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中轴线是中华礼乐文明的集中载体

北京中轴线秩序井然而又和谐统一的建筑布局，以及在其上举行的诸多仪式活动本身，都是礼乐制度 的产物，而它们如其所是的存在又成为礼乐文明的最好说明。

       中国素有礼仪之邦的美誉。 礼是中华民族的重要标志。 唐人孔颖达说 :“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

      礼乐文明是中华民族的重要标志

      礼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远古社会的祭祀活动，最初的含义是敬神。汉代许慎《说文·示部》解释 :“ 禮，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后来才由敬神发 展到敬人。一般认为，西周初期的政治家周公旦制礼作乐，奠定了中国礼乐文明的底蕴。而后，经过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的提倡，礼普遍 应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形成一套以礼为核心的道德观念、仪式制度、社会规范和行为准则，对中国社会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著名学者钱穆说 :“中国人之所以成为民族就因为‘礼’为全中国人民树立了社会关系准则......要了解中国文化必须站得更高来看到中国之心。中国的核心思想就是‘礼’。”

     “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礼是用来确定人际关系的亲疏远近、判断事情的正误、解决疑虑、分辨事物的同异、明确对错的规范，其中心思想是“亲亲”“尊尊”的伦理道德观念。亲亲， 就是亲近自己应该亲近的人，侧重从家庭关系的角度出发，明确家庭内部成员的长幼秩序、亲疏关系和彼此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具体表现为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其核心是孝。尊尊，就是尊敬在尊位的人，侧重从社会关系的角度出发，明确处于不同社会地位的人们的尊卑贵贱关系以及彼此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其核心是君敬臣忠。此外，礼还强调长幼有序与男女有别。总之，礼意味着秩序，意味着尊重，意味着教养。

     在传统社会，礼中蕴含的道德观念主要通过制定典章制度，举办礼仪活动，融入衣食住行的生活日用，得以内化于心、外践于行。周秦以来，历朝历代都重视礼的制定。《周礼》与《仪礼》《礼记》总称三礼，是我国最早记载古代礼制的著名典籍，也是后世制礼的典范。后世制礼，有官修礼典，如唐代的《大唐开元礼》，宋代的《政和五礼新仪》，明代的《大明集礼》，清代的《大清通礼》，等等。也有私人私家撰述的家礼，如《涑水 家仪》《朱子家礼》等。

    从礼仪活动的内容来看，主要包括吉、凶、宾、军、嘉五种。吉礼作为祭祀天地、日月星辰、风雨雷电、 山川社稷、宗庙祖先等的礼仪，是传统社会国家最重要的事情，《礼记》说:“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凶礼是哀吊忧患之礼，既包括对丧葬的哀悼，也包括对饥馑、水患、战败、寇乱等天灾人祸的哀悼。宾礼是接待宾客之礼。军礼是与军事有密切关系的礼仪。嘉礼是和合人际关系、沟通联络感情的礼仪，主要包括饮食之礼、冠婚之礼、宾射之礼、飨燕之礼、之礼、贺庆之礼等。这些礼仪在特定时间、特定地点举办由特定人员参加、按特定程式仪节进行、运用特定仪式用品的仪式活动，将传统的道德规范蕴含其中，并为上上下下不同社会地位、不同社会角色的人确立了行为规范。

     礼的道德规范还融入衣食住行的生活日用之中，举凡建筑、衣服、食 品、交通工具的制作和使用都有等级之别。城也一样，无论占地面积大小、城墙高度、道路宽度还是建筑设施的性质、 功能、 数量等均有差 别。《周礼·考工记》已有这方面的明确规定:“匠人营国，......王宫门阿之制五雉，宫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经涂九轨，环涂七轨，野涂五轨。门阿之制，以为都城之制。宫隅之制，以为诸侯之城制。环涂以为诸侯经涂，野涂以 为都经涂。”

     除了礼外，古人还特别重视音乐的作用。荀子说 :“乐合同，礼别异， 礼乐之统管乎人心矣。”《礼记》云“: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礼的重点在于明分别异，以家庭结构中的位置、社会结构中的位置以及年龄、性别等因素为标准，确定不同人的不同身份、地位以及不同的行为规范，以建立贵贱、尊卑、长幼、亲疏有别的社会秩序。乐的重点在于“合同”，侧重促进群体中人际关系的和谐，使人与人之间不致因等级不同而产生隔阂和对抗。东汉班固《白虎通义》云:“子曰 :‘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在族长乡里之中，长幼同听之，则莫不和顺。在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 乐与礼互相配合，共同营造稳定和谐的社会秩序。

      北京中轴线集中承载中华礼乐文明

     北京中轴线集中承载中华礼乐文明，至少包含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方面，北京中轴线是礼仪建筑分布最密集、举行礼仪活动最频繁的地方。“夫礼，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 最高统治者作为真命天子，在礼制的制定和实践方面具有示范表率作用，首都作为帝居，就建有多种礼仪建筑。元大都时期也不例外。明清时期，礼乐制度更加完备，北京城中的礼仪建筑更多，而最重要的礼仪建筑均分布在中轴线上及其两侧，最重要的礼仪活动也在这里举行。

     祭天，是中国封建社会最重要的国家祭祀活动。地处中轴线南段东侧的天坛是明、清两朝皇帝祭天的礼仪场所，始建于明朝永乐十八年(1420 年)，初称天地坛，嘉靖年间世宗改制后称为天坛。根据统计，在这里，明朝皇帝共举行了149次祭祀礼仪活动，清朝皇帝共举行了524次祭祀礼仪活动，内容涉及冬至祭天、孟春祈谷、孟夏常雩以及逢重大事件进行告祭等仪式。

     中国素来以农立国，主张“富国之本，在于农桑”，对开创农业的始祖——先农十分崇敬。在春耕即将开始之时，皇帝、大臣躬耕田，设坛祭享先农，是汉代以来重要的国家仪式。这既是对先农的感恩与祈求，也是以身作则，示民法守。地处中轴线南段西侧、与天坛相对的先农坛就是明清皇帝躬耕田、祭享先农的礼仪场所。在这里，顺治朝祭祀8次，其 中1次亲祭，7次遣官代耕。雍正帝在位13年，共亲祭先农、亲耕田12次。乾隆在位60年，亲耕次数28次，其余遣官或亲王行礼。先农坛域内还有天神地祇坛、太岁殿，是定时祭祀海渎岳镇等山川神灵以及太岁神的场所。

     “社为九土之尊，稷乃五谷之长，春祈秋报，祀典是尊。”社稷之祭在 传统社会深受重视，明清时期依然如此。位于北京中轴线中段西侧的社稷坛是祭祀太社太稷的礼仪场所，每年二月、八月上戊日在这里举行的祭祀活动，在国家祭祀中居于重要地位。而位于北京中轴线中段东侧、与社稷坛相对的太庙，则是明清两代皇帝祭奠祖先的礼仪场所 。

     除了这些敬天尊祖的礼仪场所之外，北京中轴线上还有很多建筑本身 是礼仪建筑，或者运用于礼仪活动的场合。比如天安门在明清两朝是皇帝颁发诏令的地方，如遇皇帝登基、大婚、祭天、祭地、祭先农、金殿传胪等重大庆典活动，也要启用天安门。天安门广场改建后，又成为新中国举行庆祝国庆、纪念人民英雄、升国旗等盛大仪式的地方。午门则是清代举行颁历典礼的地方。时间是社会生活 的基本维度，在传统社会，谁掌握了时间谁就掌握了社会的统治权，所以颁历授时很早就成为国家统治层面的事务。《尚书·尧典》介绍帝尧的功绩时就说他“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观测天象，确定时节，制定历法，并告知臣民遵行，是国之大事。清朝统治者也将颁历视为维系大一统国家统治秩序的重要措施，每年十月初一在午门举行。

     太和殿也是礼仪场所。明清时期举行皇帝登极即位、皇帝大婚、册立皇后、命将出征、殿试传胪等盛大典礼多在这里，每年万寿节、元旦、冬至三大节，皇帝也是在此接受文武官员的朝贺，并向王公大臣赐宴。每逢皇帝到太和殿参加大型典礼，通常都要在中和殿休息，中和殿也是皇帝在举行祭祀天地社稷祖宗等仪式活动前阅读祭文的地方。

故宫太和殿

      再如乾清宫，在清代是皇帝除夕日举行家宴的地方，也是皇帝死后停 放灵柩之所。交泰殿则是皇后在元旦、生日等重大节日接受朝贺的地方。坤宁宫在清代成了专门的祭祀场所，同时也是皇帝大婚的新房。位于故宫御花园正中的钦安殿是供奉祭祀真武大帝的地方，真武大帝“镇北方，主风雨”。清朝每年元旦于天一门内设斗 坛，皇帝在此拈香行礼，祈祷水神保佑皇宫免受火灾侵袭。

     又如鼓楼在元代称为齐政楼，是举行迎春礼的关键场所。当时每到立春来前，太史院就会向皇帝奏告立春时刻，并通知宛平县或大兴县，准备迎春礼所需要的芒神和春牛。立春前三天，太史院、司农司等机构的官员一起在大都齐政楼的南边迎接太岁神牛，并用香花灯烛进行祭祀。

     而每当仪式活动举行之时，总会有相应的乐曲演奏。如祭天礼仪包括迎帝神、奠玉帛、进俎、初献、亚献、终献、彻馔、送帝神、望燎等环节，每个环节都要演奏相应的乐章。清乾隆十一年以后，冬至圜丘祭天要分别演奏始平之章、景平之章、咸平之章、寿平之章、嘉平之章、永平之章、熙平之章、清平之章、太平之章，孟春祈谷要分别演奏祈平之章、绥平之章、万平之章、宝平之章、穰平之章、瑞平之章、渥平之章、滋平之章、谷平之章，等等。

     另一方面，北京中轴线上及两侧的建筑设施及其布局、形态、方位、 朝向、规模、色彩等均受礼制的制约，体现等差有序、整体和谐的礼乐精神。梁思成先生曾经说 :“以多座建筑合组而成之宫殿、官署、庙宇、乃至于住宅，通常均取左右均齐之绝对整齐对称之布局。庭院四周，绕以建筑物。庭院数目无定。其所最注重者，乃主要中线之成立。一切组织均根据中线以发展，其部署秩序均为左右分立，适于礼仪之庄严场合;公者如朝会大典，私者如婚丧喜庆之属。”这段话很好地点明了中国传统建筑在平面布局上的特点，即以中为尊、对称布局、等差有序、整体和谐。这种对传统建筑平面布局特点的总结也适合北京城，北京中轴线正是通过以中为尊、对称布局的方式体现了等差有序、整体和谐的礼乐精神。

     在传统社会，中轴线作为城市规划建设的基准线，除了道路之外，其上和紧邻的两侧布局的主要是皇家宫殿、城门、中央衙署、坛庙、钟鼓楼、桥梁以及镇山，都事关国家政权的合法性与长治久安，它们通常体量庞大，色彩明亮，装饰等级高。左右两旁又对称分布着较为次要的建筑，体量较小，从而形成鲜明的对比关系，有效地衬托出“中”的尊贵地位。皇宫作为最高统治者皇帝的日常宴居理政之所，更被安排在中轴线的中间位置，由此进一步突显了皇权至上、等差有序。种种建筑和相关设施既主次分明、高矮不齐、大小不一、明暗有别，但它们却彼此联结，互相呼应，功能上相互配合，共同构成一个气势磅礴、和谐统一的有机整体。

     就某一个建筑群而言，亦是如此。以天坛为例。在古人的阴阳观念中，天为阳，因此，祭天之所要选择在都城的南方。《礼记·郊特牲》载 :“兆于南郊，就阳地也。”元大都郊天的祭坛也位于南郊，即“丽正门外丙位”。明成祖决定迁都北京后，遵洪武天地合祀之制，也是在正阳门外的南郊建造了天地坛。坛域南方北圆，以合天圆地方的观念，主体建筑为大祀殿。 嘉靖九年(1530 年)，天地合祀改为天地分祀，遂于大祀殿南建圜丘。根据礼制对祭祀场所、祭祀对象、祭品祭器、祭祀主体、祭祀仪仗、祭祀乐舞等的要求，天坛建筑群主要包括圜 丘、祈谷坛、斋宫、神乐署、牺牲所等五组建筑群和坛门以及坛墙等设施。其中圜丘建筑群服务于冬至祭天、孟夏常雩以及告祭等仪式活动，设置有圜丘、燔柴炉、瘗坎、燎炉、望灯、皇穹宇、神厨院、祭器库、棕荐库、乐器库、宰牲亭等建筑和设施。其中，圜丘是祭天时搭建幄次、摆放神牌、供品等并举行三献礼的地方 ;圜丘外的燔柴炉专用于焚烧献给皇天上帝的供品 ;瘗坎则为瘗埋祭祀牺牲毛血之处 ;燎炉是专门焚烧祭天时配位、从位供品的 ;望灯则“为夜间骏奔助祭者相望”而设 ;皇穹宇是贮存祭天正位、配位、从祀位神版的场所。神厨院、祭器库、棕荐库、乐器库、宰牲亭等，均可从其名称上看出各自的职责和预设功能所在。基于天圆地方、天阳地 阴、阳奇阴偶等观念，圜丘被设计为圆形，建筑数据也多用阳数。比如坛有三层，每层四面各有九级台阶，每层皆以汉白玉栏杆环绕，栏杆的数目均为九或九的倍数，上层七十二根，中层一百零八根，下层一百八十根。 三层坛台，最上层直径为九丈，中层直径十五丈，下层直径为二十一丈，共四十五丈，蕴含着“九五”之尊的寓意。各层铺扇面形石板，其数目亦为九或九的倍数，由此向外共九环， 第一环为九块，第二层为十八块，依次向外以九的倍数增加，直至第九环的八十一块。

     总之，北京中轴线秩序井然而又和谐统一的建筑布局，以及在其上举行的诸多仪式活动本身，都是礼乐制度的产物，而它们如其所是的存在又成为礼乐文明的最好说明。

文章转载自：《北京观察》2023年第7期

作者简介

      张勃，北京联合大学北京学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市名家工作室——“我们的节日”北京工作室负责人。长期致力于传统节日、民俗文献、非物质文化遗产、北京历史文化等方面的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工作，专著、合著、主编《唐代节日研究》《清明》《中国人的时间智慧》《中国人的风俗观与移风易俗实践》《北京节日文化》等著述10余种，发表学术文章200余篇。承担国家级和省部级课题多项，多项研究成果获得省部级以上奖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