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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四合院:从房东变房客的生涯

2023-11-5 13:06| 发布者: weiwei |原作者: 王来益|来自: 30号院

摘要: 现在,宣武区没了,宣南文化还能流传多久?想着这一切,有些失落,有些伤感,有些悲凉。我的四合院——读《菜市口,惨惨惨》有感我们的到来,扰乱了小院的原有秩序。但好在新旧住户只有六家,人口不多。大家都在努力 ...
现在,宣武区没了,宣南文化还能流传多久?想着这一切,有些失落,有些伤感,有些悲凉。

我的四合院——读《菜市口,惨惨惨》有感

我们的到来,扰乱了小院的原有秩序。但好在新旧住户只有六家,人口不多。大家都在努力适应对方,情愿不情愿的,住到一起,也算是缘分吧。

菜市口,我生于斯长于斯,是我儿时的乐园,也是我的天堂。文《菜市口,惨惨惨》所述,街景人物,商业字号,门牌房屋,大街小巷,一切的一切,虽几十年过去,在我脑中仍历历在目。那些名人故居,商业字号固然应该纪念,但老住户的普通百姓,也有许许多多故事值得诉说。

就说我住的小院,烂缦胡同48号(老门牌87号)是一个标准的四合院,里里外外共20间房屋,南北各五间,东西各三间,还有几间偏房。有大门,二道门,很严实。进去之后,东西厢房的北墙有绿漆竹子篱笆墙连接,把小院隔成里外院。挨着篱笆墙,东西厢房屋檐下各有一棵丁香树,小院,标准,精致。

我家是1958年搬来的。

原住户有三家。房东,老头姓李,住南屋五间。当时七十多岁,老伴早逝,有一儿三女,都不在身边,只有一佣人陪伴。我们管佣人叫姜奶奶,姜奶奶六十多岁,老家河北,在房东家当佣人已四十年,人很胖,驼背近90度。院中旧事 ,大都是她后来陆续向我们道出。房东李老头,据说出身天津大户人家,他从小来北京学徒,在“五四一”厂(国家造币厂),师从英国人,学习钱币制版。这个职业不是一般人能入行的,可见老头的来历不一般。如今,他退休多年,虽然年过七旬,腰板挺直,脸色红润,鹰钩鼻上架一无边眼镜,花白头发梳向脑后,一丝不乱。冬天一身深蓝中山装,夏天浅灰裤子,淡黄港罗西式短袖上衣,脚踏棕色皮鞋,怀表金链挂胸前,一米七多的个儿,完全英国绅士派头。老头身体好,每天早晨出去遛弯儿,回来就摆弄花草,美人蕉、西藩莲、月季、仙人掌,几十盆花摆弄得有模有样。

院子当中,还有一大鱼缸,一米的直径,几条金鱼在水草中游来游去。老头经常在这里驻足观赏。鱼缸的北侧有一 木制影背,影背两面各有一大大的“福”字,正对着篱笆墙的空门。老头一般和生人不聊天,只是微笑打招呼,对我们小孩也是笑眯眯的。平时他嘴里发出一点声音,不知是叨叨还是哼曲,挺悠闲的。

第二家,西屋,也有一老头,姓付,六十多岁,已退休,是房东李老头的徒弟。夫妇俩有一儿一女,儿子是国家干部,在市府大楼上班;女儿当时在师大女附中上高中。

第三家,夫妇俩,无儿无女,住北屋靠东边的两间。是房东老头的远房亲戚。男的叫王耀庭,我们叫大哥,女的叫金妍辉我们叫大姐。俩人都30岁左右,53年南开大学毕业。我们搬进来的时候,他们刚刚经过一难:两人郎才女貌,毕业结婚,顺理成章。男的分配沈阳,也在情理之中,问题出在女的这边:金大姐没有参与国家分配,而是自谋职业,进印度使馆当了英语翻译。她出身天津名门,兄弟姐妹十人,她老大,受过良好教育,举手投足尽显大家闺秀。口语是标准英音,大学期间,打过排球,演过话剧,完全是洋派教育,这样的人印度使馆当然欢迎,金大姐也乐意这份职业。当时又赶上中印友好,她如鱼得水,春风得意,每天陪伴外国人,尽心尽力 ,有时忙于工作,直到深夜。

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56年中印关系已经疏远,金大姐全然不知,还是整天尽职忙碌,热衷与外国人交往,她又 不是公派工作人员,倒霉是必然的。突然有一天,她被捕入狱,罪名是“里通外国”,判刑一年半。这可急坏了王大哥。本来新婚燕尔,应该欢度蜜月,温柔无限。可暂短婚期过后等待他的是去东北报到,这对他来讲无异于发配边疆。本来就感觉委屈,忍受孤独,忽闻爱妻被捕入狱,而且罪名吓人,他已顾不了许多,必须调回北京,必须与爱妻厮守。他 便多方奔走,上下打点,不管什么工作能回北京就行。他也多次探监一表爱恋之心,金大姐被深深感动,表示出狱后一切由夫婿安排,稳妥过日子。

我们搬进之前,金大姐刚好出狱,王大哥经过一年多的努力也恰好调回北京,在石景山钢铁学校当老师。他们的生活柳暗花明,大难已过。

这就是原来的三家老住户。

我们一起搬来的新住户也是三家,我们三家原来都住烂缦胡同72号(老门牌),最早是我家的房子,1954年北京市军管会将我家房子收归国有,我家也由房东变为房客。

1958年,城市人民公社看上我家的房子和院落,征用作幼儿园,于是里院八家人被赶出,分别安排。我们三家搬到这个小院——烂缦胡同87号。同来的两家,一家姓苏,一家姓李。

我家住东屋三间,房子不大,也不很好,比我家原来的房子差远了。原来的房子被剥夺,又是被迫搬家,当时家人都有一种压抑的感觉,虽搬入新居,可并不高兴。

李家住北屋靠西头一间,男的是一家建筑公司的工程师,女的是福建人,我们叫她李大婶。她一人来北方闯荡多年,解放前夕与此工程师成家,并抱养一男孩。

苏家,住北屋中间两间。苏家老头已去世三、四年,据说是吓死的,因其在国民党界干过,当过军需官,后来自动脱离国民党军队。虽没被抓,可整日提心吊胆,战战兢兢,惶惶不安,觉得随时都有可能大难临头,最后一病不起,凄然离世。苏家老太太,我们叫她苏奶奶。苏奶奶有三个儿子,大儿子在山东老家;二儿子在涿县机场,空军地勤,技术人员,是国民党起义人员。二儿的夫人,我们叫二嫂,在一所规模不大的医院当护士长;三儿子我们叫他三哥,大学没考上,一年之后再考,考上南横街的北京师范专科学校(就是后来卫生学校那个地方),毕业后分在北京女八中当语文老师。

我们的到来,扰乱了小院的原有秩序,但好在新旧住户只有六家,人口不多。大家都在努力适应对方,情愿不情愿的,住到一起,也算是缘分吧。

我们这个院和一般的大院不同,一年四季,一天二十四小时,都是大门紧闭。大门有门栓,还有撞锁,房东李老头给每家发两把大门钥匙,不够自己配,要求出门就锁门,谁都不例外。二道门,晚上11点也要上门栓,各家轮流值班。如此下来,久而久之,我院仿佛与外界隔绝,给人的感觉威严而神秘,再淘的孩子也要敬而远之,外人更不敢轻易进来,而我们六家人乐得其所。

时间久了,人熟了,几家人互敬互让,客气往来,对约定俗成的公约,自觉遵守。在这个前提下,各家过各家的生活。几年下来,小院平静祥和,邻里和睦,也觉安逸。只有一件事值得提一下:1964年,西屋的付家,房东老头的徒弟搬走了,接着入住的是房东老头的三闺女夫妇及其两个女儿。老头的三闺女我们叫她三姑,她的丈夫我们自然叫三姑父。三姑是药剂师,上到大学二年级,参加抗美援朝。回国之后在一家研究所当药剂师,工资120多,已属高工资。三姑父是归国华侨,在美国留学工作16年,建筑师。1956年,在祖国统战鼓动下回国。最初在黑色冶金设计院任职,不知为什么,后来失去工作。他自己说,单位答应他留在北京,可61年派他去湖南设计两个车间,他说单位说话不算话,在湖南又吃不饱,实在饿的受不了便辞职不干了。现如今在家做专职妇男,由三姑养活 。

三姑父当时正值中年,他闲来无事,又精力充沛,他各屋串门,聊天说话,没有知识分子的架子。听他天南海北讲奇闻轶事,虽带有吹的成分,可我们倒觉得亲切。他有劲没处使,有时一天换几次衣服:一会儿西服革履,领带胸针;一会儿真丝大绸中式裤褂,浅色衣服配黑亮皮鞋 ;……。他还拜师学太极拳,号称子路七十二式 ,夏天晚上在院里向我们传授。我们几个小孩,排成两排,跟着他手舞足蹈,真真假假,乱比划一通。他还烧得一手好菜,最热闹的是教大家做“自制烤鸭”:第一步,用佐料腌制。第二步,上锅蒸。第三步,用油初炸。第四步,将鸭吊起,用滚油浇,至鸭皮红亮为止。大家围观看热闹,他也落得自鸣得意。

总之,三姑父的到来,活跃了气氛,增进了关系。这时六家人已没有新老之分完全融为一体,有时李大婶,苏奶奶,金大姐还有我母亲,几个人互相招呼,一起去菜市口菜市场买菜。院里的氛围真是其乐融融。

她们目的达到,对于“革命”就不那么关心了,后来干脆不去了 ,院里人也不以“主任”相称,而回归通俗叫法:赵奶奶,余奶奶,李奶奶。

图片来源:李家胖妞妞的百度号

俗话说: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文革的到来,改变了小院的氛围,社会上的动荡不断冲击着小院,大家感觉无所适从。尤其“八.一八”之后,小院的南,北,东三面不断传来打人声,辱骂声,还有鬼哭狼嚎声,几种声音交织一起,此起彼伏,恐怖气氛笼罩在小院上空。

接近胡同北口的一家,女的,单身,有一女儿,30多岁,外号“大辫”,家被抄,头被剪,人游街,胸前挂两只破鞋,几次打得死去活来。我们的近邻46号(我们的新门牌是48号)的李某某,四十来岁,被毒打之后又遣送回老家。最惨的是南边40号的马大婶,我们72号(老门牌)老街坊,被打至死。其实人很好,就是一普通家庭妇女,热情好说,心直口快,乐于助人,爱干净好打扮,按北京话,有些摩登。50岁的人看着也就40岁 ,和我家做邻居多年,关系一直很好。58年和我们一起搬出72号,她家被安排在40号。可能是话多伤人,又有点老来俏,遭人嫉妒,邻居泄私愤,打她骂她,她就对着骂。她的丈夫是八级瓦工,老实巴交,干活灵性,话不多,此时更是无能为力,干看着她挨打挨骂。她越骂人家越打,她一个弱小女子哪敌得过疯狂的众邻居,在对骂声中生生被打死了。

那个时期,熟悉的,不熟悉的,出事的不少。按当时的情况,就我院的这几家,哪家提溜出来都够喝一壶的,吓得几个老太太人人自危,个个如惊弓之鸟,不敢乱说乱动。那时的人们被没经过的场面吓着了,好像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大祸临头。

小院的森严早已不在。街道上不知怎么,一下子出来那么多主任,什么打铁的,糊纸人的,他们家里的女人和一些不认识的人都成了街道革委会主任,这些主任时不时到我们小院来转转。我们上班上学的好说,白天不在家,不上班的三姑父和几个老太太倒霉了,看着来势汹汹的主任们,不知如何是好:接待太客气,怕人家说献殷勤,心里有鬼;不主动打招呼吧又怕冷落了 人家。那段时期,家家惶惶不可终日,真是度日如年。

9月中旬,到底出事了,来了两个主任,直接找房东李老头,说雇佣佣人,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要革命,要自食其力。同时,限姜奶奶三天离京返乡。李老头一个劲儿的“是,是,是”,满口答应。第三天一早,姜奶奶儿子来接。提着一包行李刚要出门,那两个主任又来了,说是要检查。打开行李,除几身换洗衣服,还有一件皮大衣,两身丝绸裤褂。她们捡出皮大衣和丝绸裤褂,说是四旧,要没收销毁。姜奶奶吓得不敢说话,收起自己的衣服,拉着儿子,慌慌张张赶紧走了。其实那皮大衣和丝绸裤褂是李老头送给她的,是对她多年伺候的谢意。后来听说,姜奶奶回家不久摔了一跤,再也没起来。

姜奶奶的离去,可苦了房东李老头。他是工人,可是属于工人贵族,在技术方面是权威,生活方面从来不闻不问。多少年来由姜奶奶伺候,饭来张口 衣来伸手,姜奶奶伺候他几十年,如今他孤身一人如何面对?虽然有三姑父和金大姐时不时的照顾,可毕竟生活方式变了,买菜做饭洗衣服,最基本的生活技能全然不知。又八十有二,没有了姜奶奶这个多年的生活靠山,连吓带怕没有多少日子就病倒了,白天黑夜的叫喊。三姑父和金大姐带他去医院检查,膀胱癌,两个月后去世了。

红八月,社会上如火山爆发,如十级地震,我们小院七倒八歪,晃晃悠悠,可毕竟没倒,除姜奶奶被赶走,房东李老头吓病去世,别人都只是受到惊吓,没人受皮肉之苦,没人被抄家,总算平安过来了。后来听说,街道革委会还真把我院当成烂缦胡同资产阶级死角,本来对我院要大开杀戒,可不知怎么,没人出头,拖来拖去,抄家之风过去,也就没人惦记了。好像冥冥之中有菩萨保佑,谢天谢地。

小院虽然没出大事儿,可也不是原来的小院了。房东老头死后,整座院落由牛街房管所接管,私房成了公房。最先变化的,是北屋的李大婶家,搬家到通县去了。接着三姑父被街道揪出,说是美国间谍。还算客气,没打没骂,每天早晨扫街两个钟头,然后是开会批斗或写材料交代问题。这时的三姑父,已没有往日的风采。没人的时候我们只悄悄点头打招呼,有人时他只管低头走路,我们也不主动和他说话。大家都在避嫌,怕惹更多的麻烦。

大串联开始,房东老头的五间南房成了外地红卫兵的接待站,他们进进出出,吵吵嚷嚷,整天乱乱轰轰。街道革委会还动员我母亲和院里几个老太太给他们洗被褥。串联过后,不知什么人,拉来两卡车牛街清真寺的经书,堆放在南屋。这时北屋李家搬走的空房,搬来一家支左的军人。总之,小院再也没消停过。

1969年1月,我到陕北插队。年底回家,小院又有了变化。不知道为什么,三姑父又被他的原单位——黑色冶金设计院收编了,他全家迁往单位的“五七”干校去了。院里的南屋和西屋共8间空房,搬来了三家街道革委会主任。

这时似乎有些明白了,当初这几个主任时不时的来院里转转,后来没人出头对我院下手,原来她们对小院住房早有觊觎之心!这三家有两家原来住的都是临街房,可谓“小,破,乱”,能够住上这样的房子,好比一步登天,是她们几辈子的梦想。

她们本来就是贫民家庭妇女,目的达到,对于“革命”就不那么关心了,后来干脆不去了 ,院里人也不以“主任”相称,而回归通俗叫法:赵奶奶,余奶奶,李奶奶。在以后的几年里,小院恢复了平静,各家各过各的,邻里关系大不如前,倒也相安无事。

“那个院可不是随便住的,那是明朝宰相严嵩给女儿的陪嫁,不是想住就能住的!”听到这话,感觉玄乎,这个传说可信吗?

图片来源:李家胖妞妞的百度号

时光荏苒,几年过后文革结束,社会氛围轻松许多。金大姐时来运转,多年压抑的情绪得到释放,因为时不时的有人拿来英语资料请她翻译。改革开放初期,社会上“闹”英语热,经常有人请她出去讲课。她不用打扮,只穿戴整齐,就是职业妇女形象。价值的体现让她恢复了青春,精神头不减当年。

苏家的三哥,在北京新电视台成立时(原北京电视台改为中央电视台)也由女八中调到新电视台任文艺部主任。

最得意的是房东的女婿三姑父,79年他得到平反,全家回到北京,而且复职退休,补发了不少工资。房产退回,由他夫妇俩继承。得意归得意,想回到烂缦胡同48号已经不可能,他原来住的西房已经被街道主任占据,街道只好给他家安排在菜市口西边路北的诚实胡同8号(也可能是二十几号,记不清了)。不久,他将小院两万块钱卖给房管局,举家迁往美国。

国家的拨乱反正政策使社会秩序逐渐恢复正常,但有些事情不能回到原样,如三姑父不能搬回来,那三位主任也不可能搬走。但有一样,小院的老住户越过越顺,苏奶奶和我母亲年龄最大,身体健康无灾无病(后来,苏奶奶活到94,我母亲活到103)儿女孝顺,生活无忧;金大姐几年之后去了德国;而三姑父先几年就去了美国。

再看后搬来的三位主任早已没有曾经的猖狂,搬进来没几年,住西屋赵主任的二儿子闹分家,一家人打得不可开交。结果,西屋的三间他隔出一间。他老爸连气带病,住院之后再没回来。南屋的李主任和余主任的老伴犯的是一个毛病---哮喘,也是那几年先后去世的。他们的病亡,引来胡同的议论:“那个院可不是随便住的,那是明朝宰相严嵩给女儿的陪嫁,不是想住就能住的!”

听到这话,感觉玄乎,这个传说可信吗?可能是胡同里的人说闲话,以事情的巧合对这三位主任冷嘲热讽。后来细琢磨,觉得有那么点儿意思——人生有定数,不能越界。

事有好坏,人有贵贱。所谓“厚德载物”,是说做事情要先修为,要先修身养性,做事要与自己的身份相符。强求做一些事情,自身承受不起,或地位不到,强求那个身份,就要出问题。不是说那三位主任不应该住我院,但她们毕竟借着文革动乱裹着私利,有强占的意思,在道德和公论上,她们绝对不占理。她们的内心不知如何,天理总要做出评判!

说到小院是严嵩女儿的陪嫁,看完《菜市口 ,惨惨惨》,好像证实了原来的传说。因为文中提到,丞相胡同 ,严嵩的府邸在那里,他的别墅“听雨楼”在北半截胡同(以后改为江苏会馆,解放后成为北半截胡同小学,56—62年我就是在那里上的小学),而烂缦胡同紧邻半截胡同。女儿大了不能留,又不想让 女儿离得太远,在这里给女儿置房产 ,合情合理。而且小院不奢华,不能算深宅大院,只能说小巧玲珑 。尤其二道门,标准的垂花门,两根悬柱,悬柱中间由一粗横梁连接,粗梁正面有三幅小画:一幅是赵云横枪立马,怀揣阿斗;中间一幅是岳母刺字;另一幅,老漆驳落,画面模糊,内容不清,这些说明规模不大的小院以前有些讲究,符合严嵩女儿的身份。不管这个传说是真是假,别太当真,反正三百年后,我们这样的六家人碰巧住在那里,赶上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大动乱,还基本能平安度过,不管是菩萨保佑,还是严嵩女儿保佑,还是街道革委会主任们手下留情,我们真的很幸运!

上世纪九十年代,两广路改造,道路拓宽,菜市口已面目全非。

图片来源:四合院闲人的个人空间

1999年和2001年,烂缦胡同分两期拆迁,从北口往南,半条街灰飞烟灭。48号那个小院,和房东李老头,姜奶奶,金大姐,王大哥,三姑,三姑父,苏奶奶,李大婶,还有后来的三位主任这些普通百姓都已成过眼烟云。可他们以及周围的人和事是菜市口人文文化的一部分,他们与菜市口的胡同,老字号,名人故居共同铸造了宣南文化。

现在,宣武区没了,宣南文化还能流传多久?想着这一切,有些失落,有些伤感,有些悲凉。以后,菜市口只能是名词的记忆,还有这些文字和图片的说明。

谢谢《菜市口,惨惨惨》,记录了菜市口的过去,也促我回忆,让我想起烂缦胡同48号那个小院,还有小院里的那些人那些事。

2017年8月24日 于伦敦

作者介绍:王来益,初中就读于北京三十一中、高中就读于北京二十六中。1969.1陕北宜君县插队;1972.12西安铁路局略阳供电段,从事电气化铁道变电所维修与运营。1991年调回北京,2007年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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