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锣支巷——雨儿胡同的“值年旗衙门”

雨儿胡同内有名人故居四处

由值月旗公署”到“值年旗衙门”

在雨儿胡同，曾经存在过一个现在少有人知的“值年旗衙门”，康乾盛世中的雍正六年（1728）始设立“值月旗公署”，而到民国十七年（1928）对“值年旗”的历史记载彻底消失，这以后“值年旗衙门”已经难以寻觅其踪迹。

到了雍正六年（1728），为了存放档案和办公的方便设立了“值月旗公署”，那时候就在雨儿胡同了。“值月旗”的工作人员，有当月的都统，还有从各旗抽调来的一年一换的值月官、领催、马甲、当月章京、骁骑校等等具体的办事人员。“值月旗”的经费则来自于各当值旗分的满洲旗的公费银，一般都是每月二十六两银子。可是到后来，负责值月旗的都统们就开始偷懒了，总是把这个月该办的事堆积到月底，好移交给下个月来接班的别的旗的都统们，下个月来的都统也会如法炮制，屡屡拖延，这样渐渐堆积了很多该完成却未完成的公事，就生出了弊病。雍正皇帝和乾隆皇帝都看到了这种情况，一再督促之下，情况仍然没有太大的好转，于是在乾隆十六年（1751），乾隆皇帝下令将“值月旗”改成“值年旗”，谕令：“近来八旗都统办事迟延，虽有值月大臣，率皆意存推诿，苟且了事，并不实力经理，殊属无益。嗣后八旗大臣等停止值月，着将都统、副都统等职名由部开列进呈，候朕简派数人，一年轮流一次并带能事之章京承办事件，年终缮折奏闻。”还明确说明“一年一次轮流值年，不必论旗……将一年内所完事几何、未完事几何，逐款缮折奏闻……将此永着为例。”自此，“值年旗”确定，不再论旗分值，而从八旗所有都统副都统中由皇帝指定拣派人选，仍然承办八旗汇总事务，年终要向上详细奏闻，延长当值期限以除值月旗“推诿成习”的陋风。同时，“值年旗衙门”的办事人员数量也有所增加，据初步估计，其人数至少为“值月旗公署”办事人员的两倍以上。“值年旗”的功能也有所扩大，比如选派旗官、负责召集八旗各级会议、岁末汇奏以及各种琐碎的旗务，等等。

这样的“值年旗”办法一直延续到清朝灭亡，甚至到民国年间，我们还可以在档案中发现任命值年大臣的历史资料，如最后一次在民国十六年（1927）十二月三十一日，北洋政府任命镶黄旗满洲都统那彦图、正黄旗汉军都统张广建、正白旗蒙古都统恩泽、正红旗满洲都统衡永、镶白旗满洲都统乌拉喜春、镶红旗汉军都统费毓楷、正蓝旗汉军都统载搏、镶蓝旗蒙古都统端绪管理“值年旗”事务，说明“值年旗”在民国十七年（1928）之前仍然存在。只是民国后的“值年旗”已经十分衰败，费莫瑞丰为民国四年（1915）“大总统”任命的镶白旗满洲都统兼副都统，当时清朝虽亡，但八旗制度未亡，只是凋敝的趋势无法控制，瑞丰竟可兼任镶白旗满洲都统与副都统，而纵观瑞丰尽心所辑录的《镶白旗满洲公牍》，值年旗为八旗兵丁向大总统恳求减免税银、减轻兵丁生活负担的要求分外多见，辛酸状况下的诉求也显露了此时的值年旗正在扮演着为八旗制度下的旗人谋生路的角色。虽然值年旗的负责人尽力为八旗人员生计向上级争取优待，陈述八旗人民的困苦现状，但是已经无法挽救渐渐逼近贫穷的旗人们的生活。在金启琮先生所著《北京城区的满族》中，他描述了民国年间饥饿困苦前去请愿的旗人队伍，先到值年旗衙门前聚集求援的场景。

以上就是值月旗、值年旗的大体发展脉络和情况，无论是值月旗还是值年旗，他们最大的作用就是会理旗务，使八旗各旗分之间更加协调，以利于提高八旗事务的办理效率。

雨儿胡同25号至33号当年值年旗衙门旧址

今天的南锣鼓巷雨儿胡同已经很难找到“值年旗衙门”的遗迹了，即使是在《乾隆京城全图)上，我们也难以在雨儿胡同的各个院落中辨认出并没有明确标识的“值月旗公署”的确切位置，但是可以确知的是，值年旗衙门确实就在雨儿胡同。根据《日下旧闻考》等史籍的记载，值年旗衙门位于雨儿胡同的北侧，是坐北朝南的“前后四层”的院落，大约有四十间房子。有关值年旗衙门地址的记载最后出现在史料中是民国六年（1917）的一次官方调查，证明其衙门地址仍在“地安门外雨儿胡同路北”。2005年出版的《东华图志——北京东做史迹录》，只是把表示已经没有遗址留存的蓝色标记点设置在了雨儿胡同路北的作为值年旗衙门曾经存在的证据。今雨儿胡同25号至33号都是当年值年旗衙门的范围，其中25号至27号是值年旗附属的镖局，31号院是衙门的办公地；胡同南侧30号院则是值年旗马圈。经过观察，27号院内确实还保留有较完好的硬山顶合瓦清水脊的房屋；31号院门对面有一座八字形青砖照壁，显示出这座宅院的与众不同。但这一带是否就是“值年旗衙门”的所在，目前还不能确定，尚需新史料的进一步印证。