栋梁 · 沈阳丨张镈：怀念恩师梁思成教授

“栋梁——一代建筑宗师梁思成学术文献展”全国巡展沈阳站今年9月9日在辽宁美术馆开幕，展期一个月。为配合本次展览，《建筑史学刊》公众号将以“栋梁·沈阳”为栏目陆续刊发系列纪念文章。今日向各位读者推送张镈先生《怀念恩师梁思成教授》一文，欢迎阅读！

（一）通家之好

恩师长我十岁。我的大哥张锐长我五岁。他俩从小是来往密切的伙伴，有通家之好。1920年以前我也常去梁府游戏。深感这个革新世家的子弟们都有振兴中华的大志。恩师行二，学了当时国内罕见的建筑学。他三弟思永是考古学专家。四弟在美国西点军校毕业，早成校官。五弟思达学农科。妹思庄是图书馆学专家。由于恩师年长较多，离家较早，从小给我肃穆之感。

（二）建筑学专业的启发，诱导

我大哥张锐也是清华留美公费生。1928年学成归国后，关心我选择专业的方向。家教要我有薄技在身，勿去宦海浮沉，有学西医的刍议。大哥介绍说医师、律师、建筑师都是自由职业。并举思成恩师的专业特点，至少在当时是国内罕有的专业，前途光明。从此奠定了我选学建筑的决心。可惜当时（1930年）国内只有两处有建筑系。一是南京的中央大学，一是东北大学。恩师当时是东北大学建筑系主任。1930年夏我决定去沈阳考入东大的建筑系，以达到拜师入门的夙愿。

（三）东大建筑系特点

1．学派“美学与技术综合”。

20年代国外建筑学有两派。一以法国的“美学派”（Beaux-art）为主，重宏观上的技术构图，轻技术。同时意大利学校则在严格推动学院派教学方式。另一派是美国宾州大学的流派“艺术及技术综合派”，除设计图案课外设工程技术专业课。但在教学上仍旧把学院派的构图原理作为设计初步的训练。甚至对五柱范要求能背诵、背绘无误。对线角、石缝设计要求较严。20至30年代初美国建筑师Goodhue和Paul-Cret两人是宾州大学崇拜的偶像，恩师曾受业于Paul-Cret，有一定影响。

2．教学方法：师带徒

东大建筑系始建于1928年。我1930入学时已有三班共约40名学生。大家集中在一间大教室里，图桌纵横密排，座席不按年级划分。主要指导老师三人。一是恩师；二是陈植老师，尚健在；三是童寯老师（已谢世）。每师分带一，二，三年级学生十数人。另外师母林徽音，时授美学课。蔡方荫师教画法几何，阴影学及工程技术课。师资优越，爱徒至深，经常夜间辅导。

3．学制特殊，设计课不随年级走

设计课采取奖优罚劣的办法，过期交图无分。不符合原始意图的无奖。一年上开始设计。设中、下奖。中2分，下1分。迟交劣品零分。以2分为满。一年下作两题，首题得2分即可升级。二年级全部7分，三年级6分，四年级5分。分别为上3，中2，次1，迟交或不符合原意的无分。例如三年级同学刘致平，三上已作四下的设计。有的人则在三上时还作二下的课业。

4．又团结互助又斗争雄辩的集体

1931年9月18日东北事变前，我仅在东大建筑学一年的时间。由于一下设计一次过关，提前参加二上设计，有机会受到恩师和童师的教导。陈师改图快，效果好，心领神会，毛病较少，初学还说不到独立思考。恩师耐心修改二上设计，口授，笔谈，令我信服，尤其对恩师勾画的准确性十分钦佩。童师教我二上2题，只批评，不动手。要求精益求精，上了板着了色也要改，要求严格，一丝不苟而且细致入微。三位老师三种作风，平时团结一致十分水乳，评图时，不放过任何不足之处。这真是难能可贵。

（四）精通历史，循循善诱，注意小节

恩师自任建筑史教学任务。读史，记史一般较难。但一部西方筑史，要在一学期教完。讲授方式是深入浅出而又脉络清楚，抓住要害，突出重点，深入人心，永世难忘。是简明扼要地扩大提纲，而且结合着构图技巧，对不同朝代的建筑，在比例，尺度，对比微差等规律上作了异曲同工的剖析。初入学后就为学生在建筑学的基本概念上打下良好的基础。听课好像是在听有血、有肉、有骨、有神的故事，所以印象极深。我只复习了恩师的提纲，考试得97分。当我得意地送上插图和像片手册时，由于修养不高贴上压片的三角，恩师看完后肯定了我的努力，但又在三角旁眉批四个字“费而不惠”，这四个字对我一生的发展起了极大的影响。

（五）向中国建筑史学家进军

在1930年冬，恩师经常去东大操场后山的北陵去作调查，测绘，拍照和搜集资料的工作。当时国内尚无成本成套的中国建筑史和图册日本的伊东忠太博士写过一本中国建筑史，插图中有不少日军手扶军刀站在我古建筑中的留影，令人气愤。德国的“布什门”对中国的明清建筑作过局部的剖析，画成建筑图。但是作为炎黄子孙的中国建筑师则对自己的国宝、精华却一无所知。我想不外三个原因：

1．“中国古有道器之分，土木营造，匠士之能，士大夫不屑为”还认为“雕虫小技不登大雅之堂”。从1911年改元以前只有清宫的样房、算房，而无建筑师的职称。西方文化侵略带来了医院、大学，建筑上出现了大型宫殿建筑形式的洋楼。如北京的协和医院，燕京大学，国立北京图书馆，都出自洋人之手。在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少数留学德、意、法的建筑师，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很少有实践的机会，无法与洋人相抗衡，这些先知先觉的爱国志士，肯于以士的身份来作匠人之事，但仍无用武之地，更谈不到写史或研究中国古建筑了。

2．1911年至1920年的德、意、法、日留学生，学的是学院派的古典建筑，受柱范的约束力很大。偶有实践机会也是搬用西方古典手法。

3．在1920年后，中国留美的第一代建筑师中有关颂声先生在天津租界力争取得工部局的注册权利，不久在上海也打开市场。生意竞争激烈，谈不到系统地研究中国古建筑。

但是在1920前后去美国学习的留学生中，尤其是清华公费生中，经过在国内选拔，人才来自全国各地，爱国、爱乡之情很深。例如杨廷宝先生，早年作业就按柱，梁，枋，天花传统手法作内部装修设计。吕彦直先生设计的中山陵和中山纪念堂，说明感情所向。可以说从1920年到1930年间，中国有识的建筑师已经觉醒，要为炎黄华夏作历史的考证以光大我中华民族的文化了。恩师就是在这个时代的先驱者。是外因通过内因而起质的变化。

（六）营造学社应继续受到尊重，扶植

营造学社是民办的学术团体、科研机构，专门研究中国古建筑的法式和文献。发起人是朱启钤，人称朱桂老，清末、民初都在工部负责，对营造学有兴趣，有造诣，交游广，爱人才，倡议得到各方支持，在京设社。

恩师在美国哈佛大学专攻建筑历史，早有为中国建筑史作贡献的志愿。东大待遇高，师生和，但仍留不住他为中国建筑能在世界上占有一席的心。

学社由恩师担任法式部主任，刘师士能为文献部主任。法式是图解，文献是史料。社员都是对古建有造诣的专家和学者，十分难得。梁、刘是真专家。

学社重刊了《宋营造法式》。并根据《清工部工程做法》整理编印了《清式营造则例》，以斗口为基数，把古老的木结构构件用模数和参数给以简化，以图解和说明把来龙去脉交代得十分清楚。我认为这个伟大的组织比西方学院派的五古典柱范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为建筑师做设计及了解中国明清建筑开了极大的方便之门。

学社还进一步对内地的古建筑作深入现场的实测，搜集县志，整理史料，汇编成册，成就可观。在若干的现场踏勘测绘时，恩师都和大家在一起，等于掌握第一手资料来源。工作负责，态度科学，可敬可佩。

（七）积极安置东北流亡学生

1931年建社不久，1931年9月18日，东北逐步沦陷。多数同学是东三省人，流亡北京。有的借读于清华。有的转学南京中大。多数东北同学由恩师安插在社内。童师在危难时解囊资助学生进关。都说明师生之间的情谊，只有在危难中才见人心。

1934年我毕业前夕，再到恩师处请安，这时学社已对蓟县独乐寺观音阁作了初步踏勘测绘。恩师和林师不顾劳累，夫妇二人带领我和同学到现场听受教益。事实说明师生间情深谊长。

（八）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1941年我受老板关颂声之命留在津京，承包了故宫中轴线上主要宫室的测绘生意。我走访朱桂老，他认为从历史上看，历代宫室五百年一劫，北京古城难逃劫运，能留下点记载也是好事。当时，我在天津工商学院教书，毕业生不愿做官，凑在一起约二十余人，承包了这项工作，同学们工作认真，把精心的测绘图画成1/50或更大比尺的墨线图，图幅较大，橡皮纸尺寸为42寸×60寸，前后共四百张左右。日本投降后关颂声老板带我再到清华梁府拜访。恩师对我们的承包工作认为极不光彩，文物虽然贵重，但气节不可丧失，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我想保存古迹的动机良好，但总有丧节之实。愧领批评。

（九）恩师为我指出努力的方向

1948年底，关老板调我去广东、香港工作。目睹反动政府崩前夕的腐败现象，使我产生了爱专业、恨职业的心理状态。定居香港后，物质享受抵不过精神上的空虚。伟大的抗美援朝战役，引起无上的民族自豪感。1951年初信访旧友，念及故土。恩师和王师明之，亲笔写信说明建国后的良辰美景和建设中国的美妙前景。友人去港，带来恩师手示，感激至极。决心离开工作了17年的基泰。

回京后上访恩师，抚慰倍加，给以鼓励，更增加我努力报效的决心。市委、市政府在政治上、工作上给我极为优厚的待遇，以能用专业爱好贡献给人民事业为荣为慰。50年代连续得到党的信任支持，经过吃堑长智逐步成熟，深知知遇之恩。这是师傅领进门的功劳，对此没齿不忘。对恩师更是马首是瞻。

（十）恩师熟读《新民主主义论》

恩师过去是不谈政治的，事实教育了他而使他熟知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的重点是放在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应该是大众的，科学的，民族的论断。他推而广之作为建筑创作和建筑艺术的发展方向。

恩师启蒙于“摩登古典”，转而探求中国古建，一度欣赏抽象派设计理论，最后从民族自尊心出发，完全走“民族的”方向。恩师精通秦汉，唐宋，明清的规划设计，有创始《则例》。注释《法式》和汇编的成就，有热爱党，热爱人民的衷心。认为循着毛主席指出来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是主要方向，这是恩师良好动机的内因，学苏一边倒则是外因。

（十一）“社会主义内容，民族形式”

我在1951年3月26日回京后，参加公营永茂公司设计部（即我院前身）。到处有人认为远来的和尚会念经，军委后勤营务部慕名来委托我设计后勤办公楼和俱乐部。我不加思考地把框架结构作了总体和个体设计，以方盒子为简洁，以凹墙面象征军旗，占地大，层数低，退红线一百米。的确对适用、经济、美观都没有问题。没料到在52年底来了苏联专家穆欣，尖锐地批评了这种毫无民族特点的结构主义错误倾向。提出上层建筑没有符合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应该是“对人无限的关怀”，和“社会主义内容，民族形式”。穆欣拿出尖塔和住宅给我看，我又说尖塔是宗教建筑，住宅是文艺复兴作品。没想到进一步受严厉批判。

相形之下，我开始承认还是恩师说的对。当我再到恩师处请教时，他正勾画高层塔楼戴帽的示意图，说明恩师也在尝试研究探索新路当中。

（十二）“建筑可译论”

1953年中在京成立中国建筑学会，大家推荐恩师作理事长，各地专家学者先座谈了当前形势，多数认为走民族形式的方向是对的，但怎么走法则都说不清。个别同志认为材料、技术决定形式，甚至论到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意见个别未引起争论。最后恩师在讲坛上提出建筑可译论的长篇发言，但后来并未成文发表。

恩师认为建筑创作类似写文章。用传统的建筑词汇，在同一个体形空间里，就可以把西洋古典建筑翻译成中国古典建筑。他说例如台基、栏杆、基座、排柱、檐口、屋顶，以及亭廊小品等构件都是组成不同建筑的词汇。我们的祖先由于风俗习惯、爱好的不同，材料、技术有别，但采用不同形式的建筑词汇，而有不同的效果。当时恩师对建筑设计的民族形式问题在学术上认真地作了很多探索。

（十三）恩师在“都市计划委员会”起作用

恩师对北京旧城规划布局的前朝后市，左祖右社，三海白塔，四坛八庙，九门城墙以及四合院和园囿等的居住街坊遗物，从总体布局到个体处理，了如指掌，爱护极深。认为是在人类史上杰出而仅有的灿烂文化文物，评价极高。认为辽、金、元都曾在此建过都城，中轴却因旧物毁于兵火，而予以扩大、移位。党的和平解放政策，保存了北京古城文物风貌，把低缓平横的基调留在人间，突出中华民族艺术风格特点。为此在讨论建新都以适应形势需要时，曾建议把新都中轴西移，而把旧城保留下来，按文物加以保护，尤其是对城墙寄予极为的深厚的感情。

恩师正义感强，从来不作有媚骨的谏臣；受党重视后，更有披肝沥胆之心。不顾成熟与否，毫不犹豫，但在利用、改造、保护维修的前提下是缺一不可的。如：

1．东西三座门是在广场小、有千步廊的环境中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为了交通，已拆了左右宫墙，只余三座门孤零零地存在，尤其踞于干道中心，情况就变了。当广场放大之后，从开阔的空间里把天安门后边的端门、午门都纳入视线之内时，不但增加了深远、开阔之感，而且还有把天安门内外的空间融为一体之感。这一点是经过实践检验才发现的，并不是自觉地。说明人的认识差。

2．坚持反对拆城墙的见解，不能说是错的。林师徽音建议在城墙上修路作公园，想利用文物为人民服务以达到改造利用的目的是好的，可惜当时却未被人们所认识。

试想留下内城全部城墙，外围疏通护城河道，河内绿化到城根，河外新开快速路。护城河加宽，蓄水通航，把旧城与市区用这个绿翡翠色项链隔开，应该说，从空中、河里或地上的效果来看都十分优美的。市区按直线计为75平方公里。留下城墙和绿环只占市区的8.0%至6.34%，为数很小而效果差别极大。二环高速公路如沿河飞驶，对坐车人和沿河居民都十分有利。

说到城门楼，我想从现在力争保留下来的德胜门箭楼和它的立交桥来看，也足以说明文物与现代交通的矛盾统一，不是无计可施的。我想，从远近郊进城，很远就可以看到城门楼的对景，类似前门大街对看正阳门楼一样，不但美妙，也可以使驾驶员松口气。

（十四）有感不发，不作自由主义战士

恩师看了周总理亲自选中的人大会堂设计方案时，认为不妥。上海六位专家学者联名向周总理上书说500米宽的广场太宽、太野。恩师也觉得人大会堂的立面失去尺度感，类似圣彼得教堂在尺度上失败一样。称之为“小孩放大”。在形式风格上提出“中而新”是上品，“西而新”为次，“中而古”再次。中选方案的立面是“西而古”，是下品之下，不可取。短短的几个字说明在建筑艺术上的创作方向。

周总理倾听群众意见，恩师即席画了小孩子的大头、短身的形象以说明观点。恩师的意见本身是对的，广场尺度放大是为了集会、游行的需要。广场两侧公建是群众性的，厅堂较大，采取一般柱网、层高可能适得其反。适当放大，也还可以。圣彼得大教堂为了使信徒感到自己渺小，天国高大，放大尺度有它在意识形态上的需要。人民当家做主，应该是建筑物的主人，必须“以人为主，物为人用”，风格上“中外古今一切精华皆为我用”，周总理强调了这两点。我面对恩师的顾虑，在具体工作中，尺度虽大，力争做到以人为主，内外都能平易近人。风格上，在平檐翼角稍作翘飞，以冲淡西而古的担心。基座则采取台明、须弥座的分段处理办法，打破6米高石墙的压抑。其它细部力争做到有传统手法的标志。这个努力革新改造完全来自恩师的批评、启发，来自“建筑可译论”的理论。再如柱廊的细高比，柱础的覆莲座，檐口的枭混线，乃至檐口类似挂落板的尝试，都是在恩师的启发下试作的革新。尤其是明次间分开和中央大厅柱列近似传统木构等方面，都是恩师耳提面命的结果。甚至恩师注意到额枋底平两侧是小圆角的批评，也未忘怀。换言之，努力运用中国建筑词汇，在西而古的胎子上进行改造，限于水平，成果尚未令恩师满意。

略举上边接触恩师工作生活作风上的片断，来纪念恩师85周年诞辰是很不够的。回首前尘，感慨万分，怀念之情，绵绵不断。一代名师，在寿命上是有限的；而他的思想作风、修养气质是永存的。不愧为中华民族有建筑师称号以来的第一代名建筑师、名学者。他生前不少正确的观点，已被发展中的历史证明是有英明预见的。这正是一代大师的可贵之处。为了更好地纪念良师，我不久前曾联合同好，拟上书恢复民办的“营造学社”。在学术上，为发扬中华民族建筑艺术，能更上一层楼，今后当积极奔走，以告慰恩师在天之灵。

作者简介

张镈（1911—1999），山东无棣人。1930年考入东北大学建筑系，1934年毕业于国立中央大学建筑工程系。曾任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并获建设部勘查设计大师称号。

东北大学建筑系师生合影（1930—1931年）

童明 提供

前排左五：梁思成；二排右二：张镈

国立中央大学建筑工程系1934届毕业班合影

后排 左起：曾子泉、唐璞、林宣、王虹、朱栋、张镈

前排 左起：张家德、吴若瑾、于均祥、张玉泉、费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