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锣支巷——帽儿胡同21号的梓潼文昌庙

梓潼文昌庙又名文昌帝君庙、梓潼庙。庙址位于帽儿胡同21号，东跨院在景阳胡同4号。明成化十三年（1477）始建，供奉文昌帝君。

传说文昌帝君原为北天的星宿，元延祐三年（1316）与名为张亚子的梓潼帝君合祀为一神。据《明史·礼制》记载，张亚子为晋时蜀人张育，东晋宁康二年（374）自称蜀王，在抗击前秦苻坚的战斗中战死。后人为纪念张育，即于梓潼郡七曲山建祠，尊奉其为“雷泽龙王”。后张育祠与同山之梓潼神亚子祠合祀，张育即转称“张亚子”。唐玄宗入蜀时，途经七曲山，有感于张亚子英烈，遂追封其为“左丞相”，并重加祭祀。唐僖宗避乱入蜀时，经七曲山又亲祀梓潼神，封张亚子为“济顺王”，并亲解佩剑献神。宋朝帝王多有敕封，如宋真宗封亚子为“英显武烈王”，宋光宗时封为“忠文仁武孝德圣烈王”，朱理宗时封为“神文圣武孝德忠仁王”。元仁宗延祐三年（1316）敕封张亚子为“辅元开化文昌司禄宏仁帝君”。于是梓潼神张亚子遂被称为“文昌帝君”。历代皇帝对文昌帝君恩礼有加，屡有加封。位于帽儿胡同的这座文昌帝君庙曾经是北京的“五坛八庙”之一，尤其是到了清朝嘉庆年间，这里的香火达到了极盛。

嘉庆六年（1801），嘉庆帝亲临重修后的梓潼文昌庙，行九叩大礼，对其可谓尊崇至极。皇帝在上谕中说：“敬思文昌帝君主持文运，福国佑民，崇正教，辟邪说，灵迹最著。海内崇奉与关圣大帝相同。”皇帝以如此崇高的规格祭拜文昌帝君当然是事出有因的。嘉庆元年（1796），四川、陕西、湖北等地爆发了白莲教起义，教众多为贫苦农民，他们以秘密宗教为组织，迅速扩大起义军的规模，声势最大时战火曾蔓延到川、陕、豫、鄂、甘五省。直到嘉庆九年（1804)，清政府才将起义军最终平定，耗银达两亿两之巨，极大地损耗了国力，清王朝国运从此急转直下。嘉庆六年，当着清政府与起义军战事正酣的紧要关头，皇帝对梓潼文昌庙的重修并亲临叩拜之举就是要借文昌帝君来“崇正教，辟邪说”，以安定民心，稳定清王朝的统治。梓潼文昌庙也间接地因为农民起义而香火繁盛。

该庙主要建筑依中轴线南北分布，计山门三间，硬山旋子彩绘。“魁光殿”三间，形制与山门略同。内供魁星立像、文昌帝君像、千手观音像。殿内悬“赞天佑民”匾，左右楹联为“普世长民莫如德，验天津地之谓高”，倒座匾曰“阴骘下民”。匾额楹联均为咸丰皇帝御笔。“魁光殿”前立嘉庆御碑一通、钟鼓楼各一座。殿后亦有嘉庆御碑，上覆碑亭，为嘉庆六年（1801）《御制文昌帝君庙碑记》，此碑系嘉庆皇帝亲自撰文，大学士刘墉书写。碑文记载了成化以来直至嘉庆年间修建及重修梓潼文昌庙的经过。刘墉书法道劲洒脱，位列“清四家”之一.碑文洋洋千余字，足谓书法之诊品。正殿名“敷文殿”，面阔三间，硬山顶后出抱厦，旋子彩绘。殿额亦为咸丰御笔。殿内正中供文昌帝君坐像，通高3.2米，左右立侍从像。后殿面阔5间，硬山顶。嘉庆六年起此殿供奉文昌帝君神位。后殿转角回廊房二十三间。此庙中轴线两端各有跨院，东跨院为四进，有观音殿、关公殿、具服殿等。其后殿东墙内嵌成化十三年（1477）重修碑记。清朝皇帝每年春、秋两仲月谴官到此致祭。

1936年第一次寺庙总登记时,该庙占地三亩二分，房屋一百零九间，住有僧人，存法物计有：佛像两尊、神像六尊、铜钟一口、铜五供一套，铛钙鼓各一份、地藏经两部、金刚经一部、石碑三通、松树五株、水井一眼。文昌帝君庙后改为“民生小学”校址，现部分为“帽儿胡同小学”。

据文物部门调查，文昌帝君庙原有山门已拆除盖了楼房，现为“帽儿胡同小学”。现存庙宇建筑尚有魁光殿，面阔三间，进深七檩，前后廊，旋子彩画。殿内金魁像一尊，高2.4米，一手持笔一手端砚，足下镏金麒麟，文昌帝君像一尊，带木制雕龙神龛。殿前嘉庆皇帝敕谕碑，已埋入地下。殿后《御制护国文昌帝君庙旧碑》，螭首方座，通高3.98米。敷文殿，面阔三间前出廊，进深七檩（10米)，后正间带悬山抱厦，面宽5.67米，硬山调大脊筒瓦顶，旋子彩画，内檐砌上明造。殿内供奉文昌帝君坐像一尊。东西配殿各三间，前出廊，为筒瓦过垄脊大式硬山房。顺东西配殿向北，环中殿有转角连房，东、西、北各七间，筒瓦清水脊，东连房南三间和北房东两间已改建，北房中间为过厅门，通后院。后殿五间，前出廊,进深七檩，调大脊筒瓦硬山顶，现已改建；西耳殿小三间，前出廊，为筒瓦过垄脊硬山顶；东耳殿已拆除改为后院门。由后院向东即进入东跨院，北殿三间、前出廊。南殿三间，前后廊，东西耳房各一间；东配殿三间，前出廊，南耳房一间，均为简瓦过垄脊硬山顶；西配殿已改建。整个庙宇建筑大部分成为民居。

殿内魁星殿前还有《御制护国文昌帝君庙旧碑》，石碑通高近4米，碑的阴面（北面）无字，南面则有碑文，且保存情况较好，通过辨认，正是嘉庆皇帝大修文昌庙后，重刻的碑文。另外，碑文中还有很多细节值得注意，嘉庆朝所刻的碑文是嘉庆老师朱珪撰写，并由大学士刘墉书丹，可见嘉庆皇帝对此事的重视，清重刻明代碑文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它也为后人如何保护古代石碑提供了借鉴。而且，碑文也是对北京历史地理的独特记载。碑文里提到了靖恭坊，它是明代北京城内的行政区划，如今南锣鼓巷以西在明代为靖恭坊；碑文有“厚载门外桥北东转为提督衙门街”一句，这句同样内涵丰富，“厚载门”就是地安门，“桥”指的是“万宁桥”，如今帽儿胡同西面曾经是“提督衙门街”。

一段短短的碑文，记录了明清两代的诸多历史，可见石碑的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