，相关的诗文还有马叙伦的《病中闻中央公园牡丹开而不盛》、陈叔通的《中央公园》、蝴庐主人的《中央公园游记》、崔沧海的《游北京中央公园略记》、孙福熙的《春装的中央公园》、钱玄同的《中央公园所见》、胡适的《中央公园作》……这足够编一大本“中央公园文学作品集”了。

  与中央公园有缘的民国文人多矣，那些漫游和逗留在公园中的文人具有何种心态？他们转入别的文化场域之后，心态又发生了何种变化？台湾学者逯耀东早就呼吁：“在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间，许多的学者与文化界的人都喜欢去中山公园。这是研究五四以后的学术与文化，值得重视的地方。”

  所以后人说，历史上的京师民国文人之所以那样从容自在，或因其精神气质与皇城古都的阔大空间相匹配，是“庄严宽大的北京城”使他们猛然地“扩大了胸腹”，因为北京除了巍然挺立的宫殿城墙、既长且宽的通衢大街之外，还有幽静轻松的文化园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