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山上的口儿小学

走进学堂时，我已快8岁了。那是1962年。不是错过了时机，而是那时规定满七周岁才可入学，以当年8月底前出生为限。因为生日小，报名也不要。六年制小学历程，我先后就读于三所学校，可叹其中两所如今已被岁月湮灭了。

回想学童少年，仿佛仍未走远。我最初的启蒙学校是房山县口儿小学。说到这所小学，就不能不先说说历史。

60年前的房山煤矿西区

地处北京西南的大房山脉矿产富饶，尤其是地下煤炭资源储量丰富，开采已有悠久的历史。此地被解放时，正归属民国政府河北省良乡县。而新成立的人民政权，则把这里划入人民政府河北省房山县。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又把这一带几十个村庄划入北京市“京西矿区”，在门头沟成立了京西煤矿公司。随着矿山建设规模增大，大批矿工家属来矿，子女教育问题亟须解决。

如今的口儿村村委会

大约是1954年，房山东矿子弟小学建成。建校工程推平了一座小山头，与校园毗邻的是一座砖石混凝土结构专家楼，还有几排矿工家属宿舍区，地名称“西地”。建在山上的矿小校园不大，可非常讲究，窗明几净，设施现代，还有操场。可惜，这么好的校园，除了一次被老师叫去办公室教导，一天也没有坐过。

建校初始，师资缺乏，矿上就从有点文化程度的矿工中选拔，京西矿区也从门头沟派来几位教员。矿小校长则由矿工会干部谭有觉担任。谭有觉的“觉”，在京西一带都发“豆角”的角音。他出生在门头沟山里，是解放前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当时正值病愈出院，矿上反复物色校长人选，认为他最合适。虽任校长一职，却也仅有高小文化程度。当时不仅师资薄弱，小学课本教材也没有，矿上就发动教师们自己编写。十年后，谭校长之子谭军与我在另一所小学同班。近日采访时他对我讲：我父亲那时编的一篇，还入了课本呢！校长校长，一校之长，那时这在当地可是个大众敬仰的人物，谭校长在矿区很有威望。

1958年，原河北省房山县、良乡县全域划入北京版图，合并成立北京市周口店区。矿小随之转交地方管理，此校更名为“口儿小学”。1960年，国务院决定，改周口店区为房山县。

记得入学报名那天，家里没人送我，是邻居一个姐姐带我去的。

在学校门口摆着的一张桌子上，放着一些正方形积木块。老师看过户口簿登了记，就叫我数积木。一、二、三……，数到十那一刻，老师已判断出我不呆不傻，便说道行了，回去准备吧。现在想起来幸亏没考别的，那时我还一个字都不识呢。不过有一弊必有一利。一位伟人说过：“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正因为一穷二白，没有一点傲视他人的资本，所以在以后的求学道路上，才不敢丝毫懈怠。

作者童年

开学了，我没能走进那所现代化校园，而是另有所在。一年级的教室在另一座山的半腰，比主校区更高些。教室仅有两间，墙下部砌石，窗台以上是苇箔墙。据说，这里前些年是矿工扫盲识字班夜校。门前横着一条窄窄的小道，走偏了就会掉到坡下去。因此没做过课间操，更不用说体育课了。还好，都是山里长大的孩子，平时在山里跑，也算体育锻炼了。至于平时的文艺活动，印象中没有。不过在那年的新年，学校组织我们小学生参加在矿上俱乐部举行的庆祝联欢。刚入学的当然是看客。印象最深的是一个舞蹈节目：一个头戴圆顶太阳帽、身穿白色短衫短裤的高年级小男生，手持竹竿，上有一个网兜，跑来跑去扑蝴蝶。这是我在口儿小学头回参加的文艺活动，唯一也是最后的一次。

左侧为当年口儿小学本校的旧址

我家所在的洋房家属区比我们的教室更陡更高，还隔着一条大水沟。家属区依山势而建，一排排平房渐次攀高。小道石棱遍布，很难见到三尺平地。特有的环境，致使交通极为不便。汽车上不来，自行车一步也骑不了。不管什么物件，不雇驴驮，就得人背。

一次跟奶奶到山下潘家楼的铁匠铺，她买了个大铁炉子。那铁家伙死沉，恐怕得有七八十斤。只见奶奶把它横绑在篓子上，背起就上了山。我年纪小，只能亦步亦趋跟在后面。那根本不叫路，是山区雨季流水冲出的小水沟。陡坡上的这小水沟，宽不足尺，却犬牙交错，步步难行。稍不留神绊倒，就会坠入山下。奶奶气喘吁吁，腰背使劲向前佝偻着，走几步就要找个高坎儿歇歇脚。这一趟可是不近，但除此之外别无他法。就是这个费劲弄上来的大铁炉子，不久因我家搬迁，舍不得放弃，又从大山上背了下来。

从矿山视角眺望远方

去矿上和教室的山路也是狭窄崎岖，到晚上两眼一抹黑，出门走路要凭路熟和脚下感觉。即便条件如此，对我们这些土生土长的小学生来说，觉得是很自然的事。

这些都不可怕，上学路上的一只大公鸡却把我吓得不轻。不知这家伙怎么瞧我不顺眼，是不是似人世有些奸佞之辈一样，见到善良者就拢不住火。每次见到我，立刻就红了眼乱叫，乍起翎毛追着我狂喯。那厮横眉立目，支棱起脖子都近我肩膀了。每一次，都把我吓得落荒而逃。幸亏这里离教室很近，跑下那个小陡坡就到了。如今想起来倒也释然：你再豪横威风，过年时还不是被主人炖了。

教室里没有桌椅板凳，课桌是这山里出产的石板，桌腿是砖砌的。课桌很矮，上学来要自带小板凳，坐下正好。教学黑板是水泥抹的，只有老师的教桌是木头的。教室房顶很高，像个车间或大仓库。苇箔墙上开了多扇玻璃木窗，室内采光不错。

教室正前方贴着毛主席标准像，黑板旁边贴着印刷品《小学生守则》，大概是10条。第一条就是“热爱毛主席，热爱共产党。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我的老师姓韩，尊名韩国平。在我们小学生的眼里韩老师高高的个子，浓密的头发，方盘大脸，话语不紧不慢。60年后，还记得他穿着黑布制服棉袄，袖口上沾满白花花粉笔末子的样子。韩老师对工作很负责任，常常牺牲休息时间上门做家访。那时我们都半天课，回家有作业，韩老师也曾走访抽查。他没批评过我，记得只有一次看不过去了，便对我提出要求：今天回家把你手上的皴好好洗掉。唉，惭愧了。别说手，就是脸，上中学前也没抹过油啊。多年后，曾打听他。听说韩老师后来犯了什么错误，被开回本县的原籍佛子庄村了。可我对这位启蒙老师依然是怀念的，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不知韩老师如今还好否。

矿山下马后的西区俱乐部（现已无存）

入学的第一首歌曲即《上学歌》。没有乐器，没有可听的播放机，全是老师一句句口口传授。“太阳当空照，花儿对我笑。小鸟说早早早，你为什么背上小书包？我去上学校，天天不迟到。爱学习爱劳动，长大要为人民立功劳。”60多年前我们扯着嗓子，荒腔走板从大山上唱出的这首歌，后来儿子唱了孙子唱，现在还在唱。只不过学唱的时间提前了，是在幼儿园。

 学校本部通往矿上的台阶小路

那时的小学生课本也简单，只有语文和算术，授课老师也是班主任一个人。我们边学汉语拼音边识字，上下左右、日月人口等等，如果说给当今幼儿园的小朋友听，他们必定会呵呵鄙视的。再说学写字，田格本也有，但要花钱买。于是，一种小型写字石板和石笔就被学校要求为我们的标配。这种固定资产只要不摔，仅需一次性投资。

此种石板，我们雅称“画板”，尽管不是画画用的。它是由这里山区特产的一种岩石制造，石质分层明显，呈青蓝色，易切割易打磨。离我家几里地的一座山壁上，一个个巨大方洞犹如佛教石窟，非常壮观，就是开采石板留下的。这一带山村房顶以它代瓦，颇具京西特色。画板是经厂家按规格剪裁磨平后，四周镶以木框制成的。木框不加油饰，板面大小适中。画板平整，两面都能用。木框上钻俩眼儿穿上带子，可上肩斜挎。书写工具同样是石头的，我们叫它“石笔”。石笔材料可不一般，学名“滑石”。它的用途很广，中药铺里的“滑石粉”就是这种石材的粉末。滑石在京西山区有矿藏，还出口国外。文具厂把滑石切割成筷子头粗细的四方形，然后按标准打磨，装盒出厂就成了我们小学生的书写工具。学生画板和石笔在百货铺有售，价格也不贵。即使不贵，也有不买画板的。有家长自制，自裁自磨，不镶框，曾见有学生挎着，学校不管，同学不笑，倒也实用实惠。

铅笔橡皮齐备了，铅笔盒没有印象，入学新书包肯定是没买。回想当年一个小学生，屁股后面斜挎旧布兜子外加一块石板，走在上学的山路上，也是一道风景啊。在我报名上学前，父亲却给我买了新算盘。看来，身为木匠的老人家是很看重计算的。才入学暂时用不上，因此就少了一份挎件。若把此物也挎上，那就更有瞧头了。说来又是惭愧，我这大半辈子见到数字就犯晕，两位数乘除就懵灯，真的辜负父亲他老人家了。不过头脑简单愚笨有弊也有利，那就是从来不曾算计过别人。

文具装备如此简陋，也没有影响我们的学业。学习生字，不急于往田字格本上写，老师带领全班空手比划，“横竖撇捺弯折勾”，学生们一边比划一边齐声喊出。似读似唱，童声郎朗。想必有家长路过，也要驻足片刻聆听呢。待学会后，才用小画板练习。石笔很好用，捏住书写，写完用破布头一擦就行了。至于往本儿上写，那是放学布置家庭作业的事儿了。如今若有人说，没有纸笔怎么能学习呀？我说从来就不信这个！多年后我采访延安时期的老红军时，他们告诉我，当年他们部队战士扫盲，就坐在地上，拿树枝木棍在地上写。只要人想学，哪里都是课堂。同样，出作品，绝不是非得在沙发靠椅大班台上，决定的因素是人。有一首经典歌曲的作者曾对我说过，那首歌曲的草稿，就写在一张烟盒纸上。

在口儿小学期间，我没有在主校校园上过一天课。只是有一天，老师让我们到另一个地方去上课。那教室在口儿村村头的一个小院子里。一溜高台阶，老房子紧靠山岩。在那里上了几天课，也第一次感受到了木桌的舒适和能伸开腿的木凳的温暖。近些年才知道，那院子从前是村里私塾。出于对那次温暖的怀念，每次旧地重游，都要去瞻仰一番。

我的童年是在物质生活窘迫中度过的。当然这里所谓的“窘迫”是相对今天的富足而言。几千年来我国劳动人民处在社会的最下层，而煤矿矿工，却是这最下层里的最底层。新中国成立后，煤矿工人翻身解放，生活有了基本保障，但并不富裕。尤其在20世纪60年代前后，受到“大跃进”冒进的负面影响，国家又遭受了自然灾害，加之国外对中国的封锁和施压，我们的生活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勒紧裤带吃野菜，小学生也不能例外。我曾随母亲到山上挖过野菜，也曾见有人家用玉米皮熬过淀粉，学前也曾为要吃白窝头哭喊。当时家长为紧让着孩子，自己饿着肚子，还要坚持上班劳作，更不容易。当年的饥饿感，今天已经忘了什么滋味。可有一样，那就是一个小学生的经历，让我几十年来，时刻不敢淡忘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内涵。

那时的小学，在穿戴上同学之间也没有攀比的。大家都天下乌鸦，所以也不在意。不像如今小学生除了统一校服外，另春有春装，夏有夏服。那时布料从里到外都是纯棉，需按国家定量发的布票购买。我穿的衣服，都是家长缝制的。冬季过后棉改单，裤子短了往下传。奶奶纳鞋底、烙袼褙给我做的鞋，比大栅栏老字号的还真材实料。但新鞋“啃脚”，刚穿常常把脚后跟磨破。学校里有同学衣服上了补丁，也绝不会有同学嘲笑。虽然雷锋的名字我们小学生还没听说过，但他那“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格言，实际上就是我们当时的真实写照。

矿山原百货铺老房子（今已无存）

那个年代一年级小学生的课余生活很简单。那时塑料还很稀少珍贵，矿上百货铺只有铁皮的、橡胶的、布缝的、木头的玩具，一般家庭也不给买。有时跟家长去买东西，我只能趴在玻璃柜台边上瞅瞅。所以我没有什么玩具，也没有儿童书籍，大部分时间是自寻快乐。我们曾玩过“一钻洞两钻洞”游戏，带有浓厚的矿工生活色彩。两个孩子面对面架起手臂呈矿洞状，其他一群孩子拽着前一人后面的衣服，依次钻过，转圈反复再钻。多少年过去了，那边钻边唱的儿歌仍在耳畔：一钻洞，两钻洞，小工人去劳动。穿好衣服戴好帽，小工人钻进洞。人们常说艺术源于生活，矿工子女的游戏做了最好的诠释。还有一种裆下夹着树枝当马骑，一边跑一边不停地“驾、驾”。一次，高低不平的房前陡坡把我摔坏了。前额鲜血直流，有人去家里报信。焦急万分的奶奶赶来，解下她缠裤脚的腿带子给我包扎，拉着我朝另一座山上的矿医院跑去。那白大褂医生看了伤势，找人把哭闹不止的我双手夹头提了起来，才上好了药。

或许是天性，除了自娱自乐，一帮孩子还乐此不疲地热衷于“打仗”。这仗可不是游戏，而是投掷石头的热战。敌对双方以地域划分。我们洋房家属区与砖房家属区两方孩子也说不出为什么，只是毫无理由地相互攻打。我们地势居高凌下，他们只得往上攻。这坡度够陡，也够长，因此占便宜的总是我们。满山的石头，我们可劲儿地往下扔，下边经常有“挂花”的。一次把一个孩子打得头破血流，家长拉着伤者上来挨门挨户来找“凶手”。这事，谁认账啊？过后听我们的人说他活该，因为他是“艾森豪威尔”。很长时间里，我都一直认定他就叫“艾森豪威尔”。多年以后，才知道那是当年美国总统的名字。尽管战事常起，可在学校里没听说发生过复仇斗殴之事。我想这要得益于长坡对峙，乱石齐下，看不清对方谁是谁。再说，都是小孩子放学后胡闹，一般没有记死仇的。

洋房家属区已被夷平为荒野之地

就在这当口，父亲被调往十几公里外本矿东区，我家要搬走了。从此，我告别了仅读了不足一个学期口儿小学。

尽管读书时间短暂，还是很怀念口儿小学我的启蒙母校。当然，也怀念着我生于斯长于斯的煤矿西区。儿时的一幕幕情景，常常如过电影一样，一帧帧在我脑海中浮现。至今，我竟还记起几位同学的姓名。但他们的面容，已经完全模糊了，现在即使迎头碰面，也不会认识了。60年后忆乡愁，记忆中一些恍恍惚惚的零星片段，如雾笼群峰，隐隐约约依稀难辨了。

说也神奇。最近回乡小休，那天走在煤矿东区路上，突然被一女士叫住。看你眼熟，你是康胜利吧？打住脚步端详着陌生的面孔，我非常惊讶。请问您芳姓大名？面对这位老同学，我真的一点印象也没有。在口儿小学咱们还是一个班的同学呢！她报出了自己姓名、当年几班和老师姓名，我仍如做梦一般。天哪，太神奇了！果然是我的老同学！整整60年啦，从未谋过面，她竟能大海捞针认出我来。意外地邂逅，让我激动不已。后来她成为中学老师，多年前到北京城里工作，前些年就退休了，也是回来看看。没想到，这次回乡，还能有如此大的收获。

虽然这所学校在岁月的时光里早已消失，但她会永藏于学子心底。怎能忘记，在那大山深处，曾经有过一所矿工子弟学校——口儿小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