匠心营意 山水都城——北京古代城市设计的考古学观察

今年是北京建都870周年。1153年，海陵王完颜亮将金朝都城从上京（今黑龙江哈尔滨阿城）南迁至燕京（今北京），开启了北京作为大国都城的新纪元。

　　城市是“城”与“市”的组合。“城”是为了防卫，用壕沟、城墙等围护起来的地域。《管子·度地》说“内为之城，外为之廓（同郭）”。“市”则是指进行交易的场所，“日中为市”。城市以人口集聚形成较大居民点，包括了住宅区、工业区和商业区，具备行政管辖功能。

　　北京古代城市可分为旷野型城市和古今重叠型城市。前者如琉璃河城、窦店古城、蔡庄古城等，后者如北京老城、路县故城等。北京古代城市的发展阶段，大体分为先秦、汉代、魏晋隋唐辽和金元明清，这与中国古代城市发展的四个阶段是相符合的。北京古代城市规划反映了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严格有序的等级制度。

琉璃河西周时期的城墙夯土

路县故城内的道路遗存

金中都水关遗址

　　背山抱水 燕山通衢

　　背山抱水是中国古代城市普遍遵循的营造意象。西周时期的琉璃河古城背依西山，位于大石河以东的高台地上，是迄今北京考古发现最早的城址。城内已有宫殿区、祭祀区、手工业作坊区、平民生活区的分化，以宫殿为全城规划中心的设计思想已经确定。

　　窦店战国古城包括大城、小城两部分。大城为长方形布局，城设六门，道路连通城门，用至北魏。小城建于北魏，为北魏良乡县城，至五代时废弃。

　　汉代城市的建立是与汉代郡县制的地方行政管理系统直接相关的，形成了遍及北京的城市网络和以地缘政治为主体的社会结构。这在北京城市发展史上，属于本质的变化。

　　北京汉代发现的城址均为县城，有20余座。出于军事、交通的选址考虑，这些城址几乎遍及北京全市市域。城的形状主要为方形，长度一般不超过600米。通州的路县故城填补了国内汉代县城考古的空白。古代城市中，最显示规划特征的就是公共系统空间。因此，对于城市遗址公共系统空间（防卫、道路、给排水系统等）的考古工作成为最重要的工作之一。路县故城城内发现主要道路四条，城内还有建筑区，环城有护城河遗迹，城外之南发现了生活区、制陶遗址区、冶铸区等。值得注意的是，城外有水井231口，是北京地区考古发掘规模最大的汉代水井群。这么多的水井，已远超日常所需，所以推断其中有相当部分是为了满足手工业生产的需要而建造的。

　　广阳城城内发现汉代道路、水井等，在西垣南段和南垣西段外侧发现有护城河遗迹。昌平清河汉城城址结合位置和城内出的冶炼作坊遗迹，被认为是一处官营的专业性冶坊城。

　　燕山南麓四条交通大道的交会地，是建城的最佳选址之处，也就是现在北京城的西南区域。自20世纪50年代起，考古工作者相继在会城门、宣武门、姚家井、白云观等地发现战国、汉代古井200余座，在白纸坊以北发现战国时期燕文化墓群。这些发现为探寻燕上都蓟城、汉代蓟城的位置、范围提供了重要线索。

　　西晋时期的蓟城，并无直接的遗存留下来。根据西晋华芳墓志推断，西晋蓟城的西城墙在今天的会城门附近。

　　唐幽州城、辽南京城的考古实证发现较少，更多来自于文献的记载和墓志的推断。这些墓志像线索提示一样，可以把唐幽州城的城圈圈圆：东墙在烂漫胡同稍偏西；北墙约在头发胡同一线；南墙大致在白纸坊东西街一带；西墙在甘石桥稍东一带。

　　辽代多京并存，北京（当时为南京）是五都之一。根据辽代墓志推断，辽代南京城东城垣在法源寺以东，北城垣在复兴门南，南城垣在万泉寺北，西城垣在会城门经白石桥向南延长。辽南京城已具有三重城垣（大城、子城、外罗城）的格局和明显的中轴线。

　　自辽南京以来，历代北京城的设计规范之极，追求方正规矩、中轴对称、象天法地。这种绝对理性的平面布局让人感受到规划者对秩序的追求。

　　方正规矩 开创融合

　　海陵王迁都后，金中都城是在辽南京城的基础上向东、西、南三面扩建，模仿北宋东京城，而最终形成外城、皇城、宫城三城相套的模式。主要区域横跨现在的丰台区和西城区，北边界在长安街以南、东边界在陶然亭公园南北一线、南边界在南二环以南的位置、西边界在西三环以东的丽泽商务区一带。

　　金中都外城的东部、北部、东南部发现了金代建筑遗址、水井、河道等重要遗迹。尤其是在外城内西南隅发现的道路，属于次于门内大街一级的道路，形成的十字路口为研究金中都城内街巷布局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这些发现推测与金中都外城东开阳坊、开远坊、显忠坊、南永平坊、南苑等密切相关。

　　金中都城的城市规划有两个系统：一套是唐地方州城的里坊制，对金中都铁牛坊、东开阳坊的发掘取得了重要成果。东开阳坊内发现的建筑组群规模较大，结构完整、布局清晰，整体呈中轴对称分布，是金中都遗址范围内惟一经全面揭露且保存较好的“官式建筑”群。另一套是金中都扩展以后采取了比较新的街巷规划，并且在以后的元大都的街道规划中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这种新旧城市规制并存于一个城市之中的情况，正是代表了中国古代封建城市规划由中期转到后期的特点。

　　鱼藻池的考古发现为复原金代鱼藻池水系、研究鱼藻池湖岸盈缩变化提供了重要资料。通过发掘，确定鱼藻池为半岛，纠正了湖心岛旧说，为研究金代园林艺术提供了实物资料。水关遗址的发现确定了穿过风宜门和风景门之间的南城墙下流入金代护城河的确切水源路线。

　　元、明、清三代，北京一直作为全国首都。元大都的开放式街巷城市规划是中国古代城市的典型。元大都平面形制方正，外郭城共开设十一座城门。城内街道笔直规整，标准统一；主要干道与城门相连接、贯通，宽度固定。

　　元大都的宫城与皇城偏于外郭城内的南部，表现了“君人南面以治天下”的思想，即《周礼》中所讲居于天下之正位，强调了“惟王建国，辨方正位”。除了“匠人营国”，大都的总体设计还遵循了《周易》中象天设都、阴阳八卦的理念。

　　同时，元大都的规制和建筑也表现出了开创、变通、融合与发展。

　　元大都的设计，充分考虑了古高梁河水系的自然特点，将其有机融入到城市形态中，其最具特色之处就是以积水潭（海子）为中心布置城市和环太液池布置宫殿。这是一个大胆的创新。以水的位置和形态决定大都的城市格局和布置，反映了游牧民族传统的“逐水草而居”的深层意识和生活上的实际需要。

　　元大都的规划和修建在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开放式街巷制的道路系统彻底改变了唐长安城的方块形的里坊制街道系统；中轴线更为明确；前朝后市、左祖右社符合《周礼·考工记》的理念。

　　20世纪50年代至今，在元大都遗址内发掘各种遗迹数十处，比较重要的有和义门瓮城城门遗址、通惠河堤岸遗址、后英房院落等。这些相关的考古工作基本确定了元大都的形制与规模。值得一提的是，后英房元代住宅遗址院落布局采用“一正两厢”的格局，是明清北京四合院的前身。住宅的主院及两侧的旁院东西宽度近70米。住宅南北方向占满两条胡同之间的距离，基址规模为8亩，说明主人的社会地位较高。

　　明清北京城保持了东方山水城市的特点，沿用元大都的道路系统。中轴线是北京老城的灵魂和脊梁。中轴线附近发掘了永定门外中轴路、珠市口段排水渠、正阳桥及镇水兽、西板桥及河道等，实证了中轴线历代沿用的史实。老城依中轴线而规划形成，老城内的考古发现还有故宫外的长庚门段内金水河西侧明代建筑基址、明代北皇城墙基址、东皇城墙基址、东安门遗址等。

　　北京老城历经汉唐辽金元明清，是北京文化的主体，代表了城市发展。而在其外围，长城、大运河、三山五园是主体的基本构成，长城是“卫”，大运河是“养”，西山是“源”。三者相同类型的遗迹集中或线性分布，形成了北京三条文化带。长城文化带作为完整军事防御体系反映了中国古代北方边疆防御制度。大运河文化带反映了古人高超的水工技术和漕运文化。西山永定河文化带折射了多样的皇家文化、宗教文化、历史文化与民俗文化等。它们是北京老城之外的防御、漕运和园林体系，分别代表了皇家的军事、经济和生活需要。它们因老城而兴，并随着老城的发展而不断得到继承、加以演变。它们的位置既有自然地势原因，也有因地势之利的规划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