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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费墀与《四库全书》

2023-8-17 19:42| 发布者: weiwei |原作者: 郑永华|来自: 北京日报副刊

摘要: 清代编纂的《四库全书》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的汇编丛书,也是融传统文化于一体的集成之作。说起《四库全书》,人们最先想起的往往是才高八斗的纪晓岚,即担任全书总纂的纪昀。其实《四库全书》的编纂历经了征书、编纂 ...
清代编纂的《四库全书》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的汇编丛书,也是融传统文化于一体的集成之作。说起《四库全书》,人们最先想起的往往是才高八斗的纪晓岚,即担任全书总纂的纪昀。其实《四库全书》的编纂历经了征书、编纂、誊校、装订等漫长的艰辛过程,凝聚着成百上千人的心血与智慧。出任全书总校、后来更因此而身死家毁的陆费墀,就是其中之一。

赞修书自始预事

陆费墀(1731年-1790年),复姓陆费,名墀,字丹叔,号颐斋,浙江桐乡人。他自幼聪敏,涉猎广泛,不仅精读传统的经史诸子,而且堪舆、医卜、术数、方技等亦“靡不究晓”。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36岁的陆费墀喜中进士,随后出任翰林院编修,参与内廷典籍编纂。

《四库全书》由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安徽学政朱筠所上“修书”奏折引发。时任东阁大学士刘统勋曾以修书非急需“政要”,意欲阻挠。户部尚书于敏中则认为朱筠建议符合“文治天下之大计”,因而“固争执”。由此在朝臣间引发是否开馆“修书”的刘(统勋)、于(敏中)之辩,两者相持不下。

很可能在此酝酿往还的过程当中,担任内廷编修的陆费墀就已参与其中,并起到独特作用。乾隆帝后来将陆费墀视为响应修书的核心人物,认为《四库全书》“发端于于敏中,而承办于陆费墀”,又强调说:“陆费墀从而附和,是以于敏中奏充武英殿提调,令专办《四库全书》一切事宜,众人之进退,皆出其手。”

任总校肩挑重担

乾隆帝启动《四库全书》编纂,意在“用昭策府大成,自轶唐宋而更上”,因而期望甚高,对编纂也提出了极高要求。但《全书》分经、史、子、集四部,体量巨大,修书所用底本又来源多样,版本歧异不一,传抄之误在所难免。为保证编纂质量,“四库馆”设立了分校、复校、总校、抽查等诸多流程。出任总校的陆费墀,遂成为统筹校核质量的关键人物。

早在开馆之初的乾隆三十八年闰三月,馆臣就提出编纂《全书》“必须折衷画一,应令武英殿提调、翰林陆费墀董司其成”。陆费墀由此承担起总校全书、“酌改字样”的重责。于敏中也多次强调校勘的重要性,写信反复叮嘱:“承办《全书》及《荟要》分校诸公,当请其到署,以此切致之。各宜经意,勿留错误之迹,日后取咎。总祈慎之又慎为嘱,并与丹叔言之。”于敏中所言丹叔,即时任总校陆费墀。所言的《荟要》,则是编纂过程中先行汇集精华的《四库全书荟要》。“四库馆”由此形成“全书处”与“荟要处”两个既相互联系又相对独立的修书组织。而两者的校核,则都由陆费墀负总责。

乾隆帝对《全书》内容颇为关心,对字迹勘校亦严加督责。他旨令“妥立章程,俾各尽心校录无讹”。因而馆臣对于需呈交“御览”的《荟要》及首套《全书》,自不敢有丝毫怠慢。其中仅校对一项,就安排有誊录、分校、复校、总校、总裁抽查等诸多步骤,同时“各设功过簿二本”,制订了详细的奖惩条例。其中规定:誊录每错一字,记过一次;分校未看出誊录之错,一同记过;武英殿抽查发现错字,分校、复校等均同与誊录记过。若进呈后由皇帝指出,则各人记过加倍。作为总校,陆费墀除校改誊录、分校、复校各环节遗漏的错讹外,还要对全书款式、卷篇、次序等进行把关。乾隆四十年底裁撤复校,改由分校互校,总校的责任进一步增加。

陆费墀不仅以武英殿提调之职掌管底本收发,以总校之职统领缮录的校验勘对,还要预估定本抄写时可能出现的“俗体字”、避讳字、形近字等问题。为此他编写了《辨正通俗文字》一书,分辨似、正讹、正帖通用三篇,详细辨别文字的正、通、俗三体。书成后,誊录人员“倚为司南”,成为四库馆中的必备工具书。陆费墀又编撰《历代帝王庙谥年讳谱》《经典同文》等著作,“用便检省”,以减少因帝王避讳或字形相近而导致的讹误。可见强化校勘,减少书写错讹,以免将来受到责罚,是陆费墀始终萦绕于心的重大问题。

受赔补身死家毁

陆费墀与于敏中的密切关系,既为其得以自始至终参与《全书》的编纂提供了契机,也为他最后的人生悲剧埋下了伏笔。

四库馆开馆后仅一年,于敏中涉太监泄密案,逐渐失去乾隆帝的信任。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67岁的于敏中病逝家中。几年后乾隆帝下令将于敏中牌位撤出贤良祠,“以昭儆戒”。此期一直在四库馆全力修书的陆费墀,多次受到牵连。

早在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三月,武英殿总裁王杰就以馆存底本“短少”,弹劾陆费墀“办理毫无章程”。乾隆帝称陆费墀“专司提调,前后数年,事出一手”,其渎职之责不可推卸,同时指斥陆费墀倚仗于敏中,“假藉声势”。乾隆帝将陆费墀先行撤职,降谕严办,此时距于敏中去世不过数月。但经过反复盘查,发现短少底本不过30余种,远不及王杰指控的四、五百种。且底本短少主要缘于人员混杂,“收发不清”,并非陆费墀一人之错。乾隆帝见此将陆费墀官复原职,令其继续编纂,但认为陆费墀仗势“牟利”的偏见,却没有太大改变。

20世纪初的杭州文澜阁

这一隐患,在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于敏中牌位被撤出贤良祠后再次爆发。乾隆四十六年底,首部《四库全书》即文渊阁本编纂完成,进呈后获得乾隆帝称赞,随即下令再抄六部,分藏于盛京、承德、圆明园及江南的扬州、镇江、杭州等地,以昭“藏书美富、教思无穷之盛轨”。《四库全书》卷帙浩繁,誊录人员参差不齐,但在陆费墀等人督促下,上呈“御览”的《荟要》及文渊阁《全书》定本,校勘质量应该还是不错的。不过分抄“北三阁”“南三阁”藏本时,“大功告成”的松懈情绪逐渐滋生,“捷于蒇事”的侥幸心理也或多或少存在,因而抄本错讹增多,在所难免。著名史学家陈垣先生因此总结说,清代《四库全书》等官修书籍,“第一求速,故不能不草率;第二求无违碍,故不能不有所删改;第三求进呈本字书无讹误,故进呈本以外,讹误遂不可问”,可谓切中要害。这也成为责任追究时总纂、总校等人难以辩解的风险。

纪昀、陆费墀等署名的四库全书书影    

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五月,乾隆帝偶然在承德避暑山庄翻检文津阁收藏的《四库全书》版本,发现其中“讹谬甚多”。他下令复查,设法挖补改换。但随后又发现书中有“未经删削”等更为严重的错误。乾隆帝大为恼怒,认为“实属草率已极”,谕令对七阁《四库全书》全部重加校勘、抽改,并下令由原任总裁、总纂、总校各职的纪昀、陆锡熊、陆费墀等人分别负责。陆费墀因修书而致身死家毁的人生噩运,随之降临。

在四库修书的“三大员”当中,独以陆费墀所受责罚最为严重。乾隆帝在谕旨中对陆费墀大加斥责,称其屡邀恩赏,而所编之书“竟舛谬丛生,应删不删,且空白未填者竟至连篇累页。荒唐若此,该员所司何事”。乾隆帝严令其赔办江南三阁全书装潢所需巨款,并一再谕令不准地方盐商等帮其办理,以防其反而“藉此又得沾润”。在《题文津阁》诗中乾隆帝更出语尖刻,称“独有费墀牟利重,职镌其计叹非工”,指责陆费墀在馆中“惟以牟利为心”。这显然是巨大的人格污辱,但陆费墀百口莫辩。不久,乾隆帝又追究陆费墀“经手书籍底本,交代不清,致有遗失”的旧账,下令将其革职,戴罪办理“南三阁”《四库全书》各事项。

此后数年间,悲愤交加的陆费墀往来于江浙二省,奔波劳累,最终抑郁去世。但乾隆帝仍未释怀,称陆费墀:“所办三阁书匣等项,及缴出罚银一万两,计其家资已不下三、四万。若非从前在四库馆提调任内苞苴馈送,何以有此多资?”他下令籍没陆费墀家产,仅给其子孙留银千两作为生活费用,其余全部罚作“南三阁”办书之用。地方官受命查封,却并未发现陆费墀“贪财牟利”的证据。乾隆帝得讯,有所醒悟。后来他将陆费墀开复原官,发还家产,又命宣付史馆为其立传,算是间接承认了自己对陆费墀怀疑的不实。

事实上,自乾隆三十八年四库开馆时起,直至乾隆五十五年去世为止,陆费墀在修书的十多年间,每天自辰时(早晨7:00-9:00)入宫,晚上酉时(下午5:00-7:00)方出,“寒暑未尝稍懈”,成为四库诸臣中“实际任事最力”之人。作为专司修书的“三大员”之一,陆费墀可以说是“成也《四库全书》,罪也《四库全书》”。其后裔、中华书局创始人陆费逵,以高祖曾出任《四库全书》总校而引为家族骄傲,称“每阅《四库总目》及吾家家乘,辄心向往之”。陆费墀在《四库全书》编纂过程中做出的独特贡献,理应得到后人更多的称赞与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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