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守自盗的通仓舞弊案

“硕鼠硕鼠，无食我黍。”这句《诗经·魏风·硕鼠》中的诗句深刻表达了古人对贪官污吏的切齿之恨，也说明了官吏监守自盗古已有之。清嘉庆十四年（1809）发生的“通仓舞弊案”尤为典型，充分暴露了清王朝的吏治腐败和政风颓靡。

惊天大案震朝野

这年北京的初夏，暑意渐浓。一封密奏静静地躺在众多奏章之中，由此揭开了一桩惊天舞弊案的黑幕。

五月二十三日，仓场满侍郎福庆、汉侍郎许兆椿向嘉庆皇帝密奏：“通州中西二仓所贮白米，多有亏缺，并查有书吏高添凤等人，私用花押白票，装米出仓。”奏折中只是提到通州粮仓中漕粮白米亏损，有书吏从中牟利，但嘉庆皇帝敏锐地察觉到这背后恐怕大有文章。

通州素来是漕运的重要交通枢纽，明清两代都在通州建有粮仓。案件发生的地点是通州四仓中储量最大的西仓和中仓，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犯罪嫌疑人仅仅是一名书吏。

那么书吏是个什么职务呢？在清代，书吏又称胥吏，是官衙中掌握案牍的小吏，数量多，能量也大。他们并无品级，不算官员，但是又代表官府行事。他们的“工资”甚至不是由国家开支，而是由雇用他们的官员自掏腰包，或从项目经费中抽取。这些人熟悉律例，消息灵通，是各级衙门办理案件、事务的实际承担者。

清中后期，朝廷社会治理任务空前繁杂，机构行政能力日益专业化，于是依赖书吏办事成了普遍现象和职业习惯，以至于清人感叹“本朝与胥吏共天下”。这就使得有清一代成为中国古代历史上一个书吏横行的时代。

案件一出，嘉庆皇帝迅速抽调侍郎托津、左都御史周兴岱等8人，命其自五月二十五日起，每4人为一组共分两组，每5日换一次班，赴通州接替调查，“熬审”涉案人员，所查情形每5日上奏一次。两天以后，皇帝又加派御前侍卫禧恩等4人，分成两组赴通州盘查仓廒，每4日轮替一次。

在皇帝的密切关注下，自接到密奏后的一个月里，调查人员不可谓不尽心，案件也逐渐水落石出。紧锣密鼓的调查结束后，奉旨查案的大臣们得出一个惊人的数字——仅通州西仓粮食亏短即达73000余石，相当于438万公斤！

当奏折和供状一份份送至皇帝面前时，耐心极好的嘉庆帝逐渐愤懑：“都说天高皇帝远，竟在朕眼皮底下出现了这样的事情，实属罪不可赦！

通州西仓大门（通州区图书馆 供图）

通州中仓仓墙遗址（钱敏 摄）

通州中仓仓墙遗址（钱敏 摄）

内外勾结花样多

“拧耳”“跪链”等一系列刑讯伺候之后，高添凤痛哭流涕：“每年西仓应放米6万余石（360万公斤），白米从未盘查过。历年出新压陈十分常见，况且仓米也不是只经我一人之手，这些损耗明明大家都有份儿，实在不能赖我一个人啊。”

面对确凿的证据，高添凤嘴硬只承认私吞了三四万石，咬定其他亏短只是正常的损耗。主审官之一的大学士庆桂认为，高添凤的供词“尚有不实不尽”。

终于，在严苛的审讯下，案犯所使的花样被逐一披露出来。原来，西仓书吏高添凤在自己差役期满后，让家人轮番顶缺接任，将西仓的粮食收支权力牢牢掌握在手中长达十余年。这期间，仓中事务实际还是由高添凤一人办理，西仓俨然成了高氏一族的私家粮库。

唾手可得的巨大利益，让书吏们费尽心机。验粮交割时，他们对交粮人挑剔缴纳漕米的成色，或者以故意拖延缴纳时间等方式索贿。被勒索者往往逆来顺受，毕竟两害相权取其轻，若是反抗，损失可能比用于行贿的钱更多。粮食入仓时，他们则以“踢斛”“淋尖”等手段贪取。发放过程中，他们公然无视户部仓储新陈循环的放米规定，只要多给钱就可以领上新米，导致仓粮陈陈相因。

事实上，“吃拿卡要”“以陈换新”不过是众多“粮仓猫儿腻”中的几种罢了。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他们还揭发出与一些京城满汉朝官相互勾结、从中渔利的各种秘密手段。这些人以“俸米岁支最多”的亲郡王，及“各王公家”为主，将所得粮食都拿到粮店里公开售卖，获利甚丰。

清代初期，满官只支俸米不支薪金，其家口另外给米。汉官俸薪兼支，后又改为给俸不给薪。中期以后，文武百官又改发俸银和禄米，所以俸禄主要由俸银和禄米组成。朝廷为了节省运输成本，并促进京城粮食的正常流通，通常让王公大臣自行到通州领取禄米。但现实是，宗室大臣为了节省时间和人力，往往懒得去通州兑米，而是把米票卖给京城米店变成现银。

高添凤作为西仓实质上的管控者及德和米店的老板，自家米局持米票来西仓兑米时则可多领。这一进一出，就有不少收益。时间越长胆子越大，开始时将原本用过一次就作废的米票重复兑换，后来干脆造假米票冒领盗取。

无论高添凤如何辩白，巨大的亏空已是不争的事实。堂堂“天庾正供”“天子之仓”，竟被一个“编外人员”挖了墙脚，可谓世所罕见！

天网恢恢惩蛀虫

官员舞弊时往往还会考虑到自己的前程及朝廷的脸面，行事比较隐秘，但书吏的侵盗活动却明目张胆、无所顾忌。

各仓吏为了维持长期的舞弊行为，千方百计拉拢相关人员下水，交织成一个环环相扣的利益网。以至于像高添凤这样的胥吏利用自己窃得的仓粮竟能开得起米局。他们就像是生长在粮食上的蛀虫，一点一点将其啃食干净。面对漕粮制度的逐渐崩溃，每个与漕运有关的人员，都力图从漕运中捞到好处。而仓储正是被这样一群人管理着，逐步走向没落。

到了七月十四日，案件最终以嘉庆皇帝怒火冲天的一道上谕终结。以高添凤为代表的一众主犯被处斩，从犯处绞刑；曾经三任仓场侍郎的达庆被革职发配热河；涉案的宗室王公大臣或被革职，或被罚俸，或被降俸，其他涉案人员也被分别定罪。

案犯虽已伏法，嘉庆皇帝心头的怒火仍然难以平息。他想到多年来作为“一把手”的历任仓场侍郎，竟无一人有所察觉，遂决定进行倒查。最终，嘉庆三年（1798）之后的历任仓场侍郎或被革职查办，或被降级降职，还要把这些亏短的米都赔出来，即便是已经去世了的，也要家人代为赔偿。

“通仓舞弊案”中，高添凤虽然只是一名“编外”小吏，却监守自盗、贪污皇粮4万石，可谓无出其右的“小官巨贪”。这桩天子脚下的“灯下黑”腐败案件，既是那个时代的历史悲剧，更是今天对人们的深刻警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